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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想，再重要的争论，也还是要用学术自由，通过思想市场的竞争来解决。但如果一个国家的执政党和政府控制的资源太多，要保证学术市场的公平公正可能就比较难，这也是我不断呼吁要给予学术争论以更多自由的原因所在。政府不能控制太多资源，否则就会扭曲学术的激励机制，而被扭曲的学术激励机制下的学术就很难再叫学术了。这也是我们应该防止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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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从古到今都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如我刚才所说，人类本身经常处于很无知的状态，我们在思想或理论上会犯很多错误，有时候新的观点并不一定就代表知识进步，它有可能是一种倒退。但人类应该珍惜我们的学习能力，也就是说，对于过去某个时候犯的错误，我们应该好好加以总结，争取“吃一堑，长一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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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政府的产业政策，这么多年的产业政策犯了那么多错误，就不是偶然性的。政府究竟有没有能力去制定这样的政策？政府怎么能够知道什么是新兴产业、如何形成新兴产业？现在看来，政府这方面的知识很有限。新兴产业只有靠企业家精神才能够去发现，只有通过市场的竞争才能够去选择。在这方面，我和林毅夫教授的很多观点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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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观点只代表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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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人：现在对于你的评价，似乎也有两类：一类认为你是中国大陆少数拿得出手的经济学家之一，认为你说真话，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榜样，是一位冷静思考的学者，你的产权改革理论对中国过去的体制改革和经济增长的贡献很大；另一类则对你持批评意见，认为你为权贵们服务，是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中国“资产阶级”的鹰犬，甚至还有人认为你的言论是汉奸、走狗言论。你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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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无论是表扬的还是批评的，这两类意见我都不敢接受。说我好，我也许受之有愧，中国有不少我非常敬佩的经济学家，他们为改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说我不好，我觉得也可能不符合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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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事经济学研究近30年，总是按照自己的逻辑去分析问题、表达问题，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努力保持一颗自由的心。我有怎样的认识，就会怎样讲，并不会迎合任何人，无论是当权者还是有钱人，或者普通大众。否则，就不符合我一直的追求，也不符合我刚才所提到的学者做学问的那种基本的人格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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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我的观点对与错，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既然说出来，就是因为我真心地相信它是对的。如果有人认为它不对，可以进行一些批评。从我自身来讲，如果做学问是为了迎合某一种人，我觉得没这个必要。我干吗去迎合？我自己做生意去就是了。而且，我认为这其实也应成为我们普遍遵守的一种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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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国内确实有这样一些问题，当我们在探讨观点分歧的时候，人们老想找一条阶级分界线，这可能是受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影响，认为学术是有阶级性的，什么阶级说什么话，一种思想一定代表某个特定的阶级。这种带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多元逻辑论否定普世价值，本身就是一种流毒，一种不符合科学精神的认识。不缜密、不科学的阶级化其实是否定科学本身。比如过去人们所谓“资产阶级的经济学”、“无产阶级的经济学”，这等于否定经济学本身。现在所谓的“资产阶级民主”、“无产阶级民主”，也是否定民主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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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人类的认识，可能有各种分歧，对同样事情有不同的看法，但必须相信，真理最后只有一个，只是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是哪一个而已。我不否认，人类历史上总是有一些专门的辩护术，替某一种人说话，但这种东西本身不符合科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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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这么多年所说的观点，只代表我自己，不代表任何人，而且我也没能力代表别人，我也不想代表别人。因为我觉得，如果代表别人，就不是你自己了。如果我做这样的研究，就没有任何意义。我之所以做一些事情，是因为我觉得有意义，它只代表我自己。我觉得这是秉承一种基本的学术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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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清除那种什么都用阶级分析方法的历史余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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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真理就要准备接受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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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人：如果说弗里德曼的市场理论增进了人类的福祉，那么，为什么信奉他理论的你，在中国会遭到许多人的反对？