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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中国商人的认购，还是汇丰银行的入股，乾泰银行的公开募股其实根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股票发行。左宗棠在给皇帝的报告中透露，所有购买乾泰银行股票的商人在出款认股后，乾泰银行每个月都要支付股息一分二厘五毫，六年还清本息，每年归还两次。很显然，乾泰银行的股票发行在真正意义上是债券发行，因为广东、浙江、上海、福建、天津五大海关都要出票，加盖督抚大印，每年向股东们归还五十多万两白银。[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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轰轰烈烈的乾泰银行一下子成了贷款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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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雪岩雄心勃勃要创设银行，遗憾的是他只知道银行通过发行债券融资，可是却没有弄明白股权跟债权的基本概念，直接将债权当成了股权。债权清偿完毕后，乾泰银行将留下经营人才、办公硬件设施、银行的无形资产等资产，而这些资产到底归属于谁，是由胡雪岩控制，还是由国家控制？左宗棠在给皇帝的报告中没有谈到上述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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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在报告中还说，既然皇帝已经在原则上同意将新疆升级为行省，那就得考虑到分设郡县需要大量的资金这个问题。这一次华商跟洋商共同入股乾泰银行，跟总理衙门与税务司无涉，这对新疆的建省大业来说是天大的好事，希望皇帝下令各将军、督抚、监督出票盖印，交胡雪岩迅速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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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皇帝立即下令户部、总理衙门召开联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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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部在京高级官员齐聚总理衙门，两大部门进行了激烈的讨论。西征军除了屯驻各地要塞城防外，还有大量的老、弱、病、残需要裁减，朝廷如果不给足裁减经费，很容易引发兵变，左宗棠可以借此做大西征军，盘踞西北。西征军尾大不掉，会成为帝国在西北的一颗炸弹。户部的官员更担心的是，西征军历年的借款将成为湘军集团敛财的通道，因为在战争期间，左宗棠就一度将军火跟工业采购混在一起，如果大量的陈年旧账不清理，左宗棠定会继续在账款上鱼目混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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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滩的大量消息汇聚到北京，说胡雪岩在上海除了采购军火，还采购了大量的纺织机器，甚至专门从德国聘请了工业技术人才。左宗棠一直给皇帝打报告说要重开西域商路，但他在给朋友们的信中还提到了开矿、冶炼方面的计划。由此可见，左宗棠除了纺织工业跟军事工业外，他极有可能在西北推动包括煤炭、钢铁冶炼、铁路在内的重工业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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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部跟总理衙门在联席会议上一致决定：由江苏、浙江、广东、湖北、福建这五个为西征军筹集军费的省份来承担乾泰银行的还款。光绪皇帝在拿到联席会议纪要时下令：以北洋大臣李鸿章、南洋大臣沈葆桢、两广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李瀚章、闽浙总督何璟、江苏巡抚吴元炳、浙江巡抚梅启照、广东巡抚张兆栋、福建巡抚吴赞诚为首的一干地方督抚按照左宗棠上报的数额，下令海关监督出票，督抚加盖关防大印，交胡雪岩妥为筹办。[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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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皇帝在命令中写道：“借用商款息银既重，各省关每年除划还本息外，京、协各饷更属无从筹措，本系万不得已之计。”在这份五百里加急的命令中，光绪皇帝特地强调，以后无论任何急需，不得动辄息借商款，左宗棠拿到巨款后要迅速裁军，筹划新疆行省事宜，在筹办事务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开源节流，为内地纾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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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执政集团决定再次利用左宗棠这一条束带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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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在命令中批评各省对西征军军饷划拨“未能踊跃”“实属延玩”。因为旱灾饥荒，皇帝下令山西和河南两省暂缓西征军的军饷，江苏、浙江、广东、福建、湖北、四川、山东等省必须按照规定继续划拨西征军军费。皇帝点名沈葆桢、何璟、李瀚章、刘坤一、吴元炳、梅启照、吴赞诚、张兆栋等督抚一定要下令各省财政部门如数划拨西征军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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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征军平定新疆的大量军饷需要由淮军集团的督抚们筹措，不过淮军集团的督抚们一直想方设法拖延，两大集团的钳制成为朝廷巩固清政府执政集团的筹码。新疆兵事结束，清政府执政精英们的筹码立即消失了。于是，他们利用左宗棠筹建新疆行省这一最后机会，继续钳制淮军集团所把控的地方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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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皇帝给了左宗棠一把尚方宝剑，淮军集团的督抚们如果“再延缓，及解不足数，致误事机，即由左宗棠及各路带兵大臣将各该藩司监督指名严参”。清政府执政精英们的意图再明显不过了，就是要挑动汉族武装集团内部公开斗争。