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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对此相当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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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葆桢将举债上升到国之兴亡的高度，这令左宗棠措手不及。“沈葆桢与臣素相契合，其清强有执，臣常自愧不如。”左宗棠对沈葆桢的义正词严很是无奈。他在给皇帝的报告中辩称，英美举债于国，藏富于民，西班牙举债战争经营不善，兴国与亡国跟举债本身无关，在于国家经营的制度制约。英美国会监督资金运营，西班牙败于纨绔掌权者。[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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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的反驳令沈葆桢相当尴尬。借款问题已经上升到政治层面，一旦激怒清政府执政精英，两江防务将举步维艰。沈葆桢决定，将矛头拉回贷款本身：“前届之三百万至光绪四年始清，而续借之一千万今年即须起息、明年即须还本，海关应接不暇。”更为关键的是，西征军横扫大漠，可是海关无坐扣之资，西方银行家一旦催逼还贷，那将令“中兴元老困于绝域，事岂忍言者”！[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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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葆桢的这番话泄露了玄机。按照北京方面对西征跟海军防务的规定，各省在给西征军筹措军饷的同时，还要为南、北洋筹措海防费用。但沈葆桢到了两江后发现一个大问题，除了自己曾经巡抚过的江西，其他省份没有一两银子交付南、北洋。现在，要两江给西征军贷款，沈葆桢势必站在各地督抚的对立面，更置政治盟友李鸿章于尴尬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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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军集团改革先锋、福建巡抚丁日昌站出来替沈葆桢解围。1876年3月10日，丁日昌在给光绪皇帝的一份报告中说：“国家经费有常，岂能骤增此意外巨款？”丁日昌提出，海防与洋事最宜界线分明，如果以海关税收抵洋贷款，那样容易造成国家财政混乱。更为要命的是，一旦海疆有事，关税不能照常征收，洋贷款难以归还，洋人以此为借口自行征收关税，到时候将是贻患无穷。[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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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日昌的报告一到北京，清政府执政精英们决定将问题扩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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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陕甘总督左宗棠、直隶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沈葆桢、两广总督刘坤一、闽浙总督李鹤年、浙江巡抚杨昌浚、福建巡抚丁日昌、湖北巡抚翁同爵等二十位督抚大员都收到了六百里加急上谕。光绪皇帝在上谕中强调：左宗棠可以自己想办法搞五百万两的洋贷款，南方各地的西征军饷要快速汇总到沈葆桢处，以应急需。[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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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皇帝的上谕令淮军集团跟南方的商人们顿生警觉。轮船招商局的股东徐润给唐廷枢写了一封信，希望这位远在福州的广东商帮领袖立即返回上海。唐廷枢在福州也已经了解到左宗棠的行动，接到徐润的书信后便马不停蹄地赶回上海。徐润在上海跟一位洋人秘密会晤后，决定给盛宣怀写信，希望他能够尽快回到上海，轮船招商局的国际并购必须立即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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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现场：晚清经济改革始末 招商局借钱搞并购，引起一场资金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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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高层聚首，商量并购大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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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润日夜兼程，终于远远望见了阳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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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日余辉洒满了阳城山，但徐润没有心情欣赏眼前的落日美景，他希望快一点儿见到盛宣怀。离开上海之前，瑞生洋行的经理布赫海斯特（J.J.Buchheister）再三叮嘱，旗昌洋行的老板福布斯在美国的项目正继续回笼亚洲资金，现在就等轮船招商局支付并购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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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布斯在套现旗昌轮船上已经表现得急不可耐，他委托布赫海斯特跟徐润谈判，开价二百五十万两白银。[60]唐廷枢在福州、盛宣怀在湖北、朱其昂兄弟在江浙，轮船招商局的管理层中只有徐润一人在上海。瑞生洋行一直跟中国军界做军火生意，布赫海斯特跟军界要员关系密切。福布斯找布赫海斯特做中间人，意在将旗昌轮船卖个好价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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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布赫海斯特见面后，徐润跟轮船招商局的财务总监严芝楣两人便开始通宵达旦地测算，旗昌轮船的船只、码头、货栈的价值总计在两百二十万两之上。[61]一旦轮船招商局并购成功，将在吨位、航线等硬件方面成为国内航运的龙头老大。在招商局内部选择并购伙伴时，徐润也是煞费苦心，最终选择了财务总监严芝楣。来自江苏吴县的严芝楣跟江浙商帮关系密切，让他以轮船招商局财务总监的身份参与并购融资，容易得到江浙资本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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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跟布赫海斯特的反复谈判，福布斯终于答应将并购价格降至两百二十二万两。福布斯担心徐润会反悔，提出要先交纳两万五千两银子做订金的要求。由于旗昌洋行当初并购了宝顺洋行，所以徐润曾经持有的宝顺洋行股票通过换股，变成了旗昌轮船的股票。现在，轮船招商局一旦成功并购旗昌轮船，徐润持有的旗昌轮船股票就可成功套现。于是，在没有经过轮船招商局董事会讨论的情况下，徐润便跟福布斯签订了意向性并购协议，交纳了订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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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润非常担心盛宣怀会持反对意见。广东商帮主政轮船招商局以来，盛宣怀名义上虽是李鸿章的代表，可是唐廷枢的强势管理令盛宣怀成了有名无实的摆设。作为李鸿章身边的红人，一旦盛宣怀投反对票，轮船招商局并购旗昌轮船将化为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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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放下手上的书卷，将徐润迎入简陋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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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听完了徐润的汇报，先是很自信地说并购资金不是问题，接着又说自己担心的关键问题是并购后的市场。并购之后，轮船招商局将面临船多货少的局面，公司的盈利能力下降，怎能跟其他轮船公司抗衡？[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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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左宗棠正谋划西域商路，试图将东南沿海资本引入西北，这个时候并购旗昌轮船，钱的问题其实才是盛宣怀真正关心的。自己一手控制的阳城山项目才开始，一旦资金被抽走，煤铁产业将面临资金分流，自己独当一面的计划将落空。更为重要的是，在李鸿章推行的全面改革中，如果淮军集团不能有效地掌控矿产资源，那么钢铁冶炼、铁路、造船、军火等全方位的工业改革只能是纸上谈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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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润一听盛宣怀的担忧，马上解释道，轮船招商局并购旗昌轮船这事儿不能简单地看几条破船，旗昌轮船的那几条木船在铁甲船日兴的时代，已经没有竞争力了。轮船招商局的并购应该从投资的角度看，旗昌轮船拥有位置最好的商埠码头，各大航线均有一流的栈房仓库，在航运业快速发展的势头下，旗昌轮船的硬件设施具有极大的投资价值，将其收购后，“利益颇大”。[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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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不断地权衡徐润跟林乐知的话，在广东商帮看来，收购旗昌轮船是投资；从航运主权方面考量，并购旗昌轮船将是中国改革至关重要的一个战略。盛宣怀决定，跟徐润一同回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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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廷枢接到徐润的书信，也立即从福州动身，赶往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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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很快就在上海聚首了，唐廷枢很支持徐润的并购举动，而盛宣怀总感觉这背后有文章。三人决定召开董事会，商议最关键的并购资金问题。作为淮军集团改革的样板企业，轮船招商局这次跨国并购一定会引起以英国为首的航运企业的关注，为了提防列强们以外交手段介入并阻挠并购，盛宣怀提议三人同去烟台，先取得李鸿章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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