你认为那些捧你的人为什么捧你？骂你的人为什么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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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这很自然，就像我刚才所说，人的认识有分歧，学者之间的观点尤其有分歧。人类的知识受到很多因素的约束，一个人想寻找真理却不一定能找到真理。普通人更容易从直感的角度判断问题，而这经常不是科学的角度。人们往往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科学的真理需要有严格的逻辑分析，但这有时可能并不为人们所喜欢，或者，科学结论有可能戳穿了那些原来伪装的利己行为。比如政府官员制定的很多政策看似为老百姓好，但实际上是为了官员自己的私利，结果是伤害了老百姓。但一般人从直感的朴素的角度考虑问题，只看到所宣称的目标，看不到真正的动机，更不分析手段是否能实现目标。比如，宣传说要给某些人涨工资，那么这些人肯定很高兴，但实际上，如果这种所谓的涨工资伤害了公平竞争，则最后有可能谁的工资也涨不了，甚至连工作也找不到了。然而人们可能不会预测到这些后果。一般人容易被表面现象所迷惑，而那种严肃冷静的逻辑分析，有时候不是每个人都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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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性里还有一种东西，就是爱占别人的便宜。但经济学告诉我们，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但很多人却觉得有免费的午餐，比如很多人希望自己的消费可以公家报销，花别人的钱，自己可以不劳而获，人的心理都有这种倾向。我们现在有些制度就给人们这样的迷惑，有很多的公款消费、政府消费，被认为是免费的午餐，却没有认识到“羊毛出在羊身上”。政府的收入来自老百姓的生产，当政府拿得多的时候，人们就可能没有积极性干活了，这时候反倒问题更多了。包括人们所关切的收入分配问题，政府说要更平均地分配，这时很多人可能就会很高兴，但实际上，结果是什么？是很多人没有工作积极性了。还有更严重的问题，政府把分配的权力拿在手里，却并不是按照真正的公平原则加以分配，而可能创造很多特权、关系，导致更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公。比如政府动辄投资几百个亿，这其中就可能有很多腐败，就可能很多好处被人拿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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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很多人可能并不去分析这些现象。必须承认，正因为这样，我们人类才需要科学，才要有人揭示现象背后的本质。从这个意义上讲，科学精神的普及在中国社会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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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对于我的一些观点，有些人不理解，某种意义上这没有什么不正常。我并非说我一定正确，但我必须要说的是，好多正确的东西并非为大多数人所认识。反过来，多数人认为正确的东西，并不一定是正确的。科学不能讲民主、多数人说了算。如果是那样，几百年前哥白尼提出日心说的时候，一投票表决，他肯定输了。这类现象在人类历史上，应是常规，而非特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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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认为的所有最伟大的思想，在历史上曾经相当长时间里都是受批判的。在西方基督教世界，当耶稣死的时候，罗马帝国的基督教徒只有千把来人，耶稣死后300年间，基督教在罗马帝国被视为邪教，被视为一种“淫荡的宗教”，教徒不断受到迫害。直到公元392年，罗马帝国皇帝才确认基督教为国教。中国的孔子、朱熹在他们活着的时候也一样受到过批判。所以，我认为这是人类很正常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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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真的追求真理，真的想探索人类社会或自然界现象背后真正的法则，就应该做好受批判的准备。如果一个学界同人期待着他每提出一个观点都得到多数人的拥护，那他不大可能成为真正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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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人：一度，你说你对舆论感到害怕。现在，你还是害怕舆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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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其实我很不喜欢被人议论，从这个意义上讲，应是一直害怕舆论，但不能由于这个原因就不说出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因为那样也是一种不负责任，那等于违背自己的使命，违背自己的良知。所以，真正的学者必须做好被别人批评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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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人，无论经商、当官、做学问、做记者，只要是人，都有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都希望别人说自己好，而不希望别人骂自己。但你所希望的和你实际所得到的，总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因此在争取得到最好的结果的同时，也必须做好得到坏结果的准备，这对于任何做学问的人来讲，都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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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体制促进人类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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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人：有人称你为“坚定的市场经济主义者”，你觉得你是什么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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