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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观应有点儿流年不利，做什么生意都亏钱。一开始自己独立做外贸生意，可欧洲在1866年爆发金融危机后，以拿破仑三世成为阶下囚为历史转折点，欧洲真正结束了君主专制时代，工业开始复苏，尤其是纺织工业的复苏导致布匹等价格下跌。以郑观应为首的传统广东贸易商帮，遭遇了出口贸易的寒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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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出口生意没法做了，只能进行战略转型。1871年年底，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决定重振两江盐业。在食盐牌照垄断的年代，没有背景的民营老板要想拿到经营食盐的牌照，难度可想而知。郑观应跟唐廷枢决定抓住曾国藩向民营老板开放盐业牌照的机会，转道扬州贩卖食盐。[25]唐廷枢背靠怡和洋行，可以不断拆借资金，而郑观应没有资金支持，很快盐行也破产了，只有重返上海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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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昌轮船在长江航线的垄断令公正轮船举步维艰，只能一次次地更换挂靠洋行，这让唐廷枢跟郑观应有一种流浪儿的伤感。郑观应回到上海就找到唐廷枢商量公正轮船最终的出路，到底是独立经营，还是依附在洋人名下？依附洋商名下让两位广东商人有着切肤之痛，洋人在中国航运领域用中国人的船只打价格战，他们根本没有将拥有控股权的中国股东放在眼里，公正轮船成为怡和洋行、旗昌洋行他们争夺市场的试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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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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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廷枢想都不敢想，当年大哥唐廷植被丁日昌抓进大牢后，用一座铁厂方才换来自由之身，江南制造总局可有唐廷植的功劳，那些火炮厂还有当年铁厂的机器。唐廷植重金消灾的背后，大清帝国的商业制度已经走到了十字路口。满洲八旗入关200年，依然重复着古老的重农轻商的治国策略，他们对商人视同最卑微的妓女，导致商业形成隐形的垄断，广州十三行的盛极而衰就是商业垄断的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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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航运的机会在哪里？唐廷枢跟郑观应这样的广东商人对于航运业的开放早已望穿秋水。当时的帝国民间运输都使用帆船，即便是庞大的漕帮，也只能是帆船运输，而轮船只能是军用。宁波商人购买的“宝顺轮”也是用于打击匪盗，在围剿太平军期间，被政府征用，最后一直作为水警缉盗的轮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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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观应对民营航运的开放很是悲观，他认为清政府执政集团一直对汉人心怀芥蒂，在政治上经常搞双轨制，各个部委都是两个部长，满人部长排在第一位。在经济方面，汉人经商智商高于满人，各地商帮活跃，满人要想控制掌握财富的汉人，就不能像政治上搞双轨制，只能依靠牌照制度，通过牌照向汉人征收名目繁多的税赋，不乐意的就只有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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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后，大量的欧美商人涌入中国，部分欧美无业游民也到中国来淘金。这些投机分子在欧美国家不可能募集到资金，他们迅速和贩毒走私集团打成一片，赚取了人生的第一桶金。为了在帝国将贩毒走私资金合法化，他们会跟帝国商人合伙做生意，因为他们看出帝国商人不堪苛捐杂税的重负，要通过跟洋人合作来规避帝国官员的敲诈勒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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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的毒贩子、走私商人摇身一变成为帝国商人的庇护者，他们用极少的资本，控制着中外合资企业。帝国商人成为恶棍们的附庸，随着一份份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帝国官员压榨商人的手段更多，速度更快。更多的商人为了规避不堪重负的税赋，将更多的资金投向恶棍之手，欧美商人的资金成本越来越低，撬动的资金杠杆越来越大，帝国商人在合资企业中的话语权越来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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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的口岸越来越多，商帮规模越来越大，国家的税赋名目越来越多，可是财政赤字的缺口却越来越大。帝国的官员对此现象早已洞若观火。民富才能国强，有钱的商人在连年的战争中远离了政府，他们宁愿让欧美的恶棍们控制合资公司，也不愿意以中国人的身份独立做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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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流到了欧美恶棍们的腰包，大清帝国的财政官员们是夜不能寐。每次看到战争赔款，财政官员们都胆战心惊，钱从何来？船坚炮利是帝国自强之本，商业富国是崛起根基。左宗棠在向北京朝廷提交造船计划的时候就提出，马尾船厂将来可以造商船，一方面是补贴庞大的军费开支，另一方面可以提高商业运输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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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场场令爱新觉罗皇族胆战心惊的战争结束后，汉族武装集团已经形成了湘军、淮军两个利益集团，如果直接将两个集团拆散，帝国定遭内乱。无论是慈禧太后，还是恭亲王奕䜣，完成汉族武装集团向政治集团转变成为王朝的头等大事，只有通过利益才能牢牢地攥住两个政治集团的命运，只有改革才能将利益转化为国家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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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航运业改革的夭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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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成了帝国权谋家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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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族武装集团是清政府执政集团最大的威胁，剿灭太平军后，在曾国藩的领导下，汉族武装集团主动向政治集团转变。