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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控湖北矿务的盛宣怀相当尴尬，因为唐廷枢那边又给李鸿章提出一个更为庞大的计划，他计划修筑一条开平通往天津的铁路，将开平的煤炭通过火车运输到天津港口，再海运到南方。如此一来，煤炭资源便可以激活整个工业改革。广东商帮的工业改革已经成为淮军集团的旗帜，盛宣怀岂能甘居人下？轮船招商局是广东商帮崛起的桥头堡，盛宣怀对于拿下轮船招商局势在必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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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谋权招商局已非一日。早在1877年轮船招商局收购旗昌轮船时，他就图谋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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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船招商局是大清帝国改革的旗帜，却是盛宣怀的痛。李鸿章在筹建轮船招商局前，一度让盛宣怀草拟招商章程，可惜盛氏家族财力有限，李鸿章最终选择了漕帮出身的朱其昂。没想到朱其昂招商不利，以唐廷枢为首的广东商帮一举取代了朱其昂的地位，盛宣怀再次被排除在招商局的核心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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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到上海出任轮船招商局会办之前，盛宣怀一度以李鸿章的代言人自居，对会办这个职位相当看重。在给朋友沈能虎的一封信中，盛宣怀写道：“漕运、揽载及一切规画事宜均令会同商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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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盛宣怀到轮船招商局后，发现轮船招商的管理层没有按照西方公司的治理模式进行会商办理，广东商帮仰仗雄厚的资本，垄断了管理话语权，盛宣怀“只可随同列名”。没有实际的权力，还要为广东商帮在管理方面背书，盛宣怀岂能满足于列名的配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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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在轮船招商局的尴尬地位，跟李鸿章调整管理战略密切相关。改革是一个庞大的国家战略，淮军集团要在清政府执政集团跟湘军集团中取得主导权，一定需要政治跟资本的双重合奏。李鸿章跳出私人小圈子视野，“破格求才，于阛阓中”[23]，在人才战略方面将商业能力上升到第一位，私人控制欲退居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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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船招商局管理大权的旁落令盛宣怀如鲠在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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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收购旗昌轮船之前，盛宣怀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决定在招商局内部安插私人亲信。当时，轮船招商局的发起人朱其昂兄弟因为丧失了绝对控制权，对以唐廷枢为首的广东商帮心怀不满，自然答应帮他安插亲信，双方就这样迅速结成了联盟。盛宣怀跟朱其昂兄弟的结盟意在向广东商帮的控制权发起挑战，甚至发动公司管理层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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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其昂兄弟在安插盛宣怀亲信的时候，遭遇了唐廷枢、徐润的一票否决。朱其昂在写给盛宣怀的私人信函中表示很无奈：“本拟设法位置，实缘商局用人景翁（唐廷枢号景星）早已定夺，局中所有伙友，渠一概不用，以致无从报命。”[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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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谋权，三人同盟请辞逼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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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船招商局收购旗昌轮船给了盛宣怀二次夺权的机会。盛宣怀成功游说沈葆桢划拨国有资本，一举收购了轮船招商局最大的竞争对手，取得了帝国商战中第一场伟大的胜利。盛宣怀给李鸿章写了一份长篇报告：“就现在据实而论，即使生意可保，而欠项累累，年复一年，终恐支柱万难。且当洋商争挤之日，既须外揽生意，再加内筹垫款，获利固无把握，归本更无定期。”[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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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问题一直是改革成败的关键。轮船招商局开办之初，李鸿章通过公开招募资金来试水商人们对改革的信心，之所以最终确定“官督商办”的改革路线，其主要目的是调动一切商业资本，使其成为改革的助力。可是，在并购旗昌轮船之前，国有资本通过财政借款的方式流入轮船招商局，加上并购旗昌轮船垫付的百万两白银，轮船招商局的国有资本远远超过了商业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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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船招商局的资金运作是考验广东商帮经营能力的重要指标。