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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新启蒙：思想市场驱动中国变革 尾篇 追求沉思与顿悟的快乐[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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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如果为了迎合政府的某种偏好或政府的政策而建立所谓的理论，就偏离了学术的轨道。同样，学者也不应该去迎合大众的或者所谓民粹的一些东西，这也是不符合学术精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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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真的追求真理，真的想探索人类社会或自然界现象背后真正的法则，就应该做好受批判的准备。如果一个学界同人期待着他每提出一个观点都得到多数人的拥护，那他不大可能成为真正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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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说，人有三种生活，一种叫享受的生活，一种叫政治的生活，一种叫沉思的生活。沉思的生活，是人的理性的最高追求，是我们在思考，在努力理解这个世界，有一种看戏的心态。我喜欢的，是这种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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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具有的一个特征就是好奇心，认识世界的冲动，一种追求卓越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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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市场经济，但在中国要建立市场经济，如果只有经济学家理解市场经济，那是建立不起来的。如果不能从道德上证明市场的正当性，是不可能说服大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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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坚信我的那些东西，所以我不会受什么干扰地去思考问题。但你知道人都有世俗的一面，所以我不断地修炼，并给自己提出一个修炼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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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来源：《华夏时报》；访谈人：商灏；时间：2013年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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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新启蒙：思想市场驱动中国变革 学术不要太多卷入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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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人：有人认为中国目前有两类最危险的经济学家：一类是国家主义派，以所谓“超越凯恩斯主义”的外衣包装“国家资本主义”的政策主张，迎合政府官员干预经济的需求；一类是所谓民粹主义经济学家，煽动民众反对市场化改革。他们认为这两股思潮结合在一起，形成推进改革的巨大阻力。你同意这个看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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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首先，每个人，包括学界人士，对经济改革、经济增长、体制问题等发表各种各样的看法，这是他们基本的权利。人类本身的进步，来源于对很多知识的探讨，理念的突破。那么，每个人大概都会有自己的观点，我觉得这很正常。从历史来看，人类本身往往处于很无知的状态。有时候，我们可能认为某个人是大救星，但过后也许证明这种认识是错误的。也有些我们现在认为是错误的东西，也许未来证明是对的。所以，我必须坦率地讲，我不能去判断谁最危险，谁最不危险。我只能以我现在的知识、我的研究，去判断什么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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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解决学者之间观点分歧的最好办法是学术争论，但我也不希望任何学术性的争论太多地卷入政治。我的意思是说，学者如果为了迎合政府的某种偏好或政府的政策而建立所谓的理论，就偏离了学术的轨道。同样，学者也不应该去迎合大众的或者所谓民粹的一些东西，这也是不符合学术精神的。这些都是我们所要防止的倾向。迎合政府和迎合大众的东西容易获得一定喝彩，这比较危险，无论谁提出这种东西，都一样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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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想，再重要的争论，也还是要用学术自由，通过思想市场的竞争来解决。但如果一个国家的执政党和政府控制的资源太多，要保证学术市场的公平公正可能就比较难，这也是我不断呼吁要给予学术争论以更多自由的原因所在。政府不能控制太多资源，否则就会扭曲学术的激励机制，而被扭曲的学术激励机制下的学术就很难再叫学术了。这也是我们应该防止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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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从古到今都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如我刚才所说，人类本身经常处于很无知的状态，我们在思想或理论上会犯很多错误，有时候新的观点并不一定就代表知识进步，它有可能是一种倒退。但人类应该珍惜我们的学习能力，也就是说，对于过去某个时候犯的错误，我们应该好好加以总结，争取“吃一堑，长一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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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政府的产业政策，这么多年的产业政策犯了那么多错误，就不是偶然性的。政府究竟有没有能力去制定这样的政策？政府怎么能够知道什么是新兴产业、如何形成新兴产业？现在看来，政府这方面的知识很有限。新兴产业只有靠企业家精神才能够去发现，只有通过市场的竞争才能够去选择。在这方面，我和林毅夫教授的很多观点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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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观点只代表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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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人：现在对于你的评价，似乎也有两类：一类认为你是中国大陆少数拿得出手的经济学家之一，认为你说真话，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榜样，是一位冷静思考的学者，你的产权改革理论对中国过去的体制改革和经济增长的贡献很大；另一类则对你持批评意见，认为你为权贵们服务，是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中国“资产阶级”的鹰犬，甚至还有人认为你的言论是汉奸、走狗言论。你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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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无论是表扬的还是批评的，这两类意见我都不敢接受。说我好，我也许受之有愧，中国有不少我非常敬佩的经济学家，他们为改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说我不好，我觉得也可能不符合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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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事经济学研究近30年，总是按照自己的逻辑去分析问题、表达问题，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努力保持一颗自由的心。我有怎样的认识，就会怎样讲，并不会迎合任何人，无论是当权者还是有钱人，或者普通大众。否则，就不符合我一直的追求，也不符合我刚才所提到的学者做学问的那种基本的人格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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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我的观点对与错，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既然说出来，就是因为我真心地相信它是对的。如果有人认为它不对，可以进行一些批评。从我自身来讲，如果做学问是为了迎合某一种人，我觉得没这个必要。我干吗去迎合？我自己做生意去就是了。而且，我认为这其实也应成为我们普遍遵守的一种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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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国内确实有这样一些问题，当我们在探讨观点分歧的时候，人们老想找一条阶级分界线，这可能是受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影响，认为学术是有阶级性的，什么阶级说什么话，一种思想一定代表某个特定的阶级。这种带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多元逻辑论否定普世价值，本身就是一种流毒，一种不符合科学精神的认识。不缜密、不科学的阶级化其实是否定科学本身。比如过去人们所谓“资产阶级的经济学”、“无产阶级的经济学”，这等于否定经济学本身。现在所谓的“资产阶级民主”、“无产阶级民主”，也是否定民主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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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人类的认识，可能有各种分歧，对同样事情有不同的看法，但必须相信，真理最后只有一个，只是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是哪一个而已。我不否认，人类历史上总是有一些专门的辩护术，替某一种人说话，但这种东西本身不符合科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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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这么多年所说的观点，只代表我自己，不代表任何人，而且我也没能力代表别人，我也不想代表别人。因为我觉得，如果代表别人，就不是你自己了。如果我做这样的研究，就没有任何意义。我之所以做一些事情，是因为我觉得有意义，它只代表我自己。我觉得这是秉承一种基本的学术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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