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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棠大搞冤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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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7年3月11日，同治皇帝雷霆大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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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皇帝接到了福州将军英桂的奏折，说署理福建布政使夏献纶交给英桂一首竹枝词，里面牵涉督、抚、司、道大员。英桂不敢专断，故“钞录呈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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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竹枝词记叙的是周开锡买的一位婢女是延平知府李庆霖送的，休掉的小妾是让同知沈应奎安顿的。周开锡身为护理巡抚，为一省之父母官，居然收受下属赠送的婢女，[36]还让下属给安顿休掉的女人，整个福建官场成了拉皮条的风月场所。同治皇帝正处于青春期，没想到帝国官员如此张狂，自然对竹枝词描述的香艳情事难以饶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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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同治皇帝暴怒的还有周开锡跟李庆霖结党跑官的嫌疑。当初朝廷调左宗棠西征，新任总督吴棠远在两江，福州将军英桂兼任福州巡抚。朝廷决定让英桂代理闽浙总督，这样英桂就不能再兼任巡抚一职，周开锡担任护理巡抚。竹枝词也记叙了周开锡担任福建护理巡抚之前，以李庆霖为首的一批左宗棠老部下，向英桂求情让周开锡上位的事情。[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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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桂向朝廷上呈竹枝词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按照竹枝词反映的情况，周开锡跑官成功，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就是英桂自己。英桂面对这样的指控，知道自己不可能扣押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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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开锡跑官，英桂成为案件的主角之一，所以必须向皇帝汇报，否则就会落下欺君之罪。竹枝词的逻辑非常严密，它记叙李庆霖跟周开锡一干人马属左宗棠一党，周开锡坐上福建巡抚的位子，就会成为左宗棠遥控福州政局最有力的棋子，李庆霖等人也可以官运亨通。自然，李庆霖送给周开锡婢女，沈应奎为周开锡照顾休掉的小妾等官场上的龌龊勾当就上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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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枝词还指出周开锡的护卫亲兵问题。周开锡本是福建的布政使，按照大清帝国的官员级别，是不能够配备亲兵护卫的。尽管周开锡后来成为护理巡抚，但官衔没有任何变动，自然也就不能享有亲兵护卫的待遇。竹枝词指控周开锡擅自配备亲兵护卫，按照帝国宪法《大清律·兵律》，应交由兵部进行军事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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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皇帝攥着英桂的奏折，看到周开锡只是竹枝词揭发的诸多官员中的一位，其他征收商业税、创造轮船、重用亲信等问题，都被一一编进了打油诗里。闽浙地界上，上至总督，下至知府道员，整个官场都成为举报对象。更为奇怪的是，英桂通过审查发现，夏献纶手上的竹枝词是管理盐场的盐法道海钟递交的，海钟又是从道员丁杰手上拿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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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杰当时的职务是按察使衔候选道员，按照行政级别，他跟周开锡是平级的，可是周开锡的布政使是实权，丁杰虽拥有按察使的官衔，却只是一个候补的干部，只有等福建官场有空位子，他才能获得实权。丁杰跟英桂汇报说，自己走在大街上，有人向自己的轿子里投了竹枝词，具体是谁投的，他根本就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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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的竹枝词牵涉了整个闽浙官场，左宗棠以及跟左宗棠相关的一干人马都成为控诉对象。面对连环指控，同治皇帝认为一定要弄清楚事件真相，否则将后患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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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皇帝在3月11日这一天给军机处发了一道上谕，说在英桂呈送的《道员丁杰交出竹枝词，钞录呈览》一折中，丁杰的说辞反复，有不少疑点，这些疑点都涉及闽浙军政大事，军机大臣一定要让英桂面传丁杰，搞清楚竹枝词到底是什么人所编。吴棠刚刚抵达福建，不用回避，应该跟英桂一同调查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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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皇帝命令一下，吴棠立即跟英桂组成专案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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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棠有了同治皇帝的上谕，觉得比总理衙门的信函管用多了，看沈葆桢这次还能怎么对付。