按照皇帝的命令，一旦左宗棠点名弹劾相关官员，吏部的考核将不合格，严重者甚至要交给刑部追究刑事责任，“以儆玩泄”。[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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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的矿不出煤，盛宣怀准备北上寻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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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皇帝的五百里加急命令送到李鸿章手上时，盛宣怀正在天津看一封来自上海的密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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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来信并景星谈及开矿一事，惟有北省多且美，且有伯相可靠，弟思之亦以为然。老兄若弃鄂省而北行，易于成功，况吾兄系直省之官，地方断无掣肘之理，未识高明以为何如？”[7]这封密信建议盛宣怀放弃开采湖北煤矿，因为轮船招商局总办唐廷枢在开平发现了高质量的煤矿，盛宣怀作为李鸿章的亲信，在李鸿章的势力范围内活动更容易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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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信的人叫刘亹，跟盛宣怀是老乡，两人同为江苏武进县人氏。盛氏家族跟刘氏家族是武进县两大豪门。盛宣怀在李鸿章手下摸爬滚打时，刘亹正在李鸿章的哥哥、湖广总督李瀚章的地界买官。武进县的两大豪门最终通过联姻结成政治联盟，盛宣怀的堂弟盛宙怀娶了刘亹堂叔刘翊宸之女。[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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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给盛宣怀的信中，刘亹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商业情报：“现在光景总以广帮、丝帮为最殷实，而粤人信洋法者尤多，故唐景星开平招股一到沪时，招之即来，此地已集十余万矣。”唐廷枢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盛状令盛宣怀相当尴尬。盛宣怀曾经在李鸿章面前拍胸脯承诺，可以筹集到商款，可是上海滩的富豪们对湖北煤矿的信心不足，令盛宣怀的承诺成了空头支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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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亹的信写得相当含蓄，盛宣怀的妹夫周锐则更加直接：“顷阅前人语录，见薛文清公云：‘事才入手便当思其发脱’，良为至言。”周锐引用明朝理学大师薛瑄的名言，劝告盛宣怀在湖北煤矿质量不佳的情况下抽身北上，在李鸿章的势力范围之内“荣篆海关道”[9]，可寻求政治上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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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氏家族在武进县堪称豪门，但是跟李鸿章这样的大树相比，自然是难以望其项背。刘亹鼓动盛宣怀北上找大树，也是希望刘氏家族能靠上李鸿章这座政治大山。而从周锐的密信可以看出，盛氏家族更是对李鸿章这座政治靠山盘算已久，“此间事兄另有秘陈也，必于尊处有益”。周锐在给盛宣怀写信之前，已经跟盛氏家族进行了密信沟通，得到李鸿章这棵大树的庇佑已经成为盛氏家族的一个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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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手握家族亲友的密信，心里五味杂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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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当初，李鸿章将盛宣怀的湖北矿务局当成淮军集团的改革旗舰。在给盛宣怀的一封信中，李鸿章殷切希望盛宣怀开矿成功，“为中土开此风气，志愿宏斯勋名愈远矣”。身为淮军领袖的李鸿章还在信中大赞盛宣怀：“大才素精会计，谅必有胜筹妙算，不奢不刻，握定利权，若使四方皆闻风取法，实所企盼。”[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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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满怀激情的盛宣怀到了湖北之后，慢慢地发现了问题，“开矿不难在筹资本，而难在得矿师”。盛宣怀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就是技术人才。他一开始从日本聘请了一位英国矿师，可是这位英国佬根本就不懂地质勘探，浪费了九个月时间，盛宣怀才委托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从英国聘请到一位在美国煤矿公司做襄理矿务的英国人，郭师敦。[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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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师敦在广济县阳城山勘探了一圈儿，提交了一份勘探报告：广济之煤“挖之无益”。[12]煤炭勘探的不顺利一直令盛宣怀如芒在背，淮军集团寄予厚望的湖北煤矿事实上只有薄薄的煤层，盛宣怀觉得自己难以向李鸿章交代。更为关键的是，商人们对湖北煤矿毫无兴趣，盛宣怀曾经向李鸿章汇报，说自己已经招募了十万商股，但其实他所说的十万商股只是浮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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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在湖北筹划矿务期间，风闻轮船招商局的股东希望将煤厂并归到招商局旗下，便给李鸿章提交了一份湖北煤矿官办的报告。李鸿章一直希望通过煤铁资源开采来吸纳更多的社会资本，没想到盛宣怀张口就提出要二十万两的官方资本，当时也没有任何的湖北煤矿股东提出异议。在轮船招商局开“官督商办”先河之后，湖北煤矿的反常举动令李鸿章疑窦丛生，由此可以窥见盛宣怀根本没有招募到十万商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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