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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翻阅了《大冶县志》，发现宋朝时大冶县就曾设有铁厂。盛宣怀立即根据郭师敦的报告及建议给李鸿章写信，提出在湖北开办煤铁矿。盛宣怀的报告让李鸿章左右为难，煤矿问题尚未解决，现在又开铁矿，何况铁矿开采出来冶炼又将是另一个大问题。“荆煤单炼生铁恐无销路，兼炼熟铁难筹巨本。”李鸿章在给盛宣怀的信中说，“虑煤铁相去过远，水脚成本既重，未必获利。”[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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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关注的核心问题是钱，他拒绝给盛宣怀拨款开办煤铁矿，建议盛宣怀“招商开办”。在李鸿章拒绝盛宣怀的同时，唐廷枢在开平的煤矿开采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不仅筹集到商股二十万两，而且开平煤矿产出的煤质地上乘，日产量可达到三百万吨。在给皇帝的一份报告中，李鸿章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从此中国兵商轮船及机器制造各局用煤，不致远购于外洋，一旦有事，庶不为敌人所把持，亦可免利源之外泄；富强之基，此为嚆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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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平煤矿让李鸿章扬眉吐气，再也不用担心如因湖北失败而遭遇政敌弹劾。“今则成效确有可观，实足与轮船招商、机器、织造各局相为表里。开煤既旺，则炼铁可以渐图。开平局务振兴，则他省人才亦必闻风兴起，似与大局关系非浅。”[18]盛宣怀一看，当即心灰意冷，加之盛氏家族的密信，他再也不愿回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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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盛宣怀为留直隶寻找恰当的理由时，御史李桂林突然在北京弹劾河间府景州的赈灾，他指控景州官府在募捐时，“不论贫富，概行勒派”。景州富商跟官员的冲突迅速演变成一桩震惊全国的大案，北京方面下令李鸿章调查。李鸿章立即委派正在河间府赈灾的盛宣怀调查钦案。盛宣怀在严密查访的过程中对富商采取了怀柔政策，调整了捐款幅度，很快就平息了景州赈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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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调查景州赈灾案期间，盛宣怀给李鸿章写了一份报告，说自己经常有别的差事，“南北纷驰”，没有专顾矿务，而工程一经开办，实不可一日擅离。盛宣怀从改革的大局出发，给自己谋划脱身之计：“事关富强大局，亟应遴派干员坐驻矿场，专心总理，方能观其成效。”[19]他向李鸿章推荐了赈灾同盟李金镛出任湖北矿务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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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金镛在赈灾的过程中主动投向淮军集团，李鸿章曾向皇帝上表他的德行操守。没过多久，李金镛就成了湖北矿务方面的总经理，盛宣怀的妹夫周锐则成为李金镛的助手。资金问题一直是困扰湖北矿务的难题，盛宣怀继续举荐苏州富商金少愚到湖北，参与矿务的招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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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之所以批准李金镛南下，主要是因为他看好江浙商人的经济实力。李金镛于赈灾期间曾在上海筹集了十万赈灾款，相信在回报丰厚的矿产生意的吸引下，李金镛筹集商股会更为容易。李鸿章在批示李金镛出任湖北矿务总办之时，已经在上海滩资本界埋下了一枚钉子，上海滩成了李金镛争夺资本的主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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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雪岩那一身黄马褂一度令江浙商人垂涎，李金镛岂能错过李鸿章这一棵大树？李金镛跟李鸿章拍胸脯说，东南士民急公好义，此次开办矿务实为中国富强之基，官绅富商同抱公忠，在上海招募商股必能众力相扶。赈灾期间的官商联盟终于开始转化为改革的新生力量，广东商帮、江浙商帮成了淮军集团重要的资本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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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现场：晚清经济改革始末 招商局一把手争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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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军新贵南下招商，两手空空无功而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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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吴淞口，李金镛登上了开往汉口的轮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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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船招商局的双鱼旗迎风招展，李金镛望着滔滔江水思绪万千。在离开天津之时，盛宣怀再三叮嘱，一定要在江浙招募商股，湖北矿务局犹如饥肠辘辘的婴儿，如无足够资本，必将夭折。