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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在剿匪前线焦头烂额，安庆的军事工业自然也就停顿了下来。安庆是一座军事化的城市，当湘军进入之后，大量的资金拨款涌入，在没有任何内生性逻辑的前提下，安庆迅速膨胀为一座军工城市。安庆城的繁华泡沫，随着湘军的出走快速凋零。资金、人才、交通运输都成了安庆军械所发展的天花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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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还是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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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给曾国藩的军事工业选择只有一个，那就是将安庆军械所搬迁到两江总督府驻地——南京。曾国藩此时哪里有心情谋划更大的军事工业计划，可李鸿章不同，他自然不会放过谋划好的机会，利用好丁日昌这枚上海滩的棋子就是他大展拳脚的时候。抓捕唐廷植之前，丁日昌就为李鸿章的军事工业大布局进行了资本积累，抓唐廷植就是要让广东商帮乖乖地站到李鸿章一边，成为李鸿章改革的资本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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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购旗记铁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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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李鸿章要通过唐廷植彻底抓住大清帝国军事工业改革的话语权，包括曾国藩手上已经拥有的。丁日昌给唐廷植开出了一个自由的条件，那就是去跟美国的旗记铁厂（Thos Hunt&Co.）进行谈判，并且以最低的价格将其收购。唐廷植到现在才算明白自己被抓进来就是丁日昌设下的一个圈套，他们真正的目的是收购旗记铁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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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惦记旗记铁厂已经很久了，这家铁厂的老板美国人汤姆·詹姆士·福尔斯（T.J.Falls）在上海滩人缘不好，经常跟英国人发生商场上的冲突，生意自然做得一般般。不过旗记铁厂能够造出美国最先进的火炮，而且这家铁厂的大股东——旗记洋行在上海滩有码头，在广州黄埔港还拥有船坞，能够造出战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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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记铁厂的大股东——旗记洋行早在1842年就跟大清帝国做政府采购生意了。当时身为两广总督的林则徐从旗记洋行购买了一艘排水量高达900吨的“甘米力治”号商船，装上34门新式炮，将其改成一艘战舰。后来林则徐又以此仿造了两艘25吨欧式双桅纵帆船，建造一艘小型蒸汽机明轮船，加上许多艘帆船，组成大清帝国第一支新型海军舰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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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船改战舰在鸦片战争之后受到欧美政府的严格管制，旗记铁厂卖给林则徐的商船也是二手货，是从英国人手上买来的，所以，之后旗记洋行的生意一直遭遇欧洲封杀。尽管福尔斯领衔的旗记铁厂能够制造出开花炮，却依然难以突破武器禁售规定跟大清帝国继续做生意。李鸿章到上海前，两江官场就跟福尔斯进行了接触，希望能够买下旗记铁厂，当时福尔斯开价10万两白银，这让两江官员望而却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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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尔斯是个技术出身的管理者，没有学会商场上的圆滑，卖铁厂的时候跟欧美商人一样，凡是政府官员来谈生意，价格一分钱不少，民营商人就另当别论。在丁日昌抓唐廷植之前，没有商人敢出面跟福尔斯洽谈收购，一方面是旗记铁厂生产枪炮，帝国商人没有特别许可证，造枪造炮视同谋反，那可是要诛灭九族的。更重要的是政府一直打旗记铁厂的主意，谁敢跟政府抢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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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已经成了两江地盘真正的主人，淮军集团的兵力已经超过了7万人，尽管曾国藩统率着大量的淮军在前线剿匪，可是淮军将校真正听命于李鸿章。剿匪前线的曾国藩甚至在军饷供给方面都要看李鸿章的脸色。唐廷植很快了解到，江苏在京官员曾控告李鸿章征收粪桶捐，可是北京朝廷听李鸿章的诡辩之后，反而严厉批评江苏京官等“假公济私，要誉乡党”。[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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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廷植决定听从丁日昌的建议，跟旗记铁厂的福尔斯进行谈判。唐廷植“历游外国多年，熟悉洋匠”，[48]跟福尔斯进行了多个回合的谈判，终于将10万两的价格给砍到四折。能够制造开花炮的军工铁厂只要4万两白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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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这次收购资金筹集的是丁日昌，可是4万两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丁日昌不可能挪用李鸿章克扣曾国藩的4万多两白银，那可是李鸿章从100多万两中一点点克扣下来的。