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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政府治理，公司治理也要做出相应的调整。过去30年依靠低技能劳动力加工，以及投资驱动的经济所对应的公司治理结构，也就是一个在很大程度上基于政府补贴的公司治理结构，这将无法适应未来10年向创造和高价值链攀升的经济。过去30年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主要是农村劳动力与工业生产的结合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但中国正在失去人口红利，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将更多地依靠高技能的劳动力、更细的社会分工，甚至与技术变革和中产阶层需求相适应的更加个性化、定制化、智能化的生产方式。这些正在降临的变化，将挑战中国目前占主导地位的公司组织方式：大规模、集中式、人海式、重复性的泰勒式的大工业机器的组织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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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正从过度投资转向依靠消费，而一个能够提供高品质消费品及服务的经济，其背后必然是高品质的政府和社会治理。中国市场上尽管产能过剩和商品积压严重，但城市化中新生的中产阶层，尤其是年轻一代所需要的安全、高品质、品牌化的消费品及服务仍然缺乏。而提供高端消费品和建立品牌，有赖于政府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及包括政府在内的整个社会的诚信水平的提升。而当下甚至连一些必需品的供应也令人担心，例如食品安全问题的背后，是治理能力的低下。从外需转向内需，教育和医疗是关键，它们既是公共品，体现出政府服务的水准，同时也是两个庞大的产业，体现出政府监管的水平。但这两个行业目前是令整个社会失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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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政府、公司、社会治理结构的革命性转变，从中等收入经济体顺利地进入高收入经济体，韩国是一个公认的成功案例，并且正在取代日本成为亚洲新楷模。全世界人均收入1万美元以上的富裕国家中，除了严重依赖资源的，绝大多数都建立了稳定的法治和民主制度。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根本特征之一是公民普遍参与政治过程，只有如此，才能建立一个基本公平的社会，扫除经济向更高阶段发展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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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前30年的发展是“摸着石头过河”，未来的10年或者30年要摸的下一块石头，应该是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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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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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在中国的颠覆性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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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模仿往往是创新的开始，而不是终结，尤其是在互联网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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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打破了信息流动的界限，硅谷若出现任何一种新的商业模式，几乎瞬间就会传到中国，并且很快就会出现模仿者。一位顶级的风险投资人告诉我，在硅谷出现任何一种新的技术、商业模式或者概念新颖的公司，几乎同一天就会在北京、上海或者深圳的咖啡馆里看到，有人在谈论并探讨利用这个新技术、商业模式或概念创业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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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互联网在中国绝对不仅仅是模仿。目前全球排名前五的互联网公司中，中国占了两个：腾讯和阿里巴巴，它们在中国市场环境下进化，已经成为互联网公司在中国创新的典范。中国的创业与创新，也正日益引起国际上的关注，一个跨国界的全球创业网络正在形成，而中国在其中正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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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创新进入中国，对于传统产业的颠覆性，往往比在美国更强。以零售业为例，尽管亚马逊和eBay是电子商务和网上交易的先驱，但中国产生了以淘宝为代表的电商巨头，电商的崛起直接导致了传统零售业的生存危机。这样的事情在美国并没有发生，美国以沃尔玛为代表的连锁超市依然牢牢地占据着市场的主导地位。这是因为中国传统零售业不发达、不成熟，导致了电商的发展空间巨大，对于传统零售行业的冲击在某些方面甚至带有破坏性。像苏宁这样一个刚成为家电连锁巨头的公司，头把交椅还没坐热，就已经面临着被颠覆的危机，不得不痛下决心向电商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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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互联网金融为例。在美国，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早已经成熟，信用卡支付非常发达，即使出现了PayPal这样的支付公司，以及P2P和众筹模式，却依然无法撼动华尔街所代表的主流金融体系。但在中国，2013年以来互联网在支付、P2P、小额贷款、融资、保险、理财产品等方面全面出击，势头之猛，已经引起主流金融机构的担心。这是因为中国的金融市场仍然没有完全开放，没有实现市场化，为互联网的颠覆留出了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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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以媒体行业为例。从2012年以来，报纸和杂志开始进入收入的拐点，不时传出一些纸媒关门大吉或者合并的消息，电视机的开机率下降，广告收入下降的势头迅猛。而美国已经基本完成了互联网对传统媒体的冲击阶段，进入相对平稳的内容与技术和新媒体融合的阶段。