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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日昌抓了唐廷植以及他的助手，目标非常明确。唐廷植是唐廷枢的哥哥，身为怡和洋行的总买办，唐廷枢岂能眼睁睁看着哥哥在监狱里受刑？郑观应、徐润一干大买办都是唐廷枢家族的姻亲世交，老哥哥进了号子，自然要鼎力相救。道台丁日昌只是台面的小人物，李鸿章现在才是上海滩真正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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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唐廷植只是李鸿章牛刀小试，那个时候曾国藩跟左宗棠的关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曾国荃攻破南京后，曾国藩给同治皇帝写了一份奏折说：“伪幼主洪福瑱积薪自焚而死。”太平军的幼主自焚了，这让皇帝很高兴。可是左宗棠偏偏在一个月后也给皇帝写了一份奏折，说：“福瑱并未死，已逃至湖州。”谎报军情，在历朝历代可都是大罪。[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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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乐得看见曾国藩跟左宗棠分道扬镳。在淮军集团向南京开进的路上，曾国荃曾鼓动湘军将士诸般设障，他认为自己浴血奋战数年，岂能功亏一篑，将功劳让与他人？[40]没错，曾国荃从未将哥哥的这位学生放在眼里，尤其是淮军崛起于上海滩，湘、淮二军已经成为大清帝国旗鼓相当的两支汉族武装，曾国荃自然不会让淮军最后给湘军来个一剑封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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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的奏折让李鸿章莫名欣喜，更为关键的是曾国藩跟左宗棠还闹到慈禧太后那里去了。慈禧太后跟奕䜣扳倒肃顺集团后，一直担心湘军集团尾大不掉，现在是曾国藩在宿松最信赖的左宗棠告了他，而且洪福瑱在一个月之后就被活捉了，这也证实了曾国藩谎报军情。慈禧太后自然希望看到湘军内讧，最后下诏调解，曾国藩跟左宗棠的关系降到了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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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跟左宗棠是真攻讦还是唱双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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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抓唐廷植是要试探一下曾国藩。因为当初曾国藩派丁日昌南下广州，就是希望掌控广东商帮，他能挖走张斯桂，甚至派容闳赴美采购机器，以及容闳跟旗昌洋行签订单已经向李鸿章证明，广东商帮是跟着曾国藩的。现在朝廷反正已经盯上曾国藩跟左宗棠了，李鸿章决定拿容闳的同班同学开刀，利用唐廷植来个火上浇油、一石二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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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非常清楚，唐廷植兄弟二人跟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关系密切，一度是汉人税务司的热门人选。现在尽管自己以收受贿赂的名义将唐廷植给逮捕了，但上海滩的洋人会在唐氏兄弟的煽惑下闹事，搞不好英国的驻华公使又要跳出来找碴儿。李鸿章决定利用国际势力给曾国藩下套儿：“吾师威望为西人所摄，调济于刚柔之间，当能为国家增重。总理衙门似趋柔和，须外有重臣阴持其柄也。”[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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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错，曾国藩是总督四省兵马的两江总督，上海滩本是他管辖的地盘，震慑上海滩的洋人也在情理之中。不过在洪福瑱生死一案中，慈禧跟奕䜣对曾国藩已经失去信任，曾国藩在家书中担心自己“用事太久，兵柄过重，利权过广”，[42]容易让清政府执政集团猜忌。李鸿章建议以曾国藩的威望震慑洋人，理由是总理衙门不行，跟洋人打交道太过柔和，曾国藩到上海滩可以为国家争面子。李鸿章这一招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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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火烹油只是一个开始，曾国藩去上海滩已经不可能。剿灭太平军成就了湘军跟淮军，八旗跟绿营兵已经没落，湘军出身的将领执掌了大清帝国半数的督抚大印。湘军收复南京的时候，军队总人数已经达到30多万，当时大清帝国总兵额为63万，曾国藩的湘军占据了全国兵力的一半。而曾国藩直接指挥的湘军包括其嫡系曾国荃部在内亦多达12万人。更为关键的是，曾国藩还控制了江西、浙江、江苏、安徽四省的商业税，以及多个省份的财政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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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执政集团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曾国藩尾大不掉，慈禧太后跟奕䜣一旦知道湘军集团不将总理衙门放在眼里，那么一定会对湘军集团动手。李鸿章邀请曾国藩到上海滩震慑洋人，让以奕䜣为首的北京朝廷大为不爽。危机四伏的曾国藩，不得不主动向北京上了一份奏折，说自己的弟弟曾国荃身体不好，需要回老家调养，另外要将5万嫡系部队进行遣散，并将精兵良将整编到帝国绿营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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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官场，当诸侯势力让中央高层担心时，再怎么装孙子也会被整成孙子。曾国藩为了保存实力，在遣散5万嫡系部队的同时，设法保存了左宗棠的4万人马，还划拨了3万人马给江西巡抚沈葆桢。曾国藩如此安排可谓处心积虑，一方面是保存精锐实力为湘军集团由军事向政治集团安全转型，另一方面淮军已经达到7万，左宗棠是湘军三巨头之一，自然不会受制于李鸿章，沈葆桢是李鸿章的同门师兄弟，手握数万兵马，又怎可受制于师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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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跟左宗棠真假内讧依然让李鸿章担心，尤其是左宗棠跟曾国藩内讧之后，依然稳如磐石一般坐上了闽浙总督的宝座，两人的内讧是分道扬镳，还是曾国藩借机交班给左宗棠？左宗棠的后人发现，曾国藩与左宗棠两人有生之年一直交换奏折底稿。