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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平淡无奇的奏折，却成了震惊大清帝国的风暴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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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皇帝在文煜的奏折上朱批了三个字：知道了。通看文煜给皇帝的奏折，以及皇帝的批复，很难发现奏折的玄机。按照慈禧太后建立的帝国管理程序，文煜的奏折在朱批之前，慈禧太后已经看过，这也充分说明福州船政在帝国权力中心没有大问题。无论是两江总督曾国藩、直隶总督李鸿章，还是身在西北的左宗棠都没有意识到风暴即将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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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晋他们抓住了杨昌浚调换军舰的机会，敏锐地觉察到，“湄云”号制造期间正是总工程师达士博跟监督日意格闹矛盾的时候，杨昌浚要求调换“湄云”号，一定是因为质量上出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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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晋他们这样推论还有一个重要前提，“湄云”号是马尾船厂第一艘真正用于帝国海防的军舰，可是在“湄云”号正式服役的关键时刻，沈葆桢却生病隐退了，难道他是在逃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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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晋的反腐奏折提交给皇帝后，北京保守势力等不及湘军、淮军集团者向慈禧太后辩护，就决定立即死死地抓住“湄云”号不放，一定要通过“湄云”号来挖出福州船政的更多问题。2月11日，杨昌浚突然收到了一封来自军机处的密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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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永远覆盖着一块遮羞布，图穷匕现之时血溅三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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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握密函的杨昌浚顿感被卷入了一个巨大的旋涡，密函直截了当地问道：“为什么‘湄云’在浙江不适用？”保守势力还赤裸裸地诱导杨昌浚：“窃意‘湄云’一船必有不能应用之处，一船如此，他船可知”，“诚恐日意格等未肯将外洋轮船之制尽泄其秘，而该厂提调委员等复不能悉心讲求，广咨博采，以致虚糜巨帑，徒成粉饰之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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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保守势力现在严重怀疑“湄云”号的质量，进而怀疑马尾船厂所有军舰的质量问题。他们认为质量问题一方面是左宗棠力荐的法国人不尽力，更重要的一方面是福州船政的管理层有大问题，他们没有用心办事，导致在采购、制造等多个环节出现问题，才致使大量的国有资金浪费，甚至被贪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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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昌浚的最高文凭是秀才，他们前程是跟着左宗棠在战场上杀出来的，现在帝国官场的潜规则在考验着这位秀才巡抚。帝国官场的潜规则是，只要将“湄云”号调换一事按照军机处密函的说辞向北京写个奏折，深处帝国权力核心的北京保守势力就会跟杨昌浚结成政治联盟，杨昌浚的政治前途将一片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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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晋他们在北京焦急地等待杨昌浚的奏折。杨昌浚深知帝国正在上演的一场大对决，自己的奏折将决定双方的胜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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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7日，杨昌浚的奏折送抵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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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昌浚在奏折中详细汇报了跟调换“湄云”号密切相关的大事：第一件大事发生在1871年5月25日，浙江水师提督黄少春乘坐“湄云”号出海巡洋，在将近崇明岛海面时，“湄云”号的轮机突然发生故障，遂折回宁波镇海关前停泊修理，不能如常工作。当“湄云”号紧急修理时恰好有一艘英国商船入口，随之“湄云”号受损一事被这艘英国船传得沸沸扬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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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晋在给皇帝的奏折中说马尾船厂的船不如国外的好，主要依据就是英国人关于“湄云”号的传言，万万没有想到杨昌浚居然在奏折中披露了这件事情。正当保守势力喜出望外的时候，杨昌浚笔锋一转说，事发后曾询问“湄云”号管驾以及福州船政的官员，他们都说新轮机在使用时发生故障是各国都有的正常现象，需要随时发现、调校、修理，以求磨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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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件大事发生在1871年6月28日夜间，当时“湄云”号停泊在宁波修理，军舰上的水兵放假登岸。没想到水兵跟绿营水师发生口角，最后大打出手。绿营水师由海盗招安而来，剽悍野蛮，势单力薄的水兵只有躲避，才没有酿成大祸。杨昌浚说，自己担心“湄云”号以后难以与浙江水师相处，所以请求调换其他军舰来浙。[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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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昌浚的奏折令北京保守势力大失所望。左宗棠远在西北，沈葆桢重病在家，这都是北京保守势力的机会，他们企图利用“湄云”号来大做文章，没想到杨昌浚如此不配合，这也为杨昌浚日后在浙江落马埋下了致命的祸根。远在肃州的左宗棠很快掌握了“湄云”号事件的来龙去脉，现在到了该反击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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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发走了将校，左宗棠坐到书案前奋笔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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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西洋各国恃其船炮横行海上，每以其所有，傲我所无，不得不师其长以制之。”[8]左宗棠在给同治皇帝的密折中回忆说，马尾船厂成立之前，以赫德为首的欧美势力极力游说北京，声称自制轮船枪炮耗资巨大，不如直接购买省事，以阻挠帝国军事工业的发展。左宗棠极力夸耀同治皇帝在国际压力之下圣明洞鉴，帝国的军事工业改革才得以顺利开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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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晋攻击左宗棠时有两点颇为致命：一是工程总款超标，二是轮船总数没有达标。左宗棠在密折中逐一反驳宋晋的指控，当初计划5年造船16艘，到宋晋指控之时，只有3年，已经造船9艘。第一号轮船在天津接受检阅的时候，观者云集，盛况空前。左宗棠强调，马尾船厂造船技术越来越精湛，原先装配三门炮的，现在可以装配八门，轮船马力可以提高到二百五匹，最大马力的轮船可以装配十三门大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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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问题是致命的，质量问题更是要命的。“湄云”号让左宗棠如芒在背，尽管任何轮船都可能存在机械故障。无论是马尾船厂还是江南制造总局，制造出来的可是护卫帝国海上安全的军舰跟大炮，它们不仅仅是一个集团获取权力的筹码，更关系着国家的命运，质量问题是高悬在整个国家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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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在给同治皇帝的密折中说，船政学校的学生是中国造船工业与海防未来的希望，只要假以时日，严格管理教育，他们都将成为帝国的栋梁之才，最终中国将形成以机器制造机器，以华人学习华人，以新法改革新法的良性循环格局。[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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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对船政学校的学生们，以及对正在成长中的中国军事工业并没有浮夸。身为福州船政监督的日意格，见证了帝国十年变化，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中国正在迅速成为一个令人生畏的对手，整个官僚阶层都决心恢复中国的国际地位，兵工厂和造船厂的产量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中国建造的军舰不久就将达到欧洲的最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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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制造，让西方永远掌握着军工专利，这样会让我们的国家失去自强之远图，我们的国防力量永远都将权操在西方列强之手，我们还有什么抵御外寇之法呢？左宗棠在给同治皇帝的密折中悲愤地说，如果帝国的军事工业改革停了，身为臣子即使以身殉之，于国家命运前程毫无裨益。左宗棠最后呼吁，福州船政将来大有可为，不可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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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葆桢的奏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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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2年5月26日，福州城宫巷阴云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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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身素服的沈葆桢站在窗前，手上攥着紫禁城的上谕，望着长长的宫巷，罗星塔下的风云激荡浮现在眼前，是人祸还是劫数？鸦片战争撕裂了帝国的遮羞布，面对列强的坚船利炮，改革成为政治集团利益重新分配的盛宴，上苍要让爱新觉罗王朝灭亡，真要让政客们肆无忌惮地上演最后的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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