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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反腐败的目的是建立一个比较廉洁的政府，如果已经存在的腐败过于严重，特赦就可能成为必要的选择。历史上好多国家、地区都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比如香港在20世纪70年代反腐败的时候就规定，以前的贪腐行为不算账了，但从现在开始，任何人哪怕有一分钱的腐败都要严惩不贷。结果香港政府就变成了廉洁的政府。这也是我们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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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赦实际上就是对过去的事情做个了断，让官员放下包袱重新做清官。对老百姓来说，严惩腐败官员的诉求是正当的，符合公正原则。但我们要理性思考。打个比方，企业欠了好多钱，资不抵债，一种办法是对其进行破产重组，免除一部分债务，企业还可以继续往前发展，以后还可以还钱；另外一种办法就是马上清盘，结果就是一分钱都还不了。聪明的债权人通常会选择债务重组，比如希腊债务危机，所有的银行同意豁免债务的一部分，减一半或2/3，这样银行至少还能拿到一部分。腐败官员就类似债务人，我们老百姓是债权人。我希望能讨回所有债务，但以我的判断，如果不对他们进行“债务重组”，我们什么都得不到。清盘不可能把贪官都抓起来。按照现在的趋势，我觉得会越来越严重，贪污者不会有任何收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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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人：博弈论都会给问题一个“解”。那么对当今中国的腐败问题，有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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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不是无解，而是有大解、小解之分。不要以为腐败就是商人给官员送点儿钱获得一个项目。更严重的腐败是官员跟官员之间的买官卖官。我自己的判断，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全国60%、70%的干部是通过能力和工作业绩被提拔的。现在呢？情况完全不同了！原来是一进政府就要好好干事，现在只埋头干事十有八九是没有希望的。现在跟过去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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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讲的腐败不等式，反腐败的措施可以总结为几个方面：第一，提高官员的工资，即所谓“高薪养廉”；第二，进一步加强监督，提高腐败被发现的概率；第三，削减政府官员的权力，从而降低权力可能带来的租金；第四，加大处罚力度，让惩罚更有威慑力；第五，通过道德教育提高脸皮系数，使得惩罚的心理成本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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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这些措施中，削减政府官员的权力是治本的方法，其他的基本上都是治标的方法。前面已经说过了“高薪难以养廉”，这里再说加强监督的问题。近几年反腐败的力度不断加大，但腐败仍然愈演愈烈，可见仅靠监督效果是有限的。还有一个“谁来监督监督者”的问题，你把权力关进笼子里，但钥匙还是他拿着，有什么用？还是需要有一个特殊的机制，否则我们会陷入一个恶性循环，甚至反腐败会成为权力斗争的工具。结果，官员就会竞相腐败，以便攀上更高的领导。这样对腐败的遏制就非常有限。增加惩罚的空间也非常有限。可见，治本的办法就是削减官员权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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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现有的体制下，削减权力是不容易的，甚至几乎是不可能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真正治本的方法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第一步是真正建立法治国家，把权力约束在法律之内，这包括真正落实人民代表的选举，选举要真正让人民表达意愿和意志，选出的人民代表要对选民有个交代，对人民负责，人大就真正变成了宪法讲的最高权力机关。其次，落实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这一宪法原则。这样，媒体对政府的监督就要大得多。现在有了互联网之后，微博、微信等也是一种监督，但这种监督只是一种技术突破，没有制度化的保证。还要做到司法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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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推进整个民主化的进程，这需要从政治体制改革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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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来源：财新《中国改革》读书会；访谈人：张剑荆；时间：2013年4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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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新启蒙：思想市场驱动中国变革 尾篇 追求沉思与顿悟的快乐[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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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如果为了迎合政府的某种偏好或政府的政策而建立所谓的理论，就偏离了学术的轨道。同样，学者也不应该去迎合大众的或者所谓民粹的一些东西，这也是不符合学术精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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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真的追求真理，真的想探索人类社会或自然界现象背后真正的法则，就应该做好受批判的准备。如果一个学界同人期待着他每提出一个观点都得到多数人的拥护，那他不大可能成为真正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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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说，人有三种生活，一种叫享受的生活，一种叫政治的生活，一种叫沉思的生活。沉思的生活，是人的理性的最高追求，是我们在思考，在努力理解这个世界，有一种看戏的心态。我喜欢的，是这种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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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具有的一个特征就是好奇心，认识世界的冲动，一种追求卓越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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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市场经济，但在中国要建立市场经济，如果只有经济学家理解市场经济，那是建立不起来的。如果不能从道德上证明市场的正当性，是不可能说服大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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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坚信我的那些东西，所以我不会受什么干扰地去思考问题。但你知道人都有世俗的一面，所以我不断地修炼，并给自己提出一个修炼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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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来源：《华夏时报》；访谈人：商灏；时间：2013年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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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新启蒙：思想市场驱动中国变革 学术不要太多卷入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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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人：有人认为中国目前有两类最危险的经济学家：一类是国家主义派，以所谓“超越凯恩斯主义”的外衣包装“国家资本主义”的政策主张，迎合政府官员干预经济的需求；一类是所谓民粹主义经济学家，煽动民众反对市场化改革。他们认为这两股思潮结合在一起，形成推进改革的巨大阻力。你同意这个看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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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首先，每个人，包括学界人士，对经济改革、经济增长、体制问题等发表各种各样的看法，这是他们基本的权利。人类本身的进步，来源于对很多知识的探讨，理念的突破。那么，每个人大概都会有自己的观点，我觉得这很正常。从历史来看，人类本身往往处于很无知的状态。有时候，我们可能认为某个人是大救星，但过后也许证明这种认识是错误的。也有些我们现在认为是错误的东西，也许未来证明是对的。所以，我必须坦率地讲，我不能去判断谁最危险，谁最不危险。我只能以我现在的知识、我的研究，去判断什么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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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解决学者之间观点分歧的最好办法是学术争论，但我也不希望任何学术性的争论太多地卷入政治。我的意思是说，学者如果为了迎合政府的某种偏好或政府的政策而建立所谓的理论，就偏离了学术的轨道。同样，学者也不应该去迎合大众的或者所谓民粹的一些东西，这也是不符合学术精神的。这些都是我们所要防止的倾向。迎合政府和迎合大众的东西容易获得一定喝彩，这比较危险，无论谁提出这种东西，都一样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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