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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市场经济，我们同样可以避免“文化大革命”的那种破坏。在市场经济环境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业，都有自己的努力方向，都有生存压力，就不会去停工闹革命，不会所有人都要去斗争。因为市场上，一个人通过斗争别人，不可能获得好处，而只有为别人创造价值，才能获得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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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可以说我是坚定的市场主义者、自由主义者，而且我还相信，市场不仅让人更好地合作，让人类创造更多的财富、更先进的技术，生活得更好，而且非常重要的是，市场也是建立良好道德秩序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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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世界来看，凡是采取了真正市场经济的国家和地区，人们的道德水平、诚信和相互信任程度都比较高。比较一下美国和中国，甚至同样是中国人，比较一下大陆和香港、台湾，就很不一样。市场上诚信是一个人生存和一个企业发展的基本条件，一个人靠坑蒙拐骗可以赚一时之钱，但不可能持续赚钱，市场经济一定会淘汰假冒伪劣、坑蒙拐骗等不诚实的行为。所以，我们看到中国现在出现很多这类问题，恰恰是因为我们并没有真正进入市场经济所造成的。我们仍然有很多特权，这些特权恰恰导致了不公，导致了机会不均等，也导致了收入分配的不公平。在这种有特权、机会不均等、收入分配不公平的情况下，要让人们具有良好的道德，很难；要让人们有职业精神，也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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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真正的市场上，每个人都会选择那些适合自己和自己喜欢的工作，因此，每个人在做事的时候，就会有神圣感、责任感。如果在非市场环境下，比如当有人的工作是被他人分配的，所做的工作不是自己所喜欢、所擅长的，而是因为自己没有相应的社会关系，就只能做这个工作，这时候，这些人的心情可能就不愉快，就会有很多怨恨，也就会把问题归咎于别人，就会经常很恼火，所以我们往往会看到大部分人的工作态度很恶劣，这就导致人与人之间严重的不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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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强调的是，我相信市场，并不仅仅是因为我认为市场提高了效率，而是我相信市场更人道，可以带来更好的道德秩序，可使人与人之间更相互信任，使每个人活得有尊严。因为只有在市场经济下，每个人要靠自己的能力和努力生活，收入的增加是自己努力的结果（当然也有一定的运气），而不是仰仗于别人的恩赐，所以我觉得市场是公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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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豪于曾提出许多改革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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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人：你曾为中国经济制度存在的病灶或病痛开过一些很著名的药方，现在，你怎么看这些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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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目前仍然还有很多让我感到很自豪的东西。这包括20世纪80年代的双轨制价格改革，针对当时中国的价格改革怎么往前走，究竟能不能进行价格改革等问题，我想我提出了一种可行的思路，即通过逐步放开价格管制的双轨制的方式来推进价格改革；还有后来的国企改革等，我都提出了一些思路。我现在仍然认为这些东西是对的，但我现在对那种所谓解决短期问题的招数，已不是特别感兴趣。其实我原来提出的好多政策建议，也都是一种理论分析导出的结论，而并非单纯的解决问题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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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具体问题的方案，里面有很多东西都需要政府去把握，学者可以提出建议，政府要听取很多意见，最后去加以平衡。政府的决策是一个政治的过程，需要考虑很多因素，但学者不是政治家，没有责任像政治家那样考虑问题，而是要分析社会运行背后的机理，什么是有利于社会的，什么是危害社会的。我这两年讲得比较多的一个问题是，观念、理念非常重要，领导人的理念固然重要，老百姓的理念也很重要。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更感兴趣的是，我说话是对社会说话，至于政府是怎么想的，那是政府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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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也希望他们听我的，我这个“听”不是说他们要接受我的观点、按我的建议去做，而是说能对他们思考问题、制定政策有影响，我觉得这就是我的使命。我的使命不是提供解决某一个具体问题的政策方案。比如对于国企改革，我的使命不是现在要告诉那么多国有企业，其股份如何一步步分配和如何加以管理，而是要从理论和经验上证明，国有企业的存在不利于社会合作、不利于资源有效配置、不利于企业家才能的发挥、不利于社会道德的提升、不利于社会的公平正义，等等。然后我就提出，我们必须要解决国有企业的问题，出路是什么？那就是将其民营化。但这可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而不是一个晚上就可以解决。关键是往这个正确方向走，接下去怎么做具体方案，那是政府部门的事情，这不是我感兴趣的问题。也就是说，我更喜欢做的事情，是能够改变人们理念的事情，而不是操作层面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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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双轨制价格改革，也是一种观念，是一种有关价格改革的思路。过去人们认为，价格要由国家来制定，重要产品的生产及价格都要由国家来确定，这才叫社会主义。但我证明，这是不可能的。只有通过放开价格管制，才能形成合理的价格。如果大家接受我这种观念了，接下来具体的价格放开步骤，我觉得是技术层面的。我考虑技术层面问题并不特别多，我考虑更多的是思路，有关改革的观念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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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以思想市场建立改革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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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人：你曾说没有思想市场就没有中国的未来，什么叫思想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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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思想市场是不同观点的自由表达，包括学术自由、出版自由，以及相互的竞争。