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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现场：晚清经济改革始末 洋行厮杀全面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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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廷枢联合同孚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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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廷枢一行走进了同孚洋行会客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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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孚洋行老板奥立芬（D.W.C.Olyphant）跟旗昌洋行老板保罗一样，都是美国人，但和福布斯家族不一样，他更热衷于宗教传播跟掌控舆论。奥立芬资助美国第一位到中国的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创办《中国丛报》，成为美国政界、商界了解大清帝国的窗口，同时也为美国政府收集了大量的中国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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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廷枢跟同孚洋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最早可以追溯到1839年，奥立芬联合怡和洋行资助马礼逊教育协会开办了基督教在华的第一所学校，即马礼逊学校。唐廷枢有幸就读于马礼逊学校，跟哥哥唐廷植、老乡容闳成为帝国早期就读于洋人学校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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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孚洋行跟旗昌洋行不一样，奥立芬一直反感走私鸦片，他希望通过影响华盛顿政界跟军界，在大清帝国谋求更多的贸易机会。在鸦片战争爆发前，奥立芬就赞助传教士医生彼得·帕克（Peter Parker）前往华盛顿，游说美国总统马丁·范·布伦（Martin Van Buren）和国务卿约翰·福塞思（John Forsyth），建议美国政府介入中英冲突，调停双方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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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孚洋行的华盛顿之谋尽管没有得到总统的支持，却深深地吸引了颇具影响力的参议员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同孚洋行给帕克准备的报告中强调，中国政府只是期望通过一种“保留颜面”或“声誉”的合约方式来恢复中英商业贸易关系，同时又能达到终止鸦片贸易的目的。丹尼尔对同孚洋行的观点表示出极大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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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立芬跟美国政要说：“我之所以要谴责鸦片贸易，是因为它犹如一座分隔基督教和世界上四亿人民的坚硬壁垒，是那些商品市场的破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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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孚洋行游说美国政府禁绝商人鸦片贸易，奥利芬甚至还利用裨治文跟帕克草拟《望厦条约》底稿的机会，将禁烟条款写进了合约中：任何美国公民凡有擅自向别处不开关之港口私行贸易及走私漏税，或携带鸦片及别项违禁货物至中国者，听中国地方官自行办理治罪，合众国官民均不得稍有袒护；若别国船只冒合众国旗号做不法贸易者，合众国自应设法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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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帝国的道光皇帝一辈子禁绝鸦片，没想到最后因禁烟跟英国人打了一仗，签订了屈辱的《南京条约》，鸦片贸易更是在合约的保护下合法化了。道光皇帝没想到耆英签署的《望厦条约》里，洋人居然主动禁烟，道光皇帝一高兴，赏赐了耆英“有守有为”四个大字，赞扬耆英忠诚有为。道光皇帝赞誉耆英的背后，奥立芬功莫大焉。至此，同孚洋行跟帝国政要建立了一张隐秘的关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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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轮船挂靠的轧拉佛洋行陷入危机后，唐廷枢决定跟同孚洋行合作，一方面是同孚洋行跟北京、华盛顿政局有良好的关系，另一方面是自己跟同孚洋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唐廷枢深谙同孚洋行跟怡和洋行在基督教方面有着深厚的合作基础，加之1865年旗昌洋行虽然将同孚洋行挤出长江航线，但后来长江航线没有禁止同孚洋行行动的约束性条款，公正轮船如果可以挂靠在同孚洋行，依然可以争夺长江航线的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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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廷枢的到来令同孚洋行的股东们很振奋，身为怡和洋行的总买办，唐廷枢在公正轮船中尽管不是大股东，可他身后是一干广东商人，只要将公正轮船收归麾下，同孚洋行就可以借机重返长江航线，以雪当年被美国同仁旗昌轮船挤出长江航线的耻辱。双方可谓一拍即合，公正轮船也通过依附同孚洋行，由之前的中英合资企业摇身一变，成为中美合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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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轮船资本变性后，旗昌轮船发现身为美国商家的同孚洋行跟轧拉佛洋行是一路货色，他们并没有站到美国人一边，而是为了报当年被挤出长江航线之耻，跟怡和洋行的合作更为紧密。唐廷枢身为怡和洋行买办，经营着大宗的生丝、茶叶生意，自己又开着钱庄，向同孚洋行提供着流动性支持，怡和洋行甚至将长江航线的货运业务委托给公正轮船。