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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现场：晚清经济改革始末 首富的胜利，西北资金命脉重入胡雪岩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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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战事节节胜，筹钱节节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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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师绝域，距协饷各省在数千里、万里以外，而总计已到之饷实止供九月、十月之需，诚虑各省催解不前，饷源中断。”[25]1877年4月19日，远在肃州军营的左宗棠提笔给光绪皇帝写了一份长长的报告，希望朝廷能够向负责筹集西征军军饷的省份发布严令。冬天过去了，西征军的军饷已经中断六个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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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征军已经会师南疆，东南各省的军饷却一拖再拖。按照北京方面给各省下达的军饷指标，到1877年4月前应该运抵西北四百万两白银，可是到了三月底，西征军后勤收到的银子不足三十万两。按照西征军的作战部署，进攻南疆的骑兵跟步兵已经从乌鲁木齐、古城、巴里坤三路向吐鲁番进发，约定春天冰雪融化时发动总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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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已经开拔了，军饷、粮食、采运需求繁重，可是眼下一个子儿都没有。左宗棠在肃州军营仰天长叹。在胡雪岩忙着支持杨乃武翻案、整垮杨昌浚期间，左宗棠整天期盼能收到胡雪岩借款的信函，可是一个字都没有。左宗棠在给军中的朋友们写信时，心情相当焦虑，他不知道胡雪岩出了什么状况，只好不断地安慰自己，可能是淮军集团在借款方面捣乱，导致胡雪岩难以借款。[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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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在给西征军副司令员刘典的一封信中大倒苦水：北京户部的银子取至南、北洋，现在李鸿章掌控北洋，沈葆桢掌控南洋，二人沆瀣一气，百万军饷难继。左宗棠一度委令陕西按察使沈应奎向当地富商借款，可是沈应奎一直没有音讯。尽管沈应奎是浙江人，但是左宗棠对他有知遇之恩，从浙江到福州，再到西北，沈应奎一直是西征军的后勤大总管，对左宗棠一直忠心耿耿。沈应奎身为陕西按察使，掌管一省监察大权，可是陕西的有钱人根本就不买这位官老爷的账。面对陕西富商的冷漠，左宗棠只得不断地给老部下们写信。在西征军悬师绝域、无巨款接济的恶劣处境下，左宗棠希望老部下们能够救西征军于水火。但左宗棠望穿秋水，就是不见一两银子运抵前线。“惟弟不慊于秦人者，自我徂西，曾无一人一士助展一筹。”左宗棠很是不解，自己到陕西剿灭捻军、回民之乱，怎么就没有一个当地人助他，这样的冷漠令他对当地人相当失望，他认为这种情况“于天理、人情似均不合”。[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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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决定对陕西官场动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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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陋规至今仍少改革，官吏视总督俨若赘旒。”左宗棠向刘典抱怨，陕甘总督行营移居兰州后，陕西官场只留下了巡抚谭钟麟、布政使蒋凝学、按察使沈应奎三位湘军集团高级干部，在陕西九十一州县的地方官中，本地人居多，湘军集团的高级干部整天为西征军操劳，具体的地方政务都落在当地官吏之手。何况陕甘总督现在的行营位于距离兰州一千多里的肃州，因此陕西的官吏更没把总督当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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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官场的冷漠令左宗棠相当失望，陕西富商都是看着现管的官吏的眼色行事。在国家一统的大是大非面前，官商无动于衷、沆瀣一气，拒绝为西征军拆借一两银子，左宗棠愤愤然：“不望其些许相助也。”左宗棠让刘典派西征军粮台事务主管王诗正前往西安调查，“看光景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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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钟麟在西安如坐针毡，在给光绪皇帝的一份报告中，他痛心疾首道：“亢旱大甚，秋收无望。”[28]陕西从1875年开始就大旱，赤地千里，颗粒无收。据北京方面的官方统计，陕西九十一州县中有七十七州县是重灾区。[29]人们已经饥饿难忍，吃完了草根树皮后，还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到处都能看到“坐空屋待毙者”。[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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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灾将陕西推向了苦难的深渊。在1877年之前，陕西白莲教、回民之乱不断，陕西兵祸连连，官场更是“各衙门循例谘送，不辨淑慝”。谭钟麟在给皇帝的报告中力陈陕西吏治坏到了极点，忠奸邪恶不分，混淆言路，不识大体，招摇纳贿，颠倒是非。[31]在救灾之时都是虚与委蛇，更何况是为西征军筹借粮饷？左宗棠实在忍不住，主动给胡雪岩写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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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久未接良书，想因洋款未及定议之故。”左宗棠写给胡雪岩的信相当谦卑，他现在只能相信胡雪岩没给自己写信是贷款没搞定，淮军集团从中作梗是一个重要原因。当然，左宗棠对于福建巡抚丁日昌干涉西征军贷款也相当愤慨，他在给朋友们的信中抱怨，福州的西征军协饷一直拖欠不给，这个时候丁日昌还抨击西征军贷款，可见淮军集团用心险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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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对许厚如跟日本方面的合约表现出很大的兴趣，尽管他对许厚如的鲁莽行为很是生气，因为这在一定程度上打乱了胡雪岩跟国际银行家谈判的计划，但是日本方面给出的贷款利息确实便宜。