当时，休病假的周开锡，身体已经痊愈，准备回福州上班，因为这时马尾船厂的基建工程已经开始了。沈葆桢希望周开锡能够早日回来帮忙办理船政，但吴棠却下令让周开锡继续休病假。[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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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枝词中提到的征收商业税、创办轮船工程等都跟周开锡有关，吴棠不让周开锡重返官场，以休病假的名义将沈葆桢的这位得力助手打入冷宫。他的用意十分明显，就是一方面让沈葆桢失去左膀右臂，因为周开锡被调查，远在杭州的胡雪岩就不敢来福州，他身为红顶商人，一旦牵扯到福州官场大案中，他的生意可就完蛋了。另一方面，吴棠可以安插自己的人员进入船政，迅速清理左宗棠在福州的势力，完全孤立沈葆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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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棠立即将相关涉案人员进行隔离审查。李庆霖成为审查的重点人物，延平府那么清静安逸的地方，李庆霖不在那里舒舒服服当知府，偏要跑到福州帮沈葆桢搞船政，这背后一定有文章。竹枝词中显示，李庆霖给周开锡送了一个婢女，这就是李庆霖拉拢周开锡，向沈葆桢船局渗透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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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在北方的左宗棠听闻吴棠的行动，立即给他写了一封信。左宗棠在信中大夸吴棠担任河道总督时美誉满天下，连皇帝都常常问起吴棠。左宗棠夸吴棠那是有目的的，就是要把吴棠架到道德圣人的高度，让他沾沾自喜，这样他才会听取自己关于竹枝词案的劝告。左宗棠在书信中说，吴总督初来乍到，可能有不少小人蒙蔽视听，令其对福建官场和船政有误解。[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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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棠根本就没有在意左宗棠的规劝，继续将竹枝词案扩大化。周开锡、李庆霖、沈应奎一干人马全部被隔离审查，而跟竹枝词毫无关系的叶文澜也被隔离审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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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叶文澜是因为一位叫陈永禄的讼棍。叶文澜是地方绅士，加之与左宗棠关系密切，所以在福州声望很高。左宗棠一走，陈永禄就开始纠缠叶文澜，将陈年旧账一股脑儿往叶文澜身上招呼。吴棠亲自过问陈永禄诉叶文澜案，他明明知道叶文澜是被人诬告，却不立即结案，反而对陈永禄诉叶文澜一案一审再审。[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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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献纶一直是左宗棠倚重之人，在福建负责为左宗棠筹措粮饷，没想到丁杰的一本竹枝词，让他充当了举报的托儿，这就是吴棠的高明之处。周开锡是布政使，夏献纶顶替周开锡代理布政使，这就是要分化左宗棠阵营，让周开锡跟夏献纶分道扬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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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献纶给左宗棠写了一封信，将福州官场的情况详细向左宗棠进行了汇报。左宗棠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在给吴棠写信后没有任何效果，反而使颠倒是非黑白的现象进一步扩大。左宗棠给夏献纶的信中告诫，不要因为他人的诽谤而退缩，也不要去跟小人争执，我辈肝肠如雪，何惧造作言语？如果你夏献纶跟周开锡都要离开福建，我们对轮船事业的一腔热血，将洒向何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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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给夏献纶的信中，左宗棠告诉在福州的嫡系们，沈葆桢关于船政事务的奏折，左宗棠是要联名才能上奏的。按照朝廷给福州船政的批文，沈葆桢作为专门负责船政的大臣，新到的闽浙总督是不能擅自插手的。吴棠作为新任闽浙总督，连基本的情况都没有了解清楚，就听信那些宵小之徒的谣言，搞得整个福州城人心惶惶。[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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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一眼就看穿了竹枝词的背后玄机，一个是商业税问题，一个是楚军嫡系问题，吴棠把矛头对准的是船政，真正的目标是自己。吴棠利用专案调查之权，宣布降低商业税的征收比例，这让做生意的人很是开心，大多称颂吴棠爱民。左宗棠嘲笑吴棠这是沽名钓誉，表面看是降低商人税赋，实质上是为了恢复陋规，以便征收名目繁多的杂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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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税的征收事关船政的经费和左宗棠北上剿匪的军饷，吴棠降低征收标准，势必造成船政跟军饷资金链紧张。现在摆在左宗棠面前的一个难题是，如果造船，北上剿匪难保成功；如果确保剿匪军饷，那么船政的五年之约难以实现，那可是左宗棠当年给北京朝廷立下了军令状的。左宗棠劝告夏献纶，商业税背后涉及吴棠对船政核心利益的争夺，就是要逼迫自己放弃对船政的控制，所以吴棠轻易不会放弃关于商业税征收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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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献纶现在进退两难，身为福建代理财政厅厅长，商业税的征收若听命于吴棠，就会让左宗棠陷入两难之中。左宗棠在第二封信中跟夏献纶说，福州的兵制、财政问题都在朝廷备案，现在吴棠搞的税改事关船政，他想改，就需要上奏北京。在吴棠税改方案还没有得到朝廷批准之前，身为财政厅厅长的夏献纶不要跟吴棠激烈争执，否则会激怒他，他会走北京的门路，让税改成为事实。[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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