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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的旱灾令左宗棠始料未及，富商跟官吏们的冷漠更让左宗棠对秦人失去了信心。“思沪上为华商萃集治所，可否仿造洋款办法，向华商息借之处。”左宗棠只知道轮船招商局收购了旗昌轮船，却对轮船招商局向江浙、上海滩商人增发股票，掏空了江浙、沪上商人的腰包一无所知。左宗棠在给胡雪岩的信中提出，为了保证商人们对西征军借款的安全，西征军可以用各省协饷作为抵押，由陕甘总督、陕西巡抚出印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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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督大印跟巡抚大印联袂为商业借款作保，左宗棠赌上了乌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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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滩的富商巨贾们让左宗棠失望了，他们的钱已经购买了轮船招商局的股票，对西征军的借款是爱莫能助。左宗棠很快收到一个令他欣慰的消息，北京方面革除了杨昌浚浙江巡抚后，朝廷让卫荣光代理浙江巡抚。卫荣光是老湘军，早年追随“湘军三杰”之一的胡林翼，后来在山东以按察使一职辅佐湘军干臣丁宝桢。卫荣光被调任浙江后，出任浙江布政使，一直配合巡抚杨昌浚为西征军筹粮筹饷。[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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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现在很担心江西南昌籍的梅启照，此人在担任江宁布政使期间跟沈葆桢关系密切，已经成了淮军集团的铁杆政治盟友，轮船招商局收购旗昌轮船期间，梅启照一度在两江总督衙门彻夜游说沈葆桢出手帮助盛宣怀一干人马，最终沈葆桢向光绪皇帝写了一份大义凛然的报告，挪用了四省财政款给轮船招商局。梅启照现在成了浙江巡抚的热门人选，他将是卫荣光巡抚浙江的最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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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生意一来，首富笑颜重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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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征军在绝域饥肠辘辘，淮军集团却在江南步步为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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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得到一个重要情报，慈禧太后主持召开了御前会议。起因是日本军舰在朝鲜沿海测量时，朝鲜军队向日本军舰开炮，日本军方的征韩派重提进兵朝鲜论。李鸿章将会面情况汇报到总理衙门后，清政府执政集团立即惶恐不安，担心日本会再开战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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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前会议一开，南、北洋开始向英国的轮船公司下军舰订单，福州船政学堂的海军学生也拿到了赴欧留学的批文。[35]大清帝国驻英国公使郭嵩焘鼓动李鸿章抓住海防良机，全面推动经济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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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的湘军干才郭嵩焘，如今竟在欧洲为淮军集团摇旗呐喊，这令左宗棠相当失望。丁日昌抓住郭嵩焘的海外之风，向光绪皇帝上了一道奏折，建议在台湾推行改革开放，为了避免日军再度进兵台湾，一定要加强台海国防建设。针对台湾山区地形，他认为可以从台湾前山到基隆修建一条千里长的铁路，为中国铁路建设进行试点工作。[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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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对台湾和朝鲜虎视眈眈，这让清政府执政集团胆战心惊。丁日昌给光绪皇帝提交报告后，李鸿章也提交了一份报告，支持丁日昌利用台湾资源兴办洋务，试验铁路，认为台湾铁路是调兵通信之血脉要害。光绪皇帝立即下令总理衙门召开部长级会议。[37]奕主持的总理衙门会议纪要最后呈报给光绪皇帝，决定将台湾的铁路建设上升到安内攘外的台湾国防战略高度，成为帝国重要国防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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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太后再度召开御前会议，参会的有总理衙门大臣、户部、兵部以及王公贵族。御前会议决定，每年从南洋海防中划拨两百万银两归台湾，从1877年9月开始，广州粤海关、潮州海关、福建闽海关、浙江海关、山东海关五大海关、台湾沪尾跟打狗两港口的四成关税，上海江海关两成的关税，江苏、浙江二十万两商业税，江西、福建、湖北、广东的十五万两商业税划归福建巡抚丁日昌，用于台湾建设。[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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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的银子没有了，左宗棠可不想将自己的命运交给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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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给山西巡抚曾国荃的一封信中，左宗棠重提了西域商路的宏伟蓝图。