日本方面在没有政治因素影响的情况下，如果给西征军提供巨额贷款，那么西征军可以摆脱淮军集团的钳制。左宗棠希望胡雪岩接手日本贷款的计划很快落空，因为日本内战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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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暖花开，西征军南疆一线已经横扫达坂、托克逊、吐鲁番。“斩获极多，戎机实为顺利。”[32]但《申报》一直在上海滩唱衰西征军，不断发表西征军在玉门关外节节败退的报道，左宗棠担心胡雪岩遭遇上海滩富商巨贾的嘲笑，甚至担心胡雪岩几个月没有书信是因为对西征军失去了信心，左宗棠在给胡雪岩的信中详细描绘了西征军的战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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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征军的胜利令左宗棠更加焦虑，他在信中跟胡雪岩说：“本可乘胜进取，以取破竹之势，适协款迟迟不到，四月以前，仅只收二十余万。”西征军向各地商人的借款还没还清，前线的军饷粮食、运输费用更是无从谈起，“兴思及此，无任焦虑。”[33]行军打仗胜利了，连朝廷都要犒赏三军，现在西征军在新疆还要饿着肚子拼命，左宗棠没法跟借钱的商人交差，更没法跟前线浴血奋战的将士们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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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的旱灾令左宗棠始料未及，富商跟官吏们的冷漠更让左宗棠对秦人失去了信心。“思沪上为华商萃集治所，可否仿造洋款办法，向华商息借之处。”左宗棠只知道轮船招商局收购了旗昌轮船，却对轮船招商局向江浙、上海滩商人增发股票，掏空了江浙、沪上商人的腰包一无所知。左宗棠在给胡雪岩的信中提出，为了保证商人们对西征军借款的安全，西征军可以用各省协饷作为抵押，由陕甘总督、陕西巡抚出印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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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督大印跟巡抚大印联袂为商业借款作保，左宗棠赌上了乌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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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滩的富商巨贾们让左宗棠失望了，他们的钱已经购买了轮船招商局的股票，对西征军的借款是爱莫能助。左宗棠很快收到一个令他欣慰的消息，北京方面革除了杨昌浚浙江巡抚后，朝廷让卫荣光代理浙江巡抚。卫荣光是老湘军，早年追随“湘军三杰”之一的胡林翼，后来在山东以按察使一职辅佐湘军干臣丁宝桢。卫荣光被调任浙江后，出任浙江布政使，一直配合巡抚杨昌浚为西征军筹粮筹饷。[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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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现在很担心江西南昌籍的梅启照，此人在担任江宁布政使期间跟沈葆桢关系密切，已经成了淮军集团的铁杆政治盟友，轮船招商局收购旗昌轮船期间，梅启照一度在两江总督衙门彻夜游说沈葆桢出手帮助盛宣怀一干人马，最终沈葆桢向光绪皇帝写了一份大义凛然的报告，挪用了四省财政款给轮船招商局。梅启照现在成了浙江巡抚的热门人选，他将是卫荣光巡抚浙江的最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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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生意一来，首富笑颜重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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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征军在绝域饥肠辘辘，淮军集团却在江南步步为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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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得到一个重要情报，慈禧太后主持召开了御前会议。起因是日本军舰在朝鲜沿海测量时，朝鲜军队向日本军舰开炮，日本军方的征韩派重提进兵朝鲜论。李鸿章将会面情况汇报到总理衙门后，清政府执政集团立即惶恐不安，担心日本会再开战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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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前会议一开，南、北洋开始向英国的轮船公司下军舰订单，福州船政学堂的海军学生也拿到了赴欧留学的批文。[35]大清帝国驻英国公使郭嵩焘鼓动李鸿章抓住海防良机，全面推动经济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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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的湘军干才郭嵩焘，如今竟在欧洲为淮军集团摇旗呐喊，这令左宗棠相当失望。丁日昌抓住郭嵩焘的海外之风，向光绪皇帝上了一道奏折，建议在台湾推行改革开放，为了避免日军再度进兵台湾，一定要加强台海国防建设。针对台湾山区地形，他认为可以从台湾前山到基隆修建一条千里长的铁路，为中国铁路建设进行试点工作。[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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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对台湾和朝鲜虎视眈眈，这让清政府执政集团胆战心惊。丁日昌给光绪皇帝提交报告后，李鸿章也提交了一份报告，支持丁日昌利用台湾资源兴办洋务，试验铁路，认为台湾铁路是调兵通信之血脉要害。光绪皇帝立即下令总理衙门召开部长级会议。[37]奕主持的总理衙门会议纪要最后呈报给光绪皇帝，决定将台湾的铁路建设上升到安内攘外的台湾国防战略高度，成为帝国重要国防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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