清政府执政精英们相当清楚，汉族武装集团的转型是清政府执政集团重拾威权和公信力的机会，天下再无可以超过湘军、淮军集团的第三股武装势力可以威胁到清政府执政集团，如果曾国藩他们都臣服清政府执政集团，还有谁会挑战清政府执政集团的威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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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犹如一块骨头，是汉族武装集团转型的最大诱惑。清政府执政集团必须从两百年的垄断利益切割一部分，将其让予汉族武装集团，只有让汉族武装集团在改革的过程中获取了新的利益，他们才会心甘情愿地向政治集团转型。军事工业改革就是清政府执政集团默许的一块骨头，在国有资本改革的名义下，满足汉族武装集团的利益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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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时代，改革是避免两大集团发生武装冲突的最佳选择，慈禧太后跟奕䜣两人对李鸿章、左宗棠的军事工业改革计划毫无意外地批准。左宗棠、李鸿章他们的胃口远非慈禧太后与奕䜣想的那样简单，比如航运业是帝国遭遇欧美冲击最大的领域，而造船是一项庞大的工程，民营资本无力进行大规模的造船工程，但是军事工业改革可以动用国家资本，所以李鸿章、左宗棠他们选定了军事工业中的轮船工业作为突破口，更重要的原因是轮船工业有着一个庞大的产业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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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船工业改革牵涉造船、航运、维修、保险等一系列的产业链。造船牵涉到钢铁冶炼、轮船制造；航运牵涉到煤炭开采、码头的建设、仓储管理、运输保险、资金结算；维修牵涉到船坞建设、轮船修理；保险牵涉到轮船保险、顾客保险、货物保险、金融管理等。汉族武装集团的改革远非切割国有资本一小块利益那么简单，按照轮船工业产业链规划，只要通过国家资本拉开了航运业改革的大幕，整个帝国的经济改革就会很自然地全面铺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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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资本没有大规模造出轮船之前，以广东商帮、江浙商帮为首的对外贸易团体，对航运业早已跃跃欲试。早在1864年，奕䜣就以总理衙门的名义，给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下发了一个通知，说既然商人们都愿意搞航运，他们跟外国人合伙主要是税赋方面的原因，那么中国商人购买的轮船入关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免税？是不是在运输方面鼓励中国航运业自由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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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进行了反复磋商，觉得放宽中国商人搞航运的政策限制，对于政府来说是好事，一方面可以降低商人们的运输成本，另一方面也可以开辟税源，带动航运产业链。看汉族武装集团的大佬们一致赞成，奕䜣当时就提出，一定要搞一个政府文件出来，准许中国商人搞航运。[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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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充满着变数，为了规避一哄而上带来的全国性风险，身为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向总理衙门提出在两江试点。曾国藩迅速向两江辖区的商人宣布：以后凡有华商造买洋船，或租或雇，无论火轮夹板，装货出进江海各口，悉听自便。[27]曾国藩试点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太平军曾经在两江盘踞十年，民生跟商业都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航运业改革试点可以迅速激活商业，进一步盘活两江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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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运业开放的政策经过三年的讨论跟征求意见，《华商买用洋商火轮夹板等项船只章程》终于在1867年10月3日，以上海通商大臣曾国藩的名义，明令公布实行。华商购买轮船的文件开启了大清帝国航运业改革的序幕，帝国官员们对未来航运业的繁荣相当乐观，上海道台应宝时就兴奋地感叹：“华商自必闻风兴起。”[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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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红头文件一发布，当时身为候补同知的耶鲁留学生容闳就提出了创设新轮船公司的章程。身为曾国藩的幕僚，容闳提出创设轮船公司自然在情理之中，令人意外的是容闳提出的是创设民营股份制航运企业。容闳在章程的序文中提出，垄断长江航线的旗昌轮船对于中国商人来说是致命的，旗昌轮船可以凭借垄断操控价格，中国商人只有被动接受高额的运输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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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闳的建议立即让人觉得他背后一定有势力在暗示和支持。当时在背后支持容闳出面的是广东商帮，不过谁能为广东商帮试探北京政府底牌？容闳如果直接交给曾国藩代为转交总理衙门，朝廷会左右为难，一旦批准曾国藩递交的奏折，国家资本没有做好全面改革的准备，民营资本就会如洪水猛兽一般冲击整个国家资本体系。不批，那跟曾国藩发布的改革开放政策相违背，政府将失信于资本，会有更多的资本流向欧美恶棍的腰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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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意就是一场游戏，大生意就是跟大人物玩大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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