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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给夏献纶出了一招，长官有错，下属不能不说，否则就未能勤勉尽责，所以夏献纶应该向吴棠详细说清楚各项原委，建议吴棠去详细阅读原委成案。当然，如果吴棠执意我行我素，不问青红皂白，左宗棠建议夏献纶在那个时候一定要据理力争，不能坐视沈葆桢一手经营的船政伟业被破坏。[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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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被调查的主角儿周开锡不想干了，他给左宗棠写了一封信，倾诉自己心中的委屈跟苦闷。左宗棠在给周开锡的回信中说，自己跟吴棠没有什么交情，不知道这个人的深浅，当初收复杭州的时候，自己在胡雪岩分管的粮道看过吴棠的公文，从公文中可以窥见吴棠的庸鄙。[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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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船政伟业，左宗棠依然劝慰周开锡要和悦而铮，如果实在理解不了，那就洁身而去。[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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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闽浙地界不可动摇的楚军帮，吴棠明白不彻底将左宗棠的人给搞出局，自己就难以掌控船政。左宗棠面对老部下欲纷纷离开福州的局面，长叹一声：“平生志事，百无一就，一腔热血，尽付东流。”左宗棠在给夏献纶与周开锡的信函中忧愤感叹：“近日封疆之吏，将帅之选，多不惬人意，而时事则日棘一日，深为可忧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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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的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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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当年，作为曾国藩府邸四大布衣幕僚之一的周开锡，现如今成为震惊大清帝国的竹枝词大案主角。尽管左宗棠千里传书对其劝慰，可负责调查的吴棠明知竹枝词乃诬蔑之词，仍对周开锡的桃色绯闻大搞恶搞。一腔热血报效无门，周开锡心灰意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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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棠利用专案调查之权，将整个福州官场闹翻了天，左宗棠留在船局的人才被隔离的隔离、审查的审查。远在杭州的胡雪岩本来要去福州，一听新到的闽浙总督吴棠在福州的霹雳手段，便写信给沈葆桢，说自己不想在船厂干了。尽管沈葆桢一再写信让他到福州，胡雪岩就是拖着不去。吴棠拿下周开锡、叶文澜等人后，还没有罢手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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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葆桢守制期间，左宗棠三顾茅庐，将沈葆桢所有的担心都给化解了，甚至同意所有船政事务，两人都要联名会奏。现在日意格他们带着一帮法国技术人才到了福州，船政的官员却不断遭遇清洗。沈葆桢无法向法国人解释帝国官场潜规则，只能给左宗棠写信，希望手握十万大军的左宗棠能够向北京反映，遏制住福州船政的局势，否则船政伟业将尽毁吴棠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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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吴棠的步步紧逼，左宗棠也是一筹莫展。左宗棠在给曾国荃的信中抱怨说，吴棠到福州改弦易辙，让周开锡等一干人马都不想干了，不少提督、镇总兵、知府等人都写信，要跟自己一同西征，西征大军行至潼关，已经有四五人北上。左宗棠西征的粮饷取于闽浙，所以在给曾国荃的信中很无奈地说，自己对吴棠不得不委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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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在信中感谢曾国荃经常写信安慰自己，左宗棠感叹，国家时局越来越危险，打仗的日子一长，民力、物力都不能支撑，加之官场钩心斗角，大清帝国已经暮气沉沉了。每当夜深人静，华灯初上的时候，自己一个人独坐深思，总是汗流浃背，百忧交集。[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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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饷来自于闽浙，左宗棠在跟吴棠的较量中只能隐忍，但是他没有停止跟沈葆桢联手反击。左宗棠跟沈葆桢商议，让沈葆桢以船政工作需要为由，向皇帝提出让周开锡继续留在船政效力。在给沈葆桢的信函中，左宗棠痛批福州官场喜欢造谣，挟持长官，这一次竹枝词案根本就是没有证据的诬蔑，如果从轻了结的话，以后这一类谣言就会更多，甚至会影响到船政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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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葆桢立即给同治皇帝写了一份奏折，控诉吴棠假总理衙门的公信，意欲克扣船政经费，明知周开锡被诬陷，仍然下令让周开锡继续休假。沈葆桢在奏折中说，以日意格为首的洋人都尽心做事，帝国的官员却在相互争斗，自己身为船政大臣，个人生死不足为虑，但事关国家命运，恳请朝廷留下以周开锡为首的船政干才。[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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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留周开锡，那就一定要将周开锡身上的桃色案化解。沈葆桢决定另辟蹊径，单独就李庆霖送婢女一事向同治皇帝汇报。沈葆桢在给皇帝的奏折中强调，李庆霖在左宗棠离开福州之前，尽管做过马尾船厂的选地工作，可是之后就去了延平担任知府，直到左宗棠离开福州后，英桂跟周开锡才向朝廷奏请李庆霖到船政工作。延平府地方安静，李庆霖没必要卷入船政的旋涡，所以他不会笼络周开锡、英桂等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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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葆桢在竹枝词案爆发后，专门问讯了李庆霖，李庆霖跟沈葆桢说，吴棠审问自己的时候，根本就没有问及船政之事，就勒令李庆霖回原籍。沈葆桢给皇帝的奏折中强调，李庆霖在福州并没有劣迹，如果这一次带着冤屈离去，以后还有谁敢在船政做事？[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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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开锡案的关键在李庆霖送婢女环节，沈葆桢向皇帝提出了李庆霖并未笼络周开锡，那么就不存在送婢女的贿赂行为。沈葆桢在给同治皇帝的奏折中还强调，周开锡、李庆霖两人的案件有冤情，吴棠视若无睹。而叶文澜案更是彻头彻尾的闹剧，希望朝廷能够秉公审理，给叶文澜一个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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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现场：晚清经济改革始末 流痞铁匠撒欢马尾船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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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枝词案真相大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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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风烈，悍匪千里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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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北京城密旨送抵左宗棠营帐。左宗棠看完皇帝的圣旨，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这真是一个天赐良机。《北京条约》签订的时候，英法两国约定十年后修订合约，北京朝廷决定提前让督抚臣僚出出主意，为两三年后的修约做准备。左宗棠决定抓住这个机会绝地反击，向同治皇帝写了一封悲愤交加的奏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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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在奏折中说，中外通商主要在南北洋两大臣之手，由总理衙门总揽全局，自己只在闽浙跟海口领事、税务司有过交涉。而在西征后，距离闽浙太远，加之新上任的总督吴棠，“务求反臣所为，专听劣员怂恿”，这导致凡是自己引进的人才，所用的将校，无不纷纷要求离开福州。左宗棠在奏折中强调，船政乃大清帝国千秋之伟业，是唯一能跟列强在海上抗衡的通途，皇帝既然已经交由沈葆桢专事操办，船政的管理应该也由沈葆桢筹划。[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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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当然也对修约一事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但他着重强调的还是竹枝词一案。此时的慈禧太后已经跟恭亲王奕䜣关系变得紧张，吴棠作为奕䜣一党，在福州官场只手遮天，自然让慈禧太后担心。加之左宗棠现在正带领十万大军转战西北围剿捻军，福州竹枝词案若不公正处理，何以安抚左宗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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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太后给军机处的命令是，在左宗棠的奏折上写了一个“留”字。身为军机大臣的奕䜣自然明白慈禧太后的用意，这是暗示军机处，一定要尽快调查清楚竹枝词案，平息福州官场争斗案，让福州船政恢复正常。北京城的消息很快传到了福州城，吴棠深感情况不妙，只得主动找到英桂，要将竹枝词案快速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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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7年7月13日，竹枝词案真相大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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