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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水不流外人田，曾国藩也难以免俗，更何况自己的兄弟曾国荃当时已经是布政使。按照大清帝国的官衔升迁机制，曾国荃调任巡抚是正常的升迁程序。在湘军集团中，曾国荃是个能打大仗、打硬仗的猛将，早在1856年就因攻打太平军有功，被赏“伟勇巴图鲁”名号和一品顶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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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已经想好一套方案，让自己的弟弟曾国荃带兵赴上海滩，尽管他在处理外交事务方面能力欠缺，但只要让饱读诗书的李鸿章随行，一切问题就能迎刃而解。1861年12月25日，曾国藩给曾国荃写信：“浙江危急，上海亦有唇齿之忧，务望沅弟迅速招勇来皖，替出现防之兵，带赴江苏下游，与少荃、昌歧同去。得八千陆兵、五千水师，必能保朝廷膏腴之区，慰吴民水火之望。”[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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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曾国荃正在前线对抗英王陈玉成，他最大的心愿就是直捣南京，拿下剿灭太平军的天下第一奇功，所以他对出兵上海、保护商人毫无兴趣。曾国藩没有把李鸿章作为首选，是有自己的担心，当时左宗棠、彭玉麟与曾国藩号称“湘人三杰”，湘军将领瞧不起待在曾国藩身边的李鸿章。让李鸿章统率一支湘军赴上海作战，恐怕军中内乱不断。可是不明内情的李鸿章心中的压抑难泄，给老朋友刘秉璋的信中抨击左宗棠“胸有鳞甲”，彭玉麟“有许多把戏”。[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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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总是在细微之中裂变。辛酉政变后，以奕䜣为首的清政府执政精英担心跟肃顺集团关系密切的曾国藩阵前倒戈，命其节制皖、苏、浙、赣四省兵马钱粮之权，图谋拉拢曾国藩。身为两江总督，曾国藩不主动派兵救援上海，这让清政府执政精英们意识到湘军集团已经相当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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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2年1月7日，奕䜣操控的皇帝上谕称：“军兴以来，制兵不足，更议招募，战场上勇多于兵，湖南弁勇又常居十分之七八。用兵之道，择将为先；求将之道，当量其识之短长，才之大小，以为器使。……何地无才？不必湖南之人充勇，湖南之人始能杀贼。嗣后各直省督抚及各路统兵大臣，务当认真选将，就地取材，各就各省按照湖南募勇章程妥为办理。”[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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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执政集团的意图再明显不过，紫禁城对湘军将才满天下、无湘不成军的局面已经很忌惮了，这个时候曾国藩再派自己的亲弟弟渡兵上海滩，取代薛焕巡守江苏，那曾家就真的是权倾朝野、兵霸一方了。派谁去上海滩呢？胡林翼已经死了。左宗棠？左宗棠当时正在赶往浙江的路上，只有李鸿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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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渡兵上海滩的李鸿章，很快就意识到自己跟洋人交往的细节、攻防布局都会遭到曾国藩的操控。曾国藩尽管派出自己的卫队随李鸿章到上海，可还是担心李鸿章带兵出问题。他在信中要求李鸿章要像胡林翼、左宗棠他们一样，“都从战争中学习，身先士卒处下手，不宜从牢笼将领，敷衍浮文处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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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再三叮嘱李鸿章，不要打击薛焕的亲信，尤其是吴松道吴煦，吴煦在上海滩“广交洋商，厚结华尔”，“吴煦关道一席，断不可换”。[12]曾国藩的意思就是吴煦可以跟湘军结成统一战线。华尔的洋枪队成为了英国人的猎物，李鸿章自然不会放过这支装备精良的部队。当华尔被推到前线当了炮灰之后，李鸿章又抓住了吴煦跟杨坊的死穴，顺势也操控了能影响紫禁城决策的江浙财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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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滩两年，淮军人马发展到了8万，跟湘军势均力敌。李鸿章在上海抓钱抓枪让远在北京的奕䜣看在眼里，记在心头。当曾国藩三番五次要控制海军舰队的时候，尤其是明确指出让舰队直接开赴安庆、汉口的情况下，奕䜣抛出了减免江海关购舰队银两的离间诱饵，李鸿章的坐山观虎斗让曾国藩很失望。为了拉拢李鸿章对抗奕䜣，曾国藩只能痛下决心，写信给李鸿章送大礼：“上海所出之饷，先尽沪军；其次则解济镇江；又其次乃及敝处。”[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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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亲密无间的师徒，在清政府执政集团的离间诱惑之下，一切都那么赤裸裸。权力的春药在经过发酵之后，可以摧毁人间的亲情、友情跟爱情，也可以让人在极乐诱惑之中迷失自我。曾经的压抑、隐秘的恩怨、权力的诱惑，将曾国藩、李鸿章这一对黄金师徒推到了对峙的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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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寿、华蘅芳一行在安庆造船造炮，进展迟缓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经费支持跟不上，以致设备简陋。只有掌握了地方财富之源，才能够加快军事工业的谋划。硝烟未散的安庆城，根本无法保障曾国藩的计划，而上海滩则财源滚滚。曾国藩决定先从江浙财团内部下手，张斯桂成为曾国藩选定的第一枚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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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斯桂和他的“宝顺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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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斯桂，中国第一舰长，进入了曾国藩的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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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于宁波马径村张氏豪族的张斯桂在宁波府通过了童子试，取得了庠生文凭。