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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太后再度召开御前会议，参会的有总理衙门大臣、户部、兵部以及王公贵族。御前会议决定，每年从南洋海防中划拨两百万银两归台湾，从1877年9月开始，广州粤海关、潮州海关、福建闽海关、浙江海关、山东海关五大海关、台湾沪尾跟打狗两港口的四成关税，上海江海关两成的关税，江苏、浙江二十万两商业税，江西、福建、湖北、广东的十五万两商业税划归福建巡抚丁日昌，用于台湾建设。[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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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的银子没有了，左宗棠可不想将自己的命运交给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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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给山西巡抚曾国荃的一封信中，左宗棠重提了西域商路的宏伟蓝图。他说由于陕西跟甘肃的茶政废弛太久，走私猖獗，导致大宗茶叶的贸易执照卖不出去，影响地方税收。不少归化城的茶叶走私犯更是从蒙古假道沙俄边界行销到新疆，夺取了陕甘商人的市场。这些商贩每年从归化城走私到新疆古城的茶叶有七千多箱，他们以兑换米、面接济蒙古口粮为借口，逃避税收，导致政府税收大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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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化城是塞外名城，那里的商人都是走西口的晋商。左宗棠给曾国荃写信不是为了抱怨西征军粮饷拮据，而是希望曾国荃能够管理一下晋商。左宗棠曾派嵩武军统领张曜对边区贸易进行了详细调查，发现晋商用湖茶低成本冲击市场，导致官茶在玉门关外没有市场。左宗棠亲自走访了一位在兰州城定居的郭姓晋商，得知郭富豪跟沙俄商人交易红茶跟黄茶，赚取了百万家资，娶了沙俄女人为妻。[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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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曜在调查中还发现，晋商能够堂而皇之地在没有领取政府执照的情况下，由蒙古进入沙俄边界进行走私贩卖，而绥远将军、归绥道各文武官员利用潜规则，收受晋商贿赂，对晋商的走私视而不见。左宗棠在信中很气愤地说，晋商通过走私低价冲击市场，导致陕甘领取官方执照的茶商纷纷破产，政府连一两银子的商业税都收不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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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之奸商，资之敌国。”左宗棠对晋商因走私而将政府的税收部分让利给了沙俄商人、自己赚取百万家资的行为咬牙切齿。尽管茶叶贸易给政府带来的税赋收入不及盐业贸易的百分之一，但如果继续放任晋商鬼混走私，那么最终将导致中国真正的好茶叶弃之于地。左宗棠希望曾国荃能够留心管理，只要整肃吏治，消灭那些导致赋税流失的潜规则，则可使“陇之所得归陇，晋之所得归晋”，保证国家的税赋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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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给曾国荃写信的真正目的是要打通官方的西域商路。在给总理衙门的一封长信中，左宗棠不断地强调沙俄地域辽阔，除了在东北方向与中国接壤，西北也跟中国接壤，西北的沙俄商人如果走东北运输，运输成本高于货物成本，所以西北沙俄商人愿意通过陕甘出玉门关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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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俄商人贩卖到中国的多为哈喇、毡毯一类，在中国没什么市场，相反，湖广、四川、陕西、甘肃一带的茶叶、大黄、丝绵、红花却为沙俄商人采购的大宗商品。“俄以之出售于绝域不邻之区，纵取赢十倍。”[40]左宗棠通过调查发现，沙俄商人将中国货物贩卖到中亚，可以赚取十倍以上利润，这些货物如果从东北采购，利润则大大下降，所以中国在西部跟沙俄互利通商，一方面可以打击走私，一方面可以丰盈财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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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寄出去了，还没等左宗棠收到回音，赖长却带给左宗棠一个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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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长是一位火器行家，左宗棠从福州船政局将他挖到西北担任兰州制造局的总经理。赖长还是个喜欢琢磨事的人，左宗棠看到西北羊毛多，赖长就琢磨用西方机器纺织羊毛产品，经过两年的试验终于成功了。“竟与洋绒相似，质薄而细，甚耐穿着。”左宗棠对赖长的试验相当满意，不过这都是“意造而无师援”。[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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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毛附加值极低，当地手工作坊生产出来的羊绒难以跟沙俄的产品抗衡，赖长在研究、试验、生产等各个环节中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成本相当高，跟沙俄的现代规模化集约生产相比，毫无竞争优势。