曾国藩裁军之后依然是湘军灵魂，完全可以在幕后执掌左宗棠、沈葆桢率领的湘军，跟李鸿章的淮军制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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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这个时候劝说曾国藩主持上海大局，一方面是让曾国藩离开军事工业重镇安庆，那样安庆内军械所就会因为曾国藩的调离而资金链紧张，在同上海枪炮局的竞争过程中自然会败下阵来。另一方面，太平军攻占上海期间，曾国藩曾坚决反对借助洋人军队围剿太平军，同洋人关系冷淡，曾国藩一旦在上海“阴持”外交权柄，很容易激怒洋人，即便湘军集团自解武装，对洋人畏之如虎的清政府执政集团又岂能容下曾国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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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时刻，清政府执政集团倚重的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在山东曹州被捻军击毙，僧军可是爱新觉罗皇族控制的最后一支精锐骑兵部队。1864年11月6日，同治皇帝下令已经裁减了湘军的曾国藩前往安徽跟湖北交界处剿灭捻军，圣旨上写得相当严厉：“督兵剿贼，务其迅速前进，勿少延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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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期待的正是这样的局面，因为他的算盘中还有更大的谋局。北京的命令距离湘军集团剿灭南京太平军不到四个月，这一天比李鸿章想象的来得早，来得快。奕䜣为了削弱湘军集团的势力，一直拉拢李鸿章，将曾国藩调往剿匪前线后，奕䜣又给李鸿章送上了一份大礼：署理两江总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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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走进了两江总督的大门，曾国藩“为之咤叹忧愤”！李鸿章给曾国藩写了一封信：皇上倚重老师您保障北方，剿灭捻军，而我是安徽人，属于总督管辖的地盘，按照规矩是需要回避的。现在湘军裁了，如果老师需要调集军队，以您老的威信，淮军将士焉有不听调遣？[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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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曾国藩手上的精锐已经裁减，剿灭捻军的严令已下，谁能带兵剿灭捻军。李鸿章决定先下手为强，主动调拨三十三营17000人让曾国藩指挥，一举掐断了左宗棠跟沈葆桢的湘军北上路线。李鸿章后来陆续调集6万人马北上，淮军集团大举向北方扩张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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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统率着李鸿章的淮军，发现淮军之中门阀森严，各营将帅姻亲关系复杂，以刘铭传为首的淮军将士根本就不听调遣，尽管远在千里之外的战场上，淮军依然被李鸿章操纵。李鸿章操控淮军令曾国藩忍无可忍，他给李鸿章写信发火：“鄙人于淮军，除遣撤营头必须先商左右外，其余或添勇，或休息假归，皆敝处径自主持。”[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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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接到曾国藩的信函，怨恨之情溢于言表，他在写给心腹潘鼎新的信函中牢骚满腹。因为淮军将领向他控诉，曾国藩裁撤湘军的时候保留了精锐将校，湘军的将帅根本看不起淮军。李鸿章在信中抱怨：“湘军将帅，藐视一切淮部，如后生小子亦思与先辈争雄，惟有决数死战稍张门户。”[45]曾国藩遭遇淮军将领掣肘，上海洋炮局的长枪大炮在前线成了摆设，李鸿章决定联手侍读学士陈廷经，利用唐廷植的铁厂抓住工业改革的制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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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京官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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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廷经是道光二十四年的进士，从编修一直混到内阁侍读学士的高位，现在是掌管北京南城刑狱的司法大员，同时还掌管四川的检察院。陈廷经尽管是寒窗苦读的八股进士，可是他对欧美的工业化非常了解，在京城因敢说真话而名声大噪。李鸿章跟陈廷经在道光二十四年同时参加科考，遗憾的是李鸿章落榜，未能与其结同科联谊。陈廷经经常在紫禁城给皇族子弟讲课，跟爱新觉罗皇族关系密切。李鸿章深知，要想实现自己的计划，陈廷经这样开明的高级京官，是一条通往大清帝国权力核心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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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给陈廷经写了一封信，说国家要自强，就要推行军事改革，那种大刀片子的冷兵器时代已经结束，一定要兴办大清帝国自己的军事工业。李鸿章在信中说：“兵制关立国之根基，驭夷之枢纽。”但是以前每次言及改革，都会遭遇保守大臣的阻挠，久而久之封疆大吏们都不敢提及改革。李鸿章鼓动陈廷经说：“您是朝廷重臣，身处帝国机要，天下大事还望向皇帝一一陈说。”[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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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廷经被李鸿章的一番溜须拍马给感动得鼻涕一把泪一把，他立即给同治皇帝写了一份军事改革奏折，说现在帝国海军部队纪律松散，根本没法打仗，应该进行彻底的军事改革，统一筹划海军布防，置造外洋船炮，抵抗欧美侵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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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的军事改革，装备精良的武器只能扬威一时，尤其是在农业化体系中，没有工业化的后期保障，仅凭全面军事装备采购是难以真正在战场上占据主动权的。李鸿章相当清楚，大清帝国的军事改革中，海外军事采购不能满足帝国的军事现代化改革，只有建立自己的军事工业，才能真正在武器弹药、军事后勤保障方面提供全面的支持。在李鸿章的鼓动下，陈廷经刻意将“购置外洋船炮”改成了“置造外洋船炮”六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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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造”二字一方面是堵住拿来主义者之口，因为“置造”中有一部分是需要从欧美购买的，一方面是要为自己在上海大搞军事工业埋下棋子。陈廷经的奏折递上去，皇帝就下令让曾国藩、李鸿章研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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