船行至镇江，李金镛决定中途下船。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镇江一度成为西洋商品内运的最大口岸以及长江的总海关，英法德日意诸国在镇江设立了18家洋行、货栈。[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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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镇江一条两百多米长的街上，公馆、会所、商会林立，钱庄更是如雨后春笋而立。同治年间，镇江的钱庄已超过三十家。随着长江航运竞争加剧，李鸿章家族在镇江投资了义善长钱庄，盐商周扶九投资了鸿源钱庄。一时间，镇江的钱庄扩张到六十家。李金镛带着北洋大臣李鸿章之命兴办煤矿，镇江的富商们自然不会怠慢这位李鸿章的幕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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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金镛跟镇江的关系颇有渊源。太平军席卷江南之前，李金镛在上海城隍庙附近开设“李家客栈”，因此结识了李鸿章的弟弟李鹤章。1860年，李金镛花钱买了帝国最高学府国子监的文凭，同期又在福建买了一个正五品的同知官衔。当年，李鹤章推荐享有官衔的李金镛到淮军集团，参加淮军在镇江围剿太平军的军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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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场硝烟弥漫，将士浴血疆场。身为生意人的李金镛连枪都没有摸过，只能留在后勤部队效力，负责战后难民的救济工作。李金镛的救济工作帮助淮军消化了巨大的战后包袱，李鸿章于1864年向皇帝保奏李金镛赏戴花翎。1865年，驻守镇江的淮军水师冯席珍部军饷紧张，李金镛立即以买官的方式向冯席珍部进行战争捐款，冯席珍立即向户部备案，又加赠李金镛同知官衔。[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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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救济令李金镛在镇江家喻户晓，人们都叫他“大善人”。1876年，北方开始闹灾荒，李金镛给江浙富商们写信，请求他们参与赈灾，以首富胡雪岩为代表的商人们一掷千金，慷慨解囊。李金镛最终筹集到的六十万两赈灾银更是轰动了镇江。这一次，李金镛为镇江的富豪们详细介绍了湖北矿务的情状，先是说湖北遍地都是煤炭跟铁矿石，然后又说湖北矿务会按照西方现代公司的运作模式，商人只要购买了湖北矿务的股票，就能以股东的身份当家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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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的富豪们问李金镛：盛宣怀为什么放弃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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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能够南下湖北全靠盛宣怀帮忙，李金镛对盛宣怀自然是感恩戴德。李金镛向镇江的富豪们解释，盛宣怀是李鸿章的重要幕僚，北上直隶是为了协助李鸿章处理更重要的大事。李鸿章希望商人们能成为帝国改革的资本力量，能够成为以煤炭、铁矿为首的重工业改革的重要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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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的富豪们一直跟西洋商人做生意，对西方商业环境、制度约束、政策风向都有一定的了解。现在汉族武装集团主导的改革只是摸着石头过河，无论是制度设计，还是律法规范，都没有一个蓝本。在没有公正律法的约束下，清政府执政集团改革的顶层制度设计难以出台，一切商业规则都将成为权贵阶层潜规则的殉葬品，利益集团最终会疯狂蚕食改革的成果。镇江的富豪们对清政府显然还缺乏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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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金镛无奈，只得两手空空地登上了前往汉口的轮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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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的盛宣怀一刻也没有放弃过湖北矿务的大权，除了自己的妹夫周锐外，盛宣怀还举荐了赈灾盟友、苏州富商金德鸿常驻矿务总部荆门，赈灾盟友、江苏吴县富豪杨廷杲出任矿务局负责销售的上海首席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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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师敦一度给盛宣怀写信，希望他能够南下主持矿物大局，可是已经坐在河间道台官椅上的盛宣怀对郭师敦的催促置若罔闻。李鸿章对湖北矿务提出的“炼铁”方略兴趣不大，盛宣怀岂能忤逆李鸿章之意？更为重要的是，湖北矿务的招商完成得相当糟糕，尽管招商工作开展了一轮又一轮，李金镛也不断地到江浙进行推广，但最终还是只招募了一万九千两百两白银。[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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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谋权，安插亲信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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