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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468003 目前,只有先通过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使官员的权力相对缩小,这时候再给他高一点儿的薪水是可以的。同时,权力小的话,人民监督就比较容易,权力大了没办法监督。比如,没有谁能够说清楚一个项目批得对还是不对,官员没有这种权力,大家监督就很容易。这样,工资也就不需要那么高了,一个处级干部也许一年收入20万、30万就不腐败了,现在100万也很难让那些握有实权的官员不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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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468005 当然,人性有贪婪的一面,这就是为什么要制定规则约束他们,为什么要进行分权、制衡。如果当贪官比当清官要容易得多,真正的清官都是可怜人,明明这个位置该他上,但最后就成了比赛谁能够拿出的钱多,拿出钱多的就把关系搞得越来越好。官场生态被破坏到这种程度,仅靠个人道德已经很难解决这个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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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468007 访谈人:你怎么看国有企业的垄断和腐败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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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468009 张维迎:现在,我们老百姓脑子里有很多误解,认为国有企业就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其实它不是这样,因为任何组织都是由有血有肉、有意识、有思想的人在控制的,无论是私有企业的老板还是国有企业的老总,都有他们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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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468011 私有企业出了问题有人负责任,国有企业出了问题可以不负责任。由于这个原因,国有企业内部的腐败问题非常严重。当然,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也有勾搭。现在,在国有企业里当个官员,也出现了买官卖官的现象。所以,国有企业现在已经成了社会不公平、不公正和腐败非常重要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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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468013 国有企业这种性质对社会道德的损害有多大?人类首先有公平的诉求,然后才有道德观念。如果人们认为社会很不公平,就很难有道德。现在,国有企业可以凭特权赚钱,可以挤压民营企业的空间,让民营企业家有很好的道德就比较难。如果国有企业招工,有两个学生申请,一个学习好、一个学习差,学习差的有关系就可以进去,而学习好的没有关系就进不去,他会认为这公平吗?会有道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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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468015 从这个意义上,如资中筠先生所说,现在我们不仅是官员腐败,而且是全民腐败,只要有一点点权力的人都想腐败,比如你到停车场,收费员说要票20块,不要票10块。这也是一种社会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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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468017 现场提问:从博弈论来看,全民腐败意识的根源和动机是什么?关于言论自由对腐败的约束,你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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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468019 张维迎:博弈论是一种方法,现在慢慢延伸到整个社会科学,包括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合作、冲突,它已经超越了传统经济学简单的成本收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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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468021 我认为人类社会最大的博弈就是政府与老百姓之间的博弈。政府怎么得到老百姓的信任,政府怎么才能真正有权威?好多人认为,政府的权力越大就越强大。其实,历史上看并不是这样,权力不受约束的政府,其实是最脆弱的政府,“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一个真正强大的政府必须得到老百姓的信任,每个人都开心,社会发展就快,不存在那么多“维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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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468023 如果我们真正有了法治,也就没有那么多矛盾了。一个没有法治的社会,是最容易出现动乱的社会,最容易不稳定的社会。在法治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很多矛盾就变成了一些零散的矛盾,是容易化解的。比如拆迁,老百姓认为不公可以去法院告政府,法院判决就解决了纠纷。但我们的现实是,由于政府弱化了法院的独立地位,法院没有权威,结果使得在中国本来应该是法律的问题变成了政治问题,一旦变成了政治问题之后,就看谁的声音大了,而不是谁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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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468025 言论自由是制约政府的重要力量。综观世界,各国的腐败程度与言论自由的程度是成反比的。没有言论自由的国家,腐败一定比较严重,尽管言论自由并不一定能消灭腐败现象。我们现在没有真正的言论自由,反倒有很多不负责任的言论。其实,言论自由不是没有边界的,就像人的身体自由,我可以挥动我的拳头,但我不能打着你,因为我们的自由都是对等的。在言论自由的社会,诽谤、诬陷都有严格的法律约束。而现在好多老百姓名誉权往往得不到保护,这跟官本位严重有关。比如你被诬陷了,要去报案,结果警察问你是人大代表吗?