对比一下，美国的报纸杂志、广播电视是一个高度市场化和竞争化的行业，而中国的媒体则受到政府严格管制，传统媒体各方面的发育原本就不成熟，遇上移动互联网，立即引发“雪崩”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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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些抱残守缺者来说，互联网是丧钟；而对于创新者来说，互联网是福音。当互联网深入到中国不太完善的传统产业中时，这种新的机会，以及新的结合，就会产生中国所独有的商业模式。所以，互联网在中国的颠覆会更彻底，因为用户更多，因而机会更大。如果仅以国内市场相比，中国肯定会出现比美国更大的互联网公司，不只是因为中国的互联网人口超过了美国，更因为互联网对中国传统产业的改变更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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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一些行业还没有发展到美国的程度，就已经被彻底改变，或者与互联网融合成为一个全新的行业。美国是全球性的研发部门、实验室、创新策源地，而中国是最大的应用创新转化器与最大的应用市场。也正因为如此，越来越多的国际创新者会加入到中国来，有那么多的风险资本来中国寻找迅速复制美国模式的创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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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是互联网从边缘颠覆向主流进军的转折之年。在互联网迅速发展中成长起来的“80后”和“90后”一代，正在成为经济的主体。这会带来两个效应。一方面是中国能够利用互联网实现产业发展的跨越。例如在物流行业，美国的物流巨头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才形成了目前智能化的物流系统，但中国不到10年的时间，就能产生像顺丰这样日益智能化的物流巨头。另一方面，互联网在中国对制度提出了更高的挑战，只有建立起较为完备的社会信用体系、实名制度、网络安全、隐私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等，才能保证互联网的颠覆创新能持续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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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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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从江湖进入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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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互联网正在从“边缘革命”向主流高端进军。2013年，传统行业在经济下行的压力下一片愁云惨淡，但与互联网和移动有关的行业反而加速成长，成为潜力无限的新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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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最显著的标志是，“互联网一代”正在成为消费的主流、社会的主流。互联网一代是指1985年以后出生的人口，他们正当成家立业之年，担当起了消费的主力。他们是互联网世界的“原住民”，在创业的领域也正成为主力，天然带有互联网行为和思维方式，代表了许多产业未来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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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除了成就自身的商业模式，如搜索、广告、电商、游戏，还在把更多的业务揽入它的领域，如阿里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小米为代表的中国制造的新路径。腾讯市值超千亿美元，行为越来越向世界级互联网公司看齐，并试图将更多行业用其无所不在的社交模式“一网打尽”。这些互联网巨头在充分收获了中国互联网的人口红利之后，都加大力度抢占移动互联网入口，并在非互联网领域寻求新的成长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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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形成的一整套创业方法，正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用于更加广泛的行业，侵入以前看似与互联网不相干的领域。互联网的系统越来越复杂，演化出无穷的商业模式，那些互联网巨头或者平台级的公司，正积极围绕自己的核心能力和杀手产品营造生态系统，这已经完全不同于工业时代大规模复制产品或者追求企业规模的商业模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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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创业者把眼光投向传统行业，非互联网行业也开始透过互联网重新打量自身。互联网与制造业的结合，产生了C2B的商业模式、大规模定制和柔性生产。互联网公司已经从争夺客厅开始，颠覆家电企业，像海尔董事长张瑞敏以60多岁年龄，也要矢志将冰箱洗衣机工厂转型为一家互联网式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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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打破了传统行业划分的界限，产生了一些新的“物种”，如苏宁云商和乐视网，已经无法仅仅用零售连锁和视频网站来定义。进入到移动互联网阶段，一个更大规模的改造与颠覆正在展开，因为移动才更贴近互联网的本质。我认识的一位从事制造业和房地产开发的资深企业家，2013年一口气投资了几十家移动互联网公司，他兴奋地告诉我：“20世纪80年代破墙开店的感觉又重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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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很快就不再是一个行业，而是像当年的电力一样，成为一切产业的公用和基础设施。未来一切客户、读者、消费者、投资者、游客，都来自互联网用户和移动用户。互联网用户是一切用户的上游，拒绝互联网就是拒绝用户、自我“停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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