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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这里，你谈任何抽象的东西都没有人反对，因为在我们这个国家，有些抽象的东西本来就不起作用，你爱说就说吧。我们说的和做的是两码事。社会走到这一步，我们缺少了真诚，人与人之间不再有真诚。包括每个普通人，我们自以为比别人高尚，其实不一定。有很多很坏的行为，我们都已经不认为是坏的行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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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很多年轻人出国留学要写推荐信。推荐信就是写你对一个人的了解和评价，但在我们国家已经不是这样了。他爸认识谁，找一个关系，请个名教授写推荐信，但这教授其实连孩子都没见过。而且他还说，我们不能太麻烦老师了，我知道你很忙，推荐信我们已经起草好了，你签一个字就行。这本是很严重的道德问题，但我们很多人已经不把这当作道德问题来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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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我们国家，抽象的东西是没有人反对的。因为语言上你没有办法去反对，只能想办法改变它的实体，久而久之，我们说的话和我们真实的、本来的含义就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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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来源：搜狐财经《第一访谈》；访谈人：周克成；时间：2012年8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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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新启蒙：思想市场驱动中国变革 法律要合乎天理[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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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背后得有一个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天理，西方叫自然法。很多人以为我们只要做到有法可依，违法必究，那就是法治社会了，这是错误的。法治社会需要有法可依，需要违法必究，不能有任何人能超越法律。但是如果法律制定的时候不符合天理，不符合自然法，那这样的法律制度就不能叫作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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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人：现在很多人都在谈减税，但我们也看到，似乎减税总是落不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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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关于中国的税收问题，我认为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中国的税率本身确实可能太高。另一个严重的问题是，在税外附加的那些剥夺、掠夺非常严重，包括政府征税都不是严格按规矩来的。好比假如今年税收预期达不到目标，税务局就会去企业把明年、后年几年的税都征了。如果企业不交这些税，那企业就没法生存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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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点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下去调查一下，看看是不是事实。这些税法之外的苛捐杂税，或者这样一种不正当的、不符合法律的做法，恰恰是影响现在企业投资经营积极性的最严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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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好多名义上的税率也要进行调整，但我更关注的是我们的税收本身要走向法治，税务部门、征税的人必须都按法律去办。如果不这样，仅仅调整税率，我觉得能解决的问题很有限。对于很多中产阶级的人来讲，他们害怕的是什么？有的时候真的不是税收偏高了，而是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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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不符合规则、不符合法律的做法，带来的问题就是所谓的“逆向选择”。那些守法的人受到的伤害最大，而有些人可以通过各种关系减少受到的伤害，甚至可能从这种不确定性中得到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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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其他法律也都存在这种问题，比如新的《劳动合同法》、最低工资等很多规定，守法的企业都害怕这些问题，因为它们必须遵守，所以，对它们这方面的成本影响很大。但有一些企业就无所谓，因为反正它也不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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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法律越不合理，对好人的伤害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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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人：看来一些法规本身在制定上就已经存在很多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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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是的。法律是人定的，人可能犯错误，定法律的人也可能有自己的私心，也可能有情绪、有偏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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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总认为，法律背后得有一个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天理，西方叫自然法。很多人以为我们只要做到有法可依，违法必究，那就是法治社会了，这是错误的。法治社会需要有法可依，需要违法必究，不能有任何人超越法律。但是如果法律制定的时候缺少了刚才我讲的那种精神，不符合天理，不符合自然法，这样的法律就不能叫作法治。社会要广泛讨论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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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中国最重要的问题是很多法律本身就不合理。比如过去我们有所谓注册资本，这一资本注册时就必须到位，不到位就违法，就是一个罪行。但现实是很多企业要投资1 000万，但是这1 000万可能要逐步投入，可能最初交几十万就行了，而不是一下子就把1 000万都放进去。我承诺1 000万就是承诺一种责任，我以我的这个承诺去跟别人进行商业交往，包括向别人借债。假如我只放进去500万，最后还不起那个债，就另外再拿出500万来，按我的承诺来承担债务。这在西方是早就解决的问题，但是我们国家现在才开始。过去的几十年里，对好多民营企业来讲，头上有一把剑就是虚报注册资本。这本身就不符合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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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我们最初的改革就在改这些不符合天理的东西。比如人民公社就不符合天理，所以，安徽的小岗村农民就起来废除了它，后来1983年《宪法》也废除了它。改革必须要使我们的法律、规则更合理一些，更正确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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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来源：和讯网；访谈人：苏东；时间：2013年1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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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新启蒙：思想市场驱动中国变革 民主建立在自由基础上[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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