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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晋攻击左宗棠时有两点颇为致命：一是工程总款超标，二是轮船总数没有达标。左宗棠在密折中逐一反驳宋晋的指控，当初计划5年造船16艘，到宋晋指控之时，只有3年，已经造船9艘。第一号轮船在天津接受检阅的时候，观者云集，盛况空前。左宗棠强调，马尾船厂造船技术越来越精湛，原先装配三门炮的，现在可以装配八门，轮船马力可以提高到二百五匹，最大马力的轮船可以装配十三门大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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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问题是致命的，质量问题更是要命的。“湄云”号让左宗棠如芒在背，尽管任何轮船都可能存在机械故障。无论是马尾船厂还是江南制造总局，制造出来的可是护卫帝国海上安全的军舰跟大炮，它们不仅仅是一个集团获取权力的筹码，更关系着国家的命运，质量问题是高悬在整个国家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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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在给同治皇帝的密折中说，船政学校的学生是中国造船工业与海防未来的希望，只要假以时日，严格管理教育，他们都将成为帝国的栋梁之才，最终中国将形成以机器制造机器，以华人学习华人，以新法改革新法的良性循环格局。[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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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对船政学校的学生们，以及对正在成长中的中国军事工业并没有浮夸。身为福州船政监督的日意格，见证了帝国十年变化，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中国正在迅速成为一个令人生畏的对手，整个官僚阶层都决心恢复中国的国际地位，兵工厂和造船厂的产量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中国建造的军舰不久就将达到欧洲的最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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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制造，让西方永远掌握着军工专利，这样会让我们的国家失去自强之远图，我们的国防力量永远都将权操在西方列强之手，我们还有什么抵御外寇之法呢？左宗棠在给同治皇帝的密折中悲愤地说，如果帝国的军事工业改革停了，身为臣子即使以身殉之，于国家命运前程毫无裨益。左宗棠最后呼吁，福州船政将来大有可为，不可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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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葆桢的奏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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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2年5月26日，福州城宫巷阴云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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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身素服的沈葆桢站在窗前，手上攥着紫禁城的上谕，望着长长的宫巷，罗星塔下的风云激荡浮现在眼前，是人祸还是劫数？鸦片战争撕裂了帝国的遮羞布，面对列强的坚船利炮，改革成为政治集团利益重新分配的盛宴，上苍要让爱新觉罗王朝灭亡，真要让政客们肆无忌惮地上演最后的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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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父亲的去世令沈葆桢撕心裂肺，两次向朝廷上奏折要回家为老父亲丁忧，但是因为船政繁忙没有获准。每每想到去世的老父亲，沈葆桢都有一种五内俱焚的感觉。沈葆桢在给文煜的一封信中说，对父亲的思念令自己身体每况愈下，除了大量咯血外，还经常感到眩晕。[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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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病在身的沈葆桢现在终于回到了父亲的身边，但看到的只有坟前的荒草萋萋。沈葆桢每天在家练习书法，装裱字画。但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离开马尾船厂不久，宋晋他们就抓住“湄云”号大做文章，希望朝廷关闭马尾船厂跟江南制造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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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葆桢咳嗽得厉害，仆人端来痰盂，浓痰中带着血丝。闪电击穿了宫巷上空的乌云，沈葆桢顿感头晕眼花，胸口有一种无法言说的慌闷。在仆人的搀扶下，沈葆桢坐回书桌前的太师椅，手中的上谕掉到了地上。仆人小心翼翼地捡起来放到书桌上。到反击的时候了，沈葆桢颤颤巍巍地抓起了狼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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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见圣主慎重周详，力图自强之致意。”在给同治皇帝的奏折中，沈葆桢先将紫禁城征求他意见的举动进行了一通表扬。沈葆桢对宋晋的“战争已经结束，不必再造军舰”一说是相当反感，他说鸦片战争就议和了，可列强还是三番五次侵扰帝国疆域，数十年间令帝国的皇帝们宵旰焦劳，天下臣民痛心疾首，耗费了数千万的金银也难以满足列强的贪婪，谁敢拍胸脯保证列强不再入侵？