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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学政胡瑞澜任主审钦差大臣，宁波知府边保庆、嘉兴知县罗子森、候补知县顾德恒、龚世潼担任陪审团成员。不谙刑律的胡瑞澜采信了浙江官场的审案证据，给皇帝上报了维持原判的证据。[7]胡瑞澜的审判令杨昌浚长舒了一口气，可是户部给事中边宝泉又给光绪皇帝上了一道奏本，提议将葛品连谋杀案提交刑部重审。[8]光绪皇帝下诏：外省案件纷纷提交刑部，向亦无此政体。[9]边宝泉的奏本也被上谕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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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宝泉是户部的年轻干部，这位镶红旗汉军籍小官的祖上跟八旗入关，他本人于同治二年考中进士，入翰林院，出任过乡试会试考官，作为后备干部调入户部。谁都没想到，边宝泉会在这个时候突然跳出来干预皇上和地方督抚。杨昌浚立即向皇帝提交了辞职报告，他意识到自己卷入了一个强大的旋涡之中，在边宝泉的行动背后，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正在扑向浙江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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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瑞澜奉命重审葛品连谋杀案期间，也正是户部左侍郎袁保恒跟左宗棠关系紧张的时期。袁保恒来到西征军营后，发现胡雪岩负责的国际贷款利息奇高，于是一直拖着西征军的贷款不批。左宗棠一道奏本送到了光绪皇帝案前，将袁保恒调回北京。左宗棠之所以敢跟袁保恒叫板，底气就来自于杨昌浚。江浙富庶甲天下，身为浙江巡抚，杨昌浚一直是西征军的后勤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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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胡瑞澜重审葛品连谋杀案期间，西征军资金紧张，左宗棠曾写信给杨昌浚，希望浙江能够划拨三十万两银子救急，因而对此案也有所了解。令左宗棠头大的是，《申报》一面抹黑西征军，一面呼吁朝廷引入西方审判制度，重新审判葛品连谋杀案。左宗棠在给杨昌浚的信中嘲笑《申报》：“处士横议，托海上奇谈辩言乱政。”[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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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昌浚的辞职报告令左宗棠情绪低落，他在给杨昌浚的信中感慨：“陇实处其难，不于浙求饷，滔滔天下谁复应之？”没有浙江的支援，东南沿海督抚中更没有人会向西征军提供粮饷支持，左宗棠在信中认可了杨昌浚对西征军的巨大贡献：“浙之济陇厚矣。”他安慰杨昌浚，胡瑞澜是一位守正不阿之人，断不能抹却浙江官场的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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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位浙江籍官员联名，冤案惊动了皇帝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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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在不断地关注和报道葛品连谋杀案的最新进展，抨击浙江官场的官官相护。清政府执政集团决定给浙江官场敲个警钟，在拒绝了边宝泉将案件提交刑部的同时，光绪皇帝在诏令中批准刑部可以将卷宗调进北京研究。与此同时，浙江籍的官员对胡瑞澜的调查也是相当不满，十八名浙江籍官员联名向皇帝上书，要求重审葛品连谋杀案。[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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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糟糕的是，袁保恒回京后被调任刑部，出任常务副部长级别的左侍郎。他向光绪皇帝建议，将此案提京研讯。同时，杨菊贞还在各衙门递状喊冤。面对各方压力，慈禧太后下令刑部重审葛品连谋杀案，由浙江巡抚杨昌浚押解此案所有卷宗、人犯、证人，连同葛品连尸棺进京公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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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7年1月22日，三法司在海会寺会审葛品连谋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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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皇帝下令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组成联合重案组，由刑部主审，都察院跟大理寺会审。刑部两个尚书桑春荣、皂保主审，各大部委的侍郎、御史陪审、观审。为了保证三司会审的公正，确保案件审理的专业性，刑部请出了八十多岁的帝国首席验尸官荀义开棺验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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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会寺人山人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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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枪的士兵将全部人犯带到大雄宝殿前面的空地上，刑部验尸官打开棺材，由荀义亲自动手验尸。虽然葛品连的尸肉已经高度腐烂，但万幸的是骨骼完整。荀义对尸骨从头部的卤门骨、颔骨、牙齿，再到喉骨、胸骨、尾椎骨和指趾骨，一一详验。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刑部的司官、堂官轮番勘验，余杭县衙验尸官沈祥复验。[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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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义在刑部验尸报告上给出的结论是：骨殖黄白，系属病死，并非青黑颜色，委非中毒。远在肃州军营的左宗棠听闻结果后，瞠目结舌，“遍查《洗冤录》，凡毒毙无以骨色辨验者。”在给杨昌浚的信中，左宗棠对刑部的验尸报告提出异议，认为以毫无科学依据的验尸报告问官定谳，只能给后世留下更多的谜团。[13]两次提交辞职报告没有获批的杨昌浚，这一次被皇帝直接革了职。海会寺三司会审报告出来后，左宗棠给西征军副主帅刘典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对杨昌浚因卷入葛品连谋杀案而遭遇革职相当惋惜。