如果我们有一种规定，即这种观点能说，那种观点不能说，那就意味着没有思想市场。为什么说思想市场决定中国的未来？我们人类做什么事情，是由我们的观念去引导的。如果我们接受一个错误的观念，就会给我们带来无尽的伤害，比如过去的计划经济。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那个时候有思想市场，大家可以自由批评，就可能不会出现后来的严重问题。今天也同样，尤其是我们的宏观经济、政治体制、社会管理方式，都面临着很多变革，究竟怎么去做？只有通过讨论。讨论的过程，可以帮助我们发现普遍认为正确的东西，还可以通过交流达成某种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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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社会已是多元化社会，没有人有绝对的权力可以指挥别人，当我们注意到这一事实的时候，如果大家能形成某种共识，那事情就更可能成功。所以，思想市场也是人类社会相互交流形成默契和共识的一种方式。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共识，没有一定程度的默契，这个社会就会有很多的矛盾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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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的冲突是人类社会很重要的冲突，但并非人类社会所有的冲突，均来自于利益的冲突。有很多冲突，是观念的、理念的冲突，解决这类冲突的办法是什么？就是通过思想市场不同观点的争鸣。如果不允许这样的争鸣，就会把很多矛盾放大，结果就会把很多本来是观念的冲突，变成了利益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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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当前的体制下，有特权阶层。但这种体制对于特权阶层好吗？至少长期看并不好，有那么多的官员出事了，就是证明。这就像对于普通人，若有所约束，他就不会去干坏事一样，如果没有任何约束，人性使然，官员就可能控制不住自己，从而变得腐败，最后就可能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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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意思是说，面对这种状况，大家必须达成一种共识，建立一种对大家都好的体制，而绝对不能简单改变成只为这些人好或那些人好的体制，因为那是革命，就像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将财富从一部分人手里转到另一部分人手里，那是不对的。我们要改革，就要认识到改革至少对于绝大多数人是有好处的，但可能有的时候大家认识不到这一点。有些人认为他受到损害了，其实他并没有真正受到损害。他之所以觉得自己受到损害，是因为他有一种错误的理念。这些问题，只有经过社会不断地深入讨论，才能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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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现在矛盾很多，大家怨气很多，为什么？因为，首先人有表达自由的需求，人如果没有表达的自由，就会有怨气。所以，从最浅层次上说，思想市场也是释放社会不满情绪的一种方式。我所说的这种不满，不光是指老百姓的不满，也是指社会的很大一个组成部分即知识阶层或精英阶层的不满，这一部分人对社会和谐与稳定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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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自己的研究增进国人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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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人：有人说你对经济学有三大贡献：一是刚才已经提到的，你提出价格双轨制，成为渐进式改革的先声和基础；二是企业理论和有关企业改革的观点，都对国有企业改革产生了重要影响；三是近10年来你几乎是原教旨主义的市场学派坚持者。你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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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有些是历史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总结自己。我只是觉得，正如我一开始就对你说的，我只说我认为正确的东西，我去宣传它，比如出版书，发表演讲。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这么多，总需要有人去思考，我也很高兴自己有一些观点能够被大家接受。但我更看重整个社会理念的变革，而不只是少数领导人的理念的变革。我对于市场，可以说是坚定地捍卫，但我不同意所谓“原教旨主义”的说法，因为原教旨主义这个词本身是反市场主义者对主张市场化的称呼。其实我们应该正确地理解市场，市场的很多好处我们没有看到。许多人把我们社会中很多不好的东西当作是市场带来的，这完全是错误的。作为学者，我们当然要对这些问题从理论上加以研究和思考，正本清源。就像我刚才提到的当今社会的道德堕落问题、腐败问题等，有人归结为是市场造成的，恰恰这种认识是绝对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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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我的研究能对提高我们中国人的幸福指数有所贡献，不敢讲贡献很大，但我希望能做出一些贡献。就像我刚才所说，如果我们有了正确的理念，就可以化解很多矛盾，就可以在体制上有更多的帕累托改进，也就是我们不需要损害别人，每个人都可以活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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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断地强调，由于我们人类的自负、无知，有时候我们受到很多损害却还不知道，这是很可怕的。比如计划经济使那么多人受到损害，但仍然有人相信，这只有通过我们不断的努力来加以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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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做这样的事情，是因为我相信人总体上还是理性的和讲道理的，还是有逻辑的。如果人类全数情绪化，不讲道理，不重视任何逻辑关系，那说这些就没有任何用处。所以，对人性本身，我们还要保持一定的乐观。而且就我自己的经验来说，我充分相信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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