[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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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葆桢在给皇帝的奏折中强调，欧美列强经过上百年的技术改进，方能纵横四海。中国的军舰不可能坐而得其尖端技术，只有通过不断地学习、实验，甚至要交一定的学费，才能超越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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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葆桢在奏折中详细回顾了马尾船厂的经营过程，从一开始全面仰仗洋人，到现在中国工匠能够独立造船，从军舰的马力到火炮的增加，中国人在掌握造船技术的同时还在不断地进步。沈葆桢毫不避讳马尾船厂存在的疏漏，他大包大揽将所有责任扛下来，只是希望皇帝不要以管理者的问题，进而认定是创议者的失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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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停而船无可修，厂废而船随之俱废。”在沈葆桢看来，军舰的维修是再正常不过的技术问题，一旦船厂关闭，随之而来的将是麻烦不断。按照当初的国际合约，国家要拿出七八十万两白银赔偿洋人劳工，以及已经下定单的原材料。沈葆桢更担心的是，洋人觊觎马尾船厂已经很久了，一旦船厂停工，洋人就会立马廉价收购，并用帝国的船厂造一样的军舰，转手高价贩卖给帝国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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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葆桢在奏折中提出，兵船为御侮之资，不能因为花销太大而停造，现在国家只有“勇猛精进”，才是帝国崛起之远谋。除了军事工业改革之外，国家还应进行全面改革，这样才能富强，国家利益才能得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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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出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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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葆桢的奏折送抵军机处后，紫禁城一阵骚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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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马尾船厂的大当家，沈葆桢抱病上书，令宋晋他们侧目。杨昌浚的奏折已经令北京的保守势力很是尴尬，这一次左宗棠跟沈葆桢两人的奏折前后脚到。如果北京的保守势力继续死磕，那就真如沈葆桢所说是要打决策者的屁股，因为军事工业改革的真正决策者是慈禧太后跟同治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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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晋他们还有一线希望，他们将目光盯向了李鸿章。宋晋在给皇帝的奏折中重点揭露了马尾船厂的问题，尽管也提到了江南制造总局，但没有涉及江南制造总局的腐败问题。更为关键的是李鸿章北调直隶，北京保守势力想当然地认为，江南制造总局已经不在李鸿章的权力辖区之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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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晋他们自然对左宗棠跟李鸿章两人的关系一清二楚，更清楚沈葆桢身为李鸿章的同门师兄弟，最后成为左宗棠遥控马尾船厂的筹码，李鸿章岂能隐忍？从提交反腐奏折到沈葆桢递交奏折，已经过去了四个月，李鸿章上过不少的奏折，关于船厂的奏折只字未提，袖手旁观之意再明显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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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0日，在那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两江总督曾国藩走完了圣贤的一生。在曾国藩的人生尽头，未见他和李鸿章商讨应对宋晋的反腐问题。失去了精神领袖的湘军集团走进了黄昏，北京保守势力认准了李鸿章的淮军集团不敢跟八旗军团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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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保守势力针对左宗棠跟沈葆桢的奏折进行了激烈的讨论，两位身为利益当事人，很少不为自己辩护，他们对沉默的李鸿章依然捉摸不透，决定摸摸李鸿章的底牌。很快，李鸿章就收到了军机处的密函：闽省制造轮船，应否暂行停止，着李鸿章奏到后，再将谕旨。[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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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军机处的密函可以发现，紫禁城就马尾船厂问题已经三次向李鸿章发出征询函了，很显然北京保守势力没有等到他们期望的奏折。李鸿章从一月到五月底，一直忙碌的是和日本人的修约，对于宋晋掀起的反腐风暴，李鸿章简直就是充耳不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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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的假设都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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