在西域通商毫无进展，江南协饷一拖再拖的情况下，左宗棠决定在军事工业的羽翼下，发展民用工业，最终形成军事工业跟民用工业齐头并进的态势，摆脱受制于人的尴尬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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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工业设备的采购费用是个大问题，现在西征军出征关外，粮饷东挪西借，一旦东南沿海督抚们知道协饷用于兴办企业，淮军集团的督抚大员们一定会跳出来，拒绝向西征军发一两银子的协饷。左宗棠想到一个瞒天过海的办法，胡雪岩一直在上海采购军火，完全可以让胡雪岩私底下洽谈机器采购，报销的时候将机器跟军火混在一起全走军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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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给胡雪岩写了一封信，希望胡雪岩在上海采购织呢、织布全套机器。左宗棠担心胡雪岩在上海滩会过度采购，特意叮嘱他不用采购煤炭开采的机器，因为兰州已经解决了煤矿资源问题，只要采购织呢机器就可以，左宗棠还专门附上一份赖长手绘的机器图纸。[42]胡雪岩接到左宗棠的书信后，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这是一场伟大的胜利，左宗棠、西征军、兰州工业的资金运营命脉再次落到了胡雪岩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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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现场：晚清经济改革始末 商人谈贷款，帝国来埋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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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征军再借洋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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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雪岩轻轻地弹了一下左宗棠的飞函，嘴角露出一丝诡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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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没跟泰来洋行做生意了，胡雪岩亲自登门拜访了泰来洋行的经理们。泰来洋行的经理们一见财神爷到了，相当热情地将他请进了贵宾室。泰来洋行的老板迪亚理士给胡雪岩开了一份长长的清单：24匹马力、32匹马力蒸汽机各一台；织机20架；分毛机、顺毛机、压呢机、刮呢机各3架；洗呢机、剔呢机各2架，还有一大堆机器共计60多架，纺锭1080个。[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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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寻找纺织技师是个棘手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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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2年的经济危机严重地冲击了德国工业，在议会拥有话语权的资产阶级进步党向政府施压，希望首相俾斯麦能够出面保护德国工业。在英法经济扩张跟议会的双重压力下，俾斯麦推行工业保护主义，对进口工业产品征收重税。在这种形势下，德国的国内人才对外输出自然需要政府审批。[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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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雪岩反复看了迪亚理士开出的采购清单，这真是一笔巨额的交易。大批的机器从德国运抵上海，再千里转运到兰州，自己怎么向左宗棠交代呢？现在，左宗棠是机器跟人才都要。迪亚理士给了胡雪岩一颗定心丸，只要草签了合作协议，泰来洋行就将双管齐下，一方面立即在德国采购机器，一方面去疏通德国驻华公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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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织呢局的设备、运输、机器保险费用一算下来，花费超过十二万七千两。左宗棠看到胡雪岩的清单，当时就蒙了。淮军集团控制的督抚拖着协饷银不给，陕西富商又袖手旁观，左宗棠只得委令西征军驻上海、湖北等地的军代表向富商借款，各地富商答应借款一百一十万两，可是富商们要一分二厘的利息。[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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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在给光绪皇帝的一份报告中，再度向皇帝抱怨西征军的粮饷奇绌，军队早已入不敷出，可各地的富商们现在更是坐地起价。迫于无奈，他只好命胡雪岩“向汇丰银行借定五百万两”，“彼国电报已先以银二百五十万两装船，余俟装船有期再报”。[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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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对光绪皇帝耍了一个小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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