曾国藩在剿匪前线行动迟缓，北京政府下令李鸿章剿灭捻军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怎么能够动用李鸿章手中的银子收购旗记铁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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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这一次在上海收购旗记铁厂，是大清帝国兴办国有企业以来第一次收购外资企业，可谓开大清帝国国际并购之先河。丁日昌导演的这次国际并购是真正的空手套白狼，也是李鸿章奴化广东商帮的试金石。丁日昌告诫唐廷植，有官衔之人收受贿赂在大清帝国严重者是要杀头的，如果能够掏出一笔银子，将旗记铁厂买下，那么李鸿章大人可以向皇帝求情，以“报效军需”之名进行赎罪。[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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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日昌的圈套已经十分露骨，唐廷植还有什么选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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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商帮的大佬们已经将丁日昌导演的这一出杀鸡儆猴的把戏看得清清楚楚。在专制的国家，商人如同政客的衣服，冷的时候拿来穿上，不需要的时候脱掉。在权力之下，万贯财富也不如一只政客厨房里的蟑螂。4万两白银事小，广东商帮未来在上海滩立足事大。唐廷植选择了被蹂躏，跟两名副手联合出资4万两白银，帮助李鸿章将旗记铁厂连同原材料一起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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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廷植买下旗记铁厂令丁日昌兴奋不已，他立即给李鸿章写了汇报，将旗记铁厂渲染成上海滩最大的外国机器厂，能够修造大小轮船，制造开花炮、洋枪。丁日昌还在汇报材料中说，唐廷植很着急赎罪，决定跟两名副手联手将旗记铁厂买下。这显然是为李鸿章向皇帝汇报帝国第一起国际并购安排说辞。李鸿章一干人等设套收购了旗记铁厂，在给皇帝的奏折中以报效军需赎罪有先例为由，向皇帝求情免掉唐廷植牢狱之灾，这是李鸿章打压之后收买广东商帮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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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记铁厂让李鸿章大开眼界，厂里一切机器俱全，相当先进，所有的技术工人都在厂里等待重组，没有人脱岗，作为技术总监的福尔斯也决定留在厂里，继续为大清帝国打工。丁日昌在给李鸿章的汇报材料中提出，要对铁厂一部分岗位进行调整，技术工人的工资照发。对于厂里的原材料，经过唐廷植的进一步谈判，最终将大量的铜铁木料以2万两的价格卖给铁厂，丁日昌决定向海关以及地方财政借款，让专人进行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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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在给总理衙门的奏折中强调，要将旗记铁厂更名为江南制造总局，原因是这座铁厂机器精密，采购起来相当地困难，英法商人对旗记铁厂也是虎视眈眈，只有正名办厂，才能断了洋人的念想。[50]江南制造总局这块招牌经过总理衙门批准后，李鸿章决定旗记铁厂跟上海洋炮局进行资产重组，将江南制造局重组成一个军事工业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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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制造总局重组的第一步就是人员的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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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随着对太平军的包围，李鸿章将上海洋炮局分厂开到了巡抚驻地苏州，将掌管上海洋炮局二厂的厂长韩殿甲提升为军分区司令员级别的总兵，三厂的厂长丁日昌提升为道台。李鸿章决定将两人掌管的分厂与马格里的总厂一并划入江南制造总局。丁日昌被提名为江南制造总局第一任总经理，韩殿甲、熟悉精算的补用同知冯焌光、候补知县王德均、谙熟军火的候选直隶州知州沈保靖进入江南制造总局担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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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对江南制造总局可谓事无巨细，他向同治皇帝打奏折说，旗记铁厂就是帝国一直在寻找的制器之器，江南制造总局可以不断仿造，那样一来就可以造枪、造炮、造轮船，集团的产品以军用为主，具体的费用直接在军需项下进行划拨。李鸿章担心军工企业在上海远离总督府，不便于就近督察，所以建议将江南制造总局的地方分局迁移到南京。李鸿章这一次在给同治皇帝的奏折中，第一次公开向自己的老师曾国藩开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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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容闳：《西学东渐记》，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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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容闳：《西学东渐记》，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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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耶鲁大学1854级同学留言簿》，耶鲁大学档案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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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容闳：《西学东渐记》，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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