旗昌轮船在长江航线的垄断地位继续受到怡和洋行的暗中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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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布斯家族意识到了怡和洋行的鬼把戏，他们是利用中国资本寻求外资庇护作为争夺长江航线的筹码，同孚洋行正好利用怡和洋行的算盘，来争夺长江航运市场，唐廷枢他们则一边当着买办，一边在欧美资本之间挑拨离间，他们没有政府的强权支持，只能利用手中的资本来跟欧美商人较量。唐廷枢他们挑起的航线战争背后，矛头直指旗昌洋行的总买办陈煦元，这是一场洋行外衣下的中国商帮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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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业领袖陈煦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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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掌握钱财的人，我们要向他磕头求拜。”[11]美商琼记洋行的老板候德（A.F.Heard）对陈煦元敬畏有加，琼记洋行跟旗昌轮船竞争之初，陈煦元是琼记洋行的重要战略股东，投资琼记洋行旗下“火箭号”7200两、“山东号”69700两、“江龙号”7200两白银，一旦陈煦元撤资，对于仅有三艘轮船的琼记洋行来说，将立即在航运领域的竞争中败下阵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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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煦元，字竹坪，清末浙江乌程（今湖州）南浔镇人。南浔是丝绸之乡，陈煦元的祖辈在南浔开设裕昌丝经行，以经营蚕丝起家，在南浔镇上堪称望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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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氏家族到底有多少钱？欧美洋人不知道这位做丝绸贸易起家的中国人到底有多少银子，只知道这位江浙商人很聪明，在19世纪50年代初上海开埠不久，就一个人到上海来创业了，开设裕昌丝栈，专营湖丝销售，洋人叫陈煦元的丝栈陈裕昌。陈煦元学习能力很强，到上海没多久就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成为上海著名的“丝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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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煦元在上海仅用了十年就让陈氏家族的丝绸生意声名远播，陈煦元由此成为上海最有名的丝绸商。1860年，陈煦元参与发起成立上海丝业会馆，并且是早期丝业会馆的历届董事。陈煦元在丝业界信誉很好，无论是中国商人，还是欧美洋商，都很敬重陈煦元，都奉其为丝业领袖、商界长城。[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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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2年，旗昌轮船刚成立的时候，旗昌洋行财务紧张，总经理金能亨不得不请老朋友吴健彰出面。身为帝国官员的吴健彰认购了旗昌轮船股票，随后广东商帮踊跃入股旗昌轮船。身为江浙商人的陈煦元，有大宗的丝绸需要运输，一旦成为有帝国官员撑腰的旗昌轮船的股东，将来丝绸运输将赢得先机，于是陈煦元掏出了13万两白银，一举持有旗昌轮船13%的股份，成为单一大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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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煦元的出手顿时在商界引起震动，欧美商人纷纷找机会跟陈煦元建立商业合作关系。琼记洋行的老板候德眼看旗昌洋行起死回生，决定将旗下的“山东号”控股权出售给陈煦元。陈煦元身为上海滩丝绸贸易的老大，为了跟琼记洋行这样的大佬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立即掏了69700两银子，成为“山东号”的实际控制人。候德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写道：“‘山东号’的盘出真是一大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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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德的兴奋溢于言表，因为他终于通过出售“山东号”控股权的方式，跟陈煦元搭上了关系。候德在信中写道：“因为这打通了同陈裕昌（陈煦元的别号）的关系，他是此地大亨，在旗昌的计划里投入了13万两，拥有‘苏格兰号’、‘竞赛号’、‘山东号’和‘查理·福士爵士号’。他现在同我们非常友好，是一个掌握钱财的人，我们要向他磕头求拜。”[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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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钱能使鬼推磨，在列强嚣张的晚清，洋人们趾高气扬，陈煦元能让欧美商人磕头求拜，可以窥见陈煦元在上海滩商界的地位。候德在信中还透露，陈煦元在上海拥有的房产和地产占半个外国租界。[14]晚清上海滩犹太裔房产大亨哈同（Silas Aaron Hardoon）从陈煦元拥有的店面市房和里弄住房中计算，陈煦元每日可得租金7000两，堪称上海滩房地产巨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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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煦元真正卷入上海滩的商战是从1865年开始的。当时旗昌洋行的官商股东杨坊病死，官员股东吴健彰在广东老家病危，福布斯家族决定重组旗昌洋行，总买办人选自然慎之又慎。身为上海丝业大佬的陈煦元自然成为热门人选，金能亨跟保罗一商量，决定高薪聘请陈煦元为总买办。旗昌洋行的重组立即令上海滩的商贾们恐慌，说实话，陈煦元出任旗昌洋行总买办跟以郑观应为首的广东商帮有着直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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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行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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