更令左宗棠难以置信的是，自己很久没有收到胡雪岩的书信，“以其平时办事之法言之，或不荒唐也”。[14]左宗棠的心在滴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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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品连已死逾三年，毒消骨白，此不足定虚实也。”曾经出任长沙知府的湘军干臣、现四川总督丁宝桢闻得实状，大怒，痛斥杨乃武风流成性，亦非善类，若是翻案，“将来外吏不可为”？[15]刘锡彤的乡榜同年、大学士宝鋆也提出，人死已逾三年，毒气早就消失，怎么能够凭着骨是黄白色，即断定不是毒死而是病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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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狺狺者尚欲翻案，为奸夫奸妇劣属雪冤。”北京方面下令杨昌浚将人犯、案卷、棺材押运进京后，左宗棠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愤愤然地说道，他把那些上书为杨乃武翻案的官员比喻为疯狗，并感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16]左宗棠相当蔑视十八名浙江籍官员上书的行为，他觉得正因杨昌浚性气宽和，才会导致那些浙江人无所顾忌。杨昌浚被革职前，将自己的一万两养廉银捐给西征军，左宗棠被感动得一塌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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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昌浚被革职的背后，左宗棠至死都不知胡雪岩的巨大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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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乃武的姐姐杨菊贞二度进京告御状就是胡雪岩赞助的。杨菊贞第一次向都察院控告，都察院责令浙江巡抚衙门重审，杨昌浚转身让杭州知府陈鲁重审。结果杨、毕二人在重刑之下，再度屈招。这次御状算是白告了，杨乃武又叮嘱杨菊贞找三个人：汪树屏、夏缙川、吴以同。[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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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树屏是杨乃武乡试中举的同年，现在是从七品的内阁中书，跟京中的达官贵人交往密切。汪树屏的哥哥汪树棠是在刑部担任掌管律法的副司长级别的员外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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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缙川是一位武举，是杨乃武的至交，夏缙川的哥哥夏同善为咸丰年间进士，文采斐然，时人誉谓“在曾（曾国藩）、左（左宗棠）之上”，很受慈禧太后赏识，1871年出任兵部副部长级别的右侍郎，现在是光绪皇帝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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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以同，杨乃武的乡试同科至交，在首富胡雪岩家当西席。胡雪岩是小伙计出身，很重视子女教育，于是聘请吴以同在胡府当家庭教师。身为乡试举人的吴以同很有才华，胡雪岩爱其学问，遇大事均要听听吴以同的意见，吴以同也经常以幕僚身份为胡雪岩出谋划策。夏同善回杭州守孝期间，吴以同常和夏同善诗词唱和。杨乃武第二次写好御状时，夏同善守孝期满准备回京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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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同善回京前，吴以同宴请自己的老同学，当天晚宴由胡雪岩做东。席间，吴以同跟夏同善谈论最多的就是杨乃武案。胡雪岩跟吴以同希望夏同善回京后能够多方走动，还杨乃武公道。[18]胡雪岩看准了夏同善的帝师身份，更重要的是光绪皇帝的另一位老师翁同龢，跟夏同善是1856年的同年进士，翁同龢现在还有一个身份：代理刑部右侍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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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帝师直通紫禁城权力中枢，夏同善进京的同时，杨菊贞跟家人随即北上。据杨乃武的女儿杨浚回忆，当胡雪岩了解到杨家经济拮据时，立马赞助杨家进京路费，并将其在京所有费用也全包下来。[19]杨菊贞进京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夏同善投状子，以都察院、步军统领衙门、刑部为首的所有衙门，杨菊贞把状子都递个遍。夏同善拿着状子找到翁同龢，两人进行了长达十五天的商讨，期间联络在京的浙江籍官员，希望浙江籍官员联名向皇帝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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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暖阁，垂帘。醇邸、劻贝勒、景额附、夏侍郎同召对。将前意一一陈说，皇太后挥涕不止，臣亦不禁感恸，语极多，不悉记，三刻许出。”[20]夏同善的奔走很快得到了以醇亲王奕、贝勒奕劻、驸马景寿为首的皇亲贵胄的支持，身为最高决策者的慈禧太后听完杨乃武的遭遇后，下令翁同龢“尽心竭力，济此艰难”，“亦问刑部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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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同善一干人在东暖阁为慈禧太后讲故事的同时，十八名浙江籍在京官员也向皇帝提交了联名信，请求将杨乃武案调京重审。第二天，光绪皇帝下令杨昌浚将人犯、卷宗、棺材押解进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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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海会寺开棺验尸到皇帝革掉杨昌浚巡抚一职，这段时期左宗棠一直没有收到胡雪岩的书信。这期间，日本大藏卿大隈重信派出了一个官方谈判团，专门到上海跟轮船招商局、西征军谈贷款问题，候补道台许厚如跟日本方面签署的贷款草案闹到了总理衙门。许厚如跟日方签订的贷款利息低于西征军历次利息，左宗棠自然希望能得到日本的低利息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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