现在，按照财政借款的规定，轮船招商局除了要分期偿还收购旗昌轮船的一百二十二万两欠款外，还要定期归还国有资本。如果不归还国有资本，一旦两江总督换人，保守势力便会将国有资本转成商股，最终形成国有资本控股的局面，那将违背“官督商办”的改革路线，商业资本就会对政府的改革失去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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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给李鸿章的报告中，盛宣怀对轮船招商局的未来相当担忧。国有资本一旦逐步退出，轮船招商局的流动资金就会紧张。英国资本控股的轮船公司就会加大价格战的力度，轮船招商局的亏损也会进一步加剧，形成内忧外患的格局，在跟洋人竞争的过程中很快就会落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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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在给李鸿章写报告之前，给两江总督沈葆桢写了一份辞职报告，报告中说：“直道兼顾未遑，厕名无益，实不敢稍存恋栈之心，重速素餐之谤。”盛宣怀当时头顶直隶辖区的道员虚衔，他说自己差事太多，没有必要在轮船招商局挂虚名，让人说自己吃白饭。盛宣怀还说，朱其昂专门办理漕运业务，唐廷枢南下北上奔走新的改革项目，招商局经常只剩下朱其诏跟徐润，他希望能够派出一名大员督办。[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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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退为进，这是盛宣怀的策略。盛宣怀在李鸿章面前抱怨：“奉委以来，无日不避让未遑，自知诸事未谙，到处屈居人下。”更为憋屈的是“除却为难之事，绝未一语会商”，在广东商帮眼中，盛宣怀就是一个“无足轻重之人”[27]。盛宣怀说：“在职道保全创局，惟冀荐贤自代之功，在中堂广厦万端，有知人善任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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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于进士之家的盛宣怀深谙帝国官场的潜规则，对跑官要官的微妙火候也掌握得相当精准。李鸿章跟沈葆桢哪里知道，在盛宣怀请辞的背后，他已经和朱其昂、朱其诏秘密约定，以共同请辞来逼宫南、北洋大臣出面整顿轮船招商局。朱其昂兄弟出身漕运世家，轮船招商局支柱性的漕运业务非朱其昂兄弟莫属，现在又有百万财政借款在招商局，为了财政借款的安全，沈葆桢岂能让能够确保轮船招商局收入的朱其昂兄弟离开？盛宣怀是官方代表，一旦官方监督缺位，财政借款的安全威胁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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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准了沈葆桢的脉搏，盛宣怀决定豪赌一把。在给沈葆桢的辞职信中，盛宣怀希望政府派出的监督大员能够独柄招商局大权：“以一事权，拟即责成在局各员妥为经理。”[28]盛宣怀跟沈葆桢的政治友谊早在巡视台湾海峡时就建立了，收购旗昌轮船时，盛宣怀再度通过资本合作将两人的关系推向纵深。盛宣怀这一份以退为进的辞职报告，意在谋求招商局的管理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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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跟朱其昂结盟，一方面是期冀可执朱氏家族掌握的漕运业务牛耳，跟广东商帮对抗，更重要的一方面是朱氏家族财力雄厚，是淮军集团的重点结盟者。盛宣怀的赌注很准，朱其昂很快被李鸿章举荐出任天津海关道台。遗憾的是，朱其昂还没走进这个帝国外交窗口就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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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权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朱其昂却突然去世。朱其昂的去世让盛宣怀措手不及，失去了朱氏家族这个富豪盟友，盛宣怀在资本方面的话语权立即被削弱，夺权计划将出现变数。盛宣怀在给李鸿章的信中言辞激烈，作为淮军集团的政治代表，本是“可恃操纵之辔，上以实求，下以客应”；作为官方代表，有职无权，如果继续下去自己只能“身败名裂，不足赎咎”，自己在招商局“万无中立之势”[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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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的信火药味十足，已经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要么唐廷枢、徐润他们离开，自己独揽大权；要么他们两人留下，自己卷铺盖走人。在给李鸿章的信中，盛宣怀更希望自己能够独揽大权，“奋身独任其艰难，未始不可挽救全局。”盛宣怀为了确保夺权成功，特地叮嘱在天津处理兄长后事的朱其诏向李鸿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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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其诏也曾买了一个知县的官衔，一直跟随哥哥朱其昂在江浙漕运中摸爬滚打，深谙帝国官场的潜规则。失去了兄长朱其昂这座靠山，朱其诏无论是在官场还是商场，都要仰仗李鸿章的这位幕僚。朱其诏在天津一直替盛宣怀打探李鸿章的信息，可是一直没有机会面见李鸿章，他向盛宣怀保证“限我一月定能报命”。[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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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现场：晚清经济改革始末 李鸿章稳定招商局军心，坚持“官督商办”原则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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