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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会寺开棺验尸，杨乃武成功平反。翻案之后，左宗棠对杨昌浚留任浙江巡抚还信心满满，在给刘典的信中说道：“揣度当轴用心，方倚其协解海塞防剿饷需，则必不令其脱手，无论降革，总是留任处分耳”。在浙江势力跟湘军势力较量的背后，是文官集团跟军事集团的较量，左宗棠轻视了文官集团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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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乃武平反昭雪，浙江县、府、臬、藩、抚三百多名官员遭遇清算。其中，巡抚被免职，知府、知县入狱的入狱，削官的削官。在长达三年的审判过程中，甚至还有官员和当事人不堪忍受巨大的心理压力，自杀寻求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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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的一声炮响，彻底埋葬了八旗劲旅的荣光。太平军席卷大江南北，清政府执政集团只能寄希望于汉族武装身上。1858年，湘军将领胡林翼出任湖北巡抚，成为第一位从战争中走出来的湘军封疆大吏。随着湘军、淮军集团在战争中不断壮大，两江总督、闽浙总督、两广总督、云贵总督、陕甘总督、直隶总督、四川总督等重要岗位都由汉族武装集团把持。来自汉族集团的巡抚、按察使、布政使、知府、知县更是遍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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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族武装集团势力庞大，无论是左宗棠的塞防，还是李鸿章的海防，对清政府武装集团的执政地位都是最大的威胁。醇亲王奕譞尽管是光绪皇帝的生父，可是他一直活在恭亲王奕的阴影之中。奕成立总理衙门，形成第二权力中心，在大清帝国的经济改革中更是跟汉族武装集团打得火热，再看奕譞，却毫无建树。奕譞决定抓住葛品连谋杀案敲打湘军集团，在清政府执政集团内部为自己立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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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雪岩的赞助资金将葛品连谋杀案推向了高潮，夏同善、翁同龢的游说感动了慈禧太后，也给了奕譞在权力中枢崛起的机会。奕譞引经据典，提出道光初年山西民女赵二姑叩阍一案，道光皇帝朱批翻案，最终将养尊处优的督抚进行惩戒。[23]奕譞抓住维护国家司法公正这一点，煽动民众维护皇权正义，清算浙江的湘军势力，进而达到整肃吏治，为自己在清政府执政集团增加政治筹码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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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很快收到了北京的邸报，杨昌浚被革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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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征军的资金链又变得紧张了，各地四个月的饷银仅有二十万两，只有向陕西甘肃的富商高息借款。为了西征军，为了实现五年收复新疆的军令，几个月后，左宗棠忍不住给胡雪岩写了一封信，他很想知道胡雪岩几个月没写信的原因，可在信中他只能绕弯子问是不是借款问题没有解决。左宗棠还在信中提到葛品连谋杀案换尸解验的事情，他还希望胡雪岩告知真假。[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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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征军已经攻克达坂、吐鲁番等新疆南部要隘，但因为军饷问题难以乘胜追击。此时的左宗棠更关心西征军借款问题，曾经令他很不爽的利息问题现在只能是“息银听阁下随时酌定”。天有不测风云，日本国内爆发内战，日本借款再无下落。更要命的是，轮船招商局为了并购旗昌轮船，盛宣怀在沈葆桢的支持下，向江浙商人发行股票，淮军集团一招掏空江浙现金流，胡雪岩难以再在江浙商人中为西征军进行商业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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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现场：晚清经济改革始末 首富的胜利，西北资金命脉重入胡雪岩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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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战事节节胜，筹钱节节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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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师绝域，距协饷各省在数千里、万里以外，而总计已到之饷实止供九月、十月之需，诚虑各省催解不前，饷源中断。”[25]1877年4月19日，远在肃州军营的左宗棠提笔给光绪皇帝写了一份长长的报告，希望朝廷能够向负责筹集西征军军饷的省份发布严令。冬天过去了，西征军的军饷已经中断六个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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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征军已经会师南疆，东南各省的军饷却一拖再拖。按照北京方面给各省下达的军饷指标，到1877年4月前应该运抵西北四百万两白银，可是到了三月底，西征军后勤收到的银子不足三十万两。按照西征军的作战部署，进攻南疆的骑兵跟步兵已经从乌鲁木齐、古城、巴里坤三路向吐鲁番进发，约定春天冰雪融化时发动总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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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已经开拔了，军饷、粮食、采运需求繁重，可是眼下一个子儿都没有。左宗棠在肃州军营仰天长叹。