[14]张斯桂潜心攻读八股文的时候，大批的西洋轮船涌入宁波，商人们在此云集。新风潮立即吸引了张斯桂，“讲求西学，凡水陆行军之制、炮火测量之术，竭十余年心力，深窥奥邃。识者已知其可施诸实用矣”。[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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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军席卷江南，考验着大清帝国脆弱的漕粮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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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53年开始，清政府将漕粮改由浙江海运北上。宁波商人拿到了海运漕粮的巨额订单，可当时浙江沿海被一位广东海盗吴胜垄断，帝国水师见到海盗就跑。宁波商人李也亭和船帮同行慈溪人费纶志、盛植琯商议，集银元7万，在怡和洋行买办杨坊的牵线搭桥之下，到广东购买了一艘战舰，专门用于漕粮的武装押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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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商人的兵轮进入山东海域，山东地界的官员从来没有见过如此豪华的战舰，立即上书咸丰皇帝，弹劾宁波商人。当时的咸丰皇帝内忧外患，太平军跟英法联军让其惶惶不可终日，一听一帮商人手握兵轮，觉得这简直是狗胆包天。一个国家机器要对商人找碴儿的最好办法就是设置准入门槛，龙颜大怒的咸丰皇帝要求两江总督彻查兵轮执照。[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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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险精神是宁波人与生俱来的优势，他们将兵轮命名为“宝顺轮”，聘请熟悉西洋军事的张斯桂担任舰长。在宁波知府段光清的庇护之下，张斯桂以商船护运漕粮的名义取得了执照。漕粮运输是帝国命脉，咸丰皇帝也就无话可说。张斯桂令宁波商人大开眼界，那位号称“天下都元帅”的广东海盗吴胜，遇到“宝顺轮”后望风而逃。“宝顺轮”北上南下，在浙江、江苏和山东屡败海盗，令朝野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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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斯桂掌舵的“宝顺轮”成为大清帝国第一艘民用西洋兵轮，在木船垄断漕运的时代，“宝顺轮”掀开了中国航运变革的新时代。太平军席卷江南时，张斯桂上书朝廷，希望“仿西彝兵法训练士卒，并造轮船”，但其建议未被采纳。曾国藩在安庆造轮船的最早想法，就源于这位剿灭海盗的无敌舰长张斯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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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顺轮”南征北战的背后，聚集着一大帮江浙商人，张斯桂成为江浙商人的核心纽带。当以杨坊为首的江浙商人组建洋枪队的时候，张斯桂掌舵的“宝顺轮”别无选择地跟华尔合作，可是华尔“傲睨一切，不可向迩，张君乃将轮船交卸，洁身登岸，不屑与哙等为伍”。[17]张斯桂不屑与华尔为伍，离开了“宝顺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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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斯桂一身军事才华无处施展，刚到上海滩的李鸿章立即将张斯桂收入帐下，协助外国军官训练中国士兵。[18]在此期间，张斯桂为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翻译的《万国公法》撰写了一篇序文。丁韪良在日记中高度赞扬了张斯桂：“序文为我的书增色不少，同样也为他开启了通往外交界的大门。”[19]张斯桂在序文中一再强调，只有通过自我改革才能实现国家的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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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3年，是安庆军事工业发展的关键一年，徐寿将李善兰推荐给了曾国藩。浙江海宁人李善兰在数学方面造诣很深，曾国藩要造兵轮，数学为关键之学问。李善兰到了安庆发现分管造船的人都是湘军将校，根本就不是专业人才，立即向曾国藩举荐了张斯桂。曾国藩听闻过张斯桂扬眉碧海的传奇，一直想下手，但是从华尔军营到李鸿章麾下，都让曾国藩有挖墙脚的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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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善兰跟张斯桂在上海的时候就是好哥们儿，他们对西方文化有着共同的志趣。张斯桂给《万国公法》写序的时候，已经在李鸿章的帐下待得很不爽，因为李鸿章手下的将领诸如刘铭传之流都是私盐贩子或土匪出身，习惯跟洋人打交道的张斯桂自然难以融入淮军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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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看准时机，通过李善兰的举荐，将张斯桂挖到了自己的帐下，让其专门负责火炮跟军械。曾国藩挖张斯桂到安庆，真正的目的并不是让他造枪造炮。张斯桂当初掌舵的“宝顺轮”可是宁波商人的军舰，江浙财团跟张斯桂都是风里来雨里去的兄弟，张斯桂投奔安庆总督帐下，曾国藩希望江浙的财团也能够到安庆地界做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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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控江浙财团是曾国藩拉拢张斯桂的真正目的。可曾国藩没办法言明让张斯桂挖李鸿章的墙脚，他将张斯桂调到九江火炮局，九江是瓷器、茶叶交易的集散地，那里也云集着江浙财团、广东财团和福建财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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