不是,你是官员吗?不是,就很难立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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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468027 如果我们真正有了言论自由,媒体的声誉就变得非常重要,老说假话,就没声誉了,没人看它,广告费上不来就垮台了。当然,我绝不否认法律本身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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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468029 访谈人:包括你本人在内的一些学者提出,对贪官要赦免,因为贪污与转型期的特殊情境有关。能否给我们做一下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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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468031 张维迎: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反腐败的目的是建立一个比较廉洁的政府,如果已经存在的腐败过于严重,特赦就可能成为必要的选择。历史上好多国家、地区都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比如香港在20世纪70年代反腐败的时候就规定,以前的贪腐行为不算账了,但从现在开始,任何人哪怕有一分钱的腐败都要严惩不贷。结果香港政府就变成了廉洁的政府。这也是我们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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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468033 特赦实际上就是对过去的事情做个了断,让官员放下包袱重新做清官。对老百姓来说,严惩腐败官员的诉求是正当的,符合公正原则。但我们要理性思考。打个比方,企业欠了好多钱,资不抵债,一种办法是对其进行破产重组,免除一部分债务,企业还可以继续往前发展,以后还可以还钱;另外一种办法就是马上清盘,结果就是一分钱都还不了。聪明的债权人通常会选择债务重组,比如希腊债务危机,所有的银行同意豁免债务的一部分,减一半或2/3,这样银行至少还能拿到一部分。腐败官员就类似债务人,我们老百姓是债权人。我希望能讨回所有债务,但以我的判断,如果不对他们进行“债务重组”,我们什么都得不到。清盘不可能把贪官都抓起来。按照现在的趋势,我觉得会越来越严重,贪污者不会有任何收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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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468035 访谈人:博弈论都会给问题一个“解”。那么对当今中国的腐败问题,有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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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468037 张维迎:不是无解,而是有大解、小解之分。不要以为腐败就是商人给官员送点儿钱获得一个项目。更严重的腐败是官员跟官员之间的买官卖官。我自己的判断,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全国60%、70%的干部是通过能力和工作业绩被提拔的。现在呢?情况完全不同了!原来是一进政府就要好好干事,现在只埋头干事十有八九是没有希望的。现在跟过去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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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468039 根据我讲的腐败不等式,反腐败的措施可以总结为几个方面:第一,提高官员的工资,即所谓“高薪养廉”;第二,进一步加强监督,提高腐败被发现的概率;第三,削减政府官员的权力,从而降低权力可能带来的租金;第四,加大处罚力度,让惩罚更有威慑力;第五,通过道德教育提高脸皮系数,使得惩罚的心理成本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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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468041 在所有这些措施中,削减政府官员的权力是治本的方法,其他的基本上都是治标的方法。前面已经说过了“高薪难以养廉”,这里再说加强监督的问题。近几年反腐败的力度不断加大,但腐败仍然愈演愈烈,可见仅靠监督效果是有限的。还有一个“谁来监督监督者”的问题,你把权力关进笼子里,但钥匙还是他拿着,有什么用?还是需要有一个特殊的机制,否则我们会陷入一个恶性循环,甚至反腐败会成为权力斗争的工具。结果,官员就会竞相腐败,以便攀上更高的领导。这样对腐败的遏制就非常有限。增加惩罚的空间也非常有限。可见,治本的办法就是削减官员权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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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468043 当然,在现有的体制下,削减权力是不容易的,甚至几乎是不可能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真正治本的方法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第一步是真正建立法治国家,把权力约束在法律之内,这包括真正落实人民代表的选举,选举要真正让人民表达意愿和意志,选出的人民代表要对选民有个交代,对人民负责,人大就真正变成了宪法讲的最高权力机关。其次,落实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这一宪法原则。这样,媒体对政府的监督就要大得多。现在有了互联网之后,微博、微信等也是一种监督,但这种监督只是一种技术突破,没有制度化的保证。还要做到司法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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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468045 第二步,推进整个民主化的进程,这需要从政治体制改革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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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468047 [34] 来源:财新《中国改革》读书会;访谈人:张剑荆;时间:2013年4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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