他说由于陕西跟甘肃的茶政废弛太久，走私猖獗，导致大宗茶叶的贸易执照卖不出去，影响地方税收。不少归化城的茶叶走私犯更是从蒙古假道沙俄边界行销到新疆，夺取了陕甘商人的市场。这些商贩每年从归化城走私到新疆古城的茶叶有七千多箱，他们以兑换米、面接济蒙古口粮为借口，逃避税收，导致政府税收大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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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化城是塞外名城，那里的商人都是走西口的晋商。左宗棠给曾国荃写信不是为了抱怨西征军粮饷拮据，而是希望曾国荃能够管理一下晋商。左宗棠曾派嵩武军统领张曜对边区贸易进行了详细调查，发现晋商用湖茶低成本冲击市场，导致官茶在玉门关外没有市场。左宗棠亲自走访了一位在兰州城定居的郭姓晋商，得知郭富豪跟沙俄商人交易红茶跟黄茶，赚取了百万家资，娶了沙俄女人为妻。[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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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曜在调查中还发现，晋商能够堂而皇之地在没有领取政府执照的情况下，由蒙古进入沙俄边界进行走私贩卖，而绥远将军、归绥道各文武官员利用潜规则，收受晋商贿赂，对晋商的走私视而不见。左宗棠在信中很气愤地说，晋商通过走私低价冲击市场，导致陕甘领取官方执照的茶商纷纷破产，政府连一两银子的商业税都收不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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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之奸商，资之敌国。”左宗棠对晋商因走私而将政府的税收部分让利给了沙俄商人、自己赚取百万家资的行为咬牙切齿。尽管茶叶贸易给政府带来的税赋收入不及盐业贸易的百分之一，但如果继续放任晋商鬼混走私，那么最终将导致中国真正的好茶叶弃之于地。左宗棠希望曾国荃能够留心管理，只要整肃吏治，消灭那些导致赋税流失的潜规则，则可使“陇之所得归陇，晋之所得归晋”，保证国家的税赋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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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给曾国荃写信的真正目的是要打通官方的西域商路。在给总理衙门的一封长信中，左宗棠不断地强调沙俄地域辽阔，除了在东北方向与中国接壤，西北也跟中国接壤，西北的沙俄商人如果走东北运输，运输成本高于货物成本，所以西北沙俄商人愿意通过陕甘出玉门关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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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俄商人贩卖到中国的多为哈喇、毡毯一类，在中国没什么市场，相反，湖广、四川、陕西、甘肃一带的茶叶、大黄、丝绵、红花却为沙俄商人采购的大宗商品。“俄以之出售于绝域不邻之区，纵取赢十倍。”[40]左宗棠通过调查发现，沙俄商人将中国货物贩卖到中亚，可以赚取十倍以上利润，这些货物如果从东北采购，利润则大大下降，所以中国在西部跟沙俄互利通商，一方面可以打击走私，一方面可以丰盈财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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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寄出去了，还没等左宗棠收到回音，赖长却带给左宗棠一个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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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长是一位火器行家，左宗棠从福州船政局将他挖到西北担任兰州制造局的总经理。赖长还是个喜欢琢磨事的人，左宗棠看到西北羊毛多，赖长就琢磨用西方机器纺织羊毛产品，经过两年的试验终于成功了。“竟与洋绒相似，质薄而细，甚耐穿着。”左宗棠对赖长的试验相当满意，不过这都是“意造而无师援”。[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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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毛附加值极低，当地手工作坊生产出来的羊绒难以跟沙俄的产品抗衡，赖长在研究、试验、生产等各个环节中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成本相当高，跟沙俄的现代规模化集约生产相比，毫无竞争优势。在西域通商毫无进展，江南协饷一拖再拖的情况下，左宗棠决定在军事工业的羽翼下，发展民用工业，最终形成军事工业跟民用工业齐头并进的态势，摆脱受制于人的尴尬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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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工业设备的采购费用是个大问题，现在西征军出征关外，粮饷东挪西借，一旦东南沿海督抚们知道协饷用于兴办企业，淮军集团的督抚大员们一定会跳出来，拒绝向西征军发一两银子的协饷。左宗棠想到一个瞒天过海的办法，胡雪岩一直在上海采购军火，完全可以让胡雪岩私底下洽谈机器采购，报销的时候将机器跟军火混在一起全走军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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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给胡雪岩写了一封信，希望胡雪岩在上海采购织呢、织布全套机器。左宗棠担心胡雪岩在上海滩会过度采购，特意叮嘱他不用采购煤炭开采的机器，因为兰州已经解决了煤矿资源问题，只要采购织呢机器就可以，左宗棠还专门附上一份赖长手绘的机器图纸。[42]胡雪岩接到左宗棠的书信后，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这是一场伟大的胜利，左宗棠、西征军、兰州工业的资金运营命脉再次落到了胡雪岩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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