在胡雪岩忙着支持杨乃武翻案、整垮杨昌浚期间，左宗棠整天期盼能收到胡雪岩借款的信函，可是一个字都没有。左宗棠在给军中的朋友们写信时，心情相当焦虑，他不知道胡雪岩出了什么状况，只好不断地安慰自己，可能是淮军集团在借款方面捣乱，导致胡雪岩难以借款。[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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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在给西征军副司令员刘典的一封信中大倒苦水：北京户部的银子取至南、北洋，现在李鸿章掌控北洋，沈葆桢掌控南洋，二人沆瀣一气，百万军饷难继。左宗棠一度委令陕西按察使沈应奎向当地富商借款，可是沈应奎一直没有音讯。尽管沈应奎是浙江人，但是左宗棠对他有知遇之恩，从浙江到福州，再到西北，沈应奎一直是西征军的后勤大总管，对左宗棠一直忠心耿耿。沈应奎身为陕西按察使，掌管一省监察大权，可是陕西的有钱人根本就不买这位官老爷的账。面对陕西富商的冷漠，左宗棠只得不断地给老部下们写信。在西征军悬师绝域、无巨款接济的恶劣处境下，左宗棠希望老部下们能够救西征军于水火。但左宗棠望穿秋水，就是不见一两银子运抵前线。“惟弟不慊于秦人者，自我徂西，曾无一人一士助展一筹。”左宗棠很是不解，自己到陕西剿灭捻军、回民之乱，怎么就没有一个当地人助他，这样的冷漠令他对当地人相当失望，他认为这种情况“于天理、人情似均不合”。[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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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决定对陕西官场动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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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陋规至今仍少改革，官吏视总督俨若赘旒。”左宗棠向刘典抱怨，陕甘总督行营移居兰州后，陕西官场只留下了巡抚谭钟麟、布政使蒋凝学、按察使沈应奎三位湘军集团高级干部，在陕西九十一州县的地方官中，本地人居多，湘军集团的高级干部整天为西征军操劳，具体的地方政务都落在当地官吏之手。何况陕甘总督现在的行营位于距离兰州一千多里的肃州，因此陕西的官吏更没把总督当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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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官场的冷漠令左宗棠相当失望，陕西富商都是看着现管的官吏的眼色行事。在国家一统的大是大非面前，官商无动于衷、沆瀣一气，拒绝为西征军拆借一两银子，左宗棠愤愤然：“不望其些许相助也。”左宗棠让刘典派西征军粮台事务主管王诗正前往西安调查，“看光景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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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钟麟在西安如坐针毡，在给光绪皇帝的一份报告中，他痛心疾首道：“亢旱大甚，秋收无望。”[28]陕西从1875年开始就大旱，赤地千里，颗粒无收。据北京方面的官方统计，陕西九十一州县中有七十七州县是重灾区。[29]人们已经饥饿难忍，吃完了草根树皮后，还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到处都能看到“坐空屋待毙者”。[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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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灾将陕西推向了苦难的深渊。在1877年之前，陕西白莲教、回民之乱不断，陕西兵祸连连，官场更是“各衙门循例谘送，不辨淑慝”。谭钟麟在给皇帝的报告中力陈陕西吏治坏到了极点，忠奸邪恶不分，混淆言路，不识大体，招摇纳贿，颠倒是非。[31]在救灾之时都是虚与委蛇，更何况是为西征军筹借粮饷？左宗棠实在忍不住，主动给胡雪岩写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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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久未接良书，想因洋款未及定议之故。”左宗棠写给胡雪岩的信相当谦卑，他现在只能相信胡雪岩没给自己写信是贷款没搞定，淮军集团从中作梗是一个重要原因。当然，左宗棠对于福建巡抚丁日昌干涉西征军贷款也相当愤慨，他在给朋友们的信中抱怨，福州的西征军协饷一直拖欠不给，这个时候丁日昌还抨击西征军贷款，可见淮军集团用心险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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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对许厚如跟日本方面的合约表现出很大的兴趣，尽管他对许厚如的鲁莽行为很是生气，因为这在一定程度上打乱了胡雪岩跟国际银行家谈判的计划，但是日本方面给出的贷款利息确实便宜。日本方面在没有政治因素影响的情况下，如果给西征军提供巨额贷款，那么西征军可以摆脱淮军集团的钳制。左宗棠希望胡雪岩接手日本贷款的计划很快落空，因为日本内战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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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暖花开，西征军南疆一线已经横扫达坂、托克逊、吐鲁番。“斩获极多，戎机实为顺利。”[32]但《申报》一直在上海滩唱衰西征军，不断发表西征军在玉门关外节节败退的报道，左宗棠担心胡雪岩遭遇上海滩富商巨贾的嘲笑，甚至担心胡雪岩几个月没有书信是因为对西征军失去了信心，左宗棠在给胡雪岩的信中详细描绘了西征军的战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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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征军的胜利令左宗棠更加焦虑，他在信中跟胡雪岩说：“本可乘胜进取，以取破竹之势，适协款迟迟不到，四月以前，仅只收二十余万。”西征军向各地商人的借款还没还清，前线的军饷粮食、运输费用更是无从谈起，“兴思及此，无任焦虑。”[33]行军打仗胜利了，连朝廷都要犒赏三军，现在西征军在新疆还要饿着肚子拼命，左宗棠没法跟借钱的商人交差，更没法跟前线浴血奋战的将士们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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