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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退为进，这是盛宣怀的策略。盛宣怀在李鸿章面前抱怨：“奉委以来，无日不避让未遑，自知诸事未谙，到处屈居人下。”更为憋屈的是“除却为难之事，绝未一语会商”，在广东商帮眼中，盛宣怀就是一个“无足轻重之人”[27]。盛宣怀说：“在职道保全创局，惟冀荐贤自代之功，在中堂广厦万端，有知人善任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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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于进士之家的盛宣怀深谙帝国官场的潜规则，对跑官要官的微妙火候也掌握得相当精准。李鸿章跟沈葆桢哪里知道，在盛宣怀请辞的背后，他已经和朱其昂、朱其诏秘密约定，以共同请辞来逼宫南、北洋大臣出面整顿轮船招商局。朱其昂兄弟出身漕运世家，轮船招商局支柱性的漕运业务非朱其昂兄弟莫属，现在又有百万财政借款在招商局，为了财政借款的安全，沈葆桢岂能让能够确保轮船招商局收入的朱其昂兄弟离开？盛宣怀是官方代表，一旦官方监督缺位，财政借款的安全威胁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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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准了沈葆桢的脉搏，盛宣怀决定豪赌一把。在给沈葆桢的辞职信中，盛宣怀希望政府派出的监督大员能够独柄招商局大权：“以一事权，拟即责成在局各员妥为经理。”[28]盛宣怀跟沈葆桢的政治友谊早在巡视台湾海峡时就建立了，收购旗昌轮船时，盛宣怀再度通过资本合作将两人的关系推向纵深。盛宣怀这一份以退为进的辞职报告，意在谋求招商局的管理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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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跟朱其昂结盟，一方面是期冀可执朱氏家族掌握的漕运业务牛耳，跟广东商帮对抗，更重要的一方面是朱氏家族财力雄厚，是淮军集团的重点结盟者。盛宣怀的赌注很准，朱其昂很快被李鸿章举荐出任天津海关道台。遗憾的是，朱其昂还没走进这个帝国外交窗口就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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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权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朱其昂却突然去世。朱其昂的去世让盛宣怀措手不及，失去了朱氏家族这个富豪盟友，盛宣怀在资本方面的话语权立即被削弱，夺权计划将出现变数。盛宣怀在给李鸿章的信中言辞激烈，作为淮军集团的政治代表，本是“可恃操纵之辔，上以实求，下以客应”；作为官方代表，有职无权，如果继续下去自己只能“身败名裂，不足赎咎”，自己在招商局“万无中立之势”[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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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的信火药味十足，已经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要么唐廷枢、徐润他们离开，自己独揽大权；要么他们两人留下，自己卷铺盖走人。在给李鸿章的信中，盛宣怀更希望自己能够独揽大权，“奋身独任其艰难，未始不可挽救全局。”盛宣怀为了确保夺权成功，特地叮嘱在天津处理兄长后事的朱其诏向李鸿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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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其诏也曾买了一个知县的官衔，一直跟随哥哥朱其昂在江浙漕运中摸爬滚打，深谙帝国官场的潜规则。失去了兄长朱其昂这座靠山，朱其诏无论是在官场还是商场，都要仰仗李鸿章的这位幕僚。朱其诏在天津一直替盛宣怀打探李鸿章的信息，可是一直没有机会面见李鸿章，他向盛宣怀保证“限我一月定能报命”。[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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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现场：晚清经济改革始末 李鸿章稳定招商局军心，坚持“官督商办”原则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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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陷入价格战泥潭，危机四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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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在书房里埋头给丁日昌写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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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日昌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军火专家，更是淮军集团改革的干将。随着改革的推进，淮军集团在干部储备方面日渐捉襟见肘，李鸿章反复权衡后，将丁日昌推到了福建巡抚的位置。李鸿章此举不仅是要掌控军事工业旗舰——马尾船厂，更重要的是要在台湾全面推行改革，开矿、修建铁路、兴办电报。可是丁日昌在福建巡抚的位置上很不舒服，福州官场波谲云诡，分不清谁是敌人谁是朋友，搞得他头昏脑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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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的倾轧令技术型干部丁日昌很不适应，他很快就在福州病倒了。李鸿章十分关心丁日昌的病情，委托到福州出差的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去探望丁日昌。赫德到了福州后告诉李鸿章，尽管丁日昌看上去“面貌精神甚佳”，[31]可是脚肿得都不能走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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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德离开福州后，丁日昌敏锐地觉察到李鸿章托人探病的微妙。赫德名为探望病情，实则是为李鸿章考察自己的忠诚度。福州官场有大批左宗棠的故吏，马尾船厂更是左宗棠的心血之作，沈葆桢主政马尾船厂时，每次向皇帝汇报船政大事，都需要左宗棠联合署名。丁日昌在病床上给李鸿章写了一封信，详细地汇报了福州跟台湾的政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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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收到丁日昌的信后，当即热泪盈眶。在一封不长的书信中，一向严谨的丁日昌竟然犹如孩童练字，明显能感觉出写信之时他的手在不停地颤抖，“几不成字”。略懂中医的李鸿章在信中宽慰丁日昌，说他可能是在台湾受到瘴气侵扰，加之劳累过度，如果静养一段时日就能恢复元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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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丁日昌的信，仆人又送来了另一封信，正是盛宣怀充满火药味的控告信。李鸿章在给丁日昌的回信中很是无奈地感叹，轮船招商局兼并旗昌轮船，“其议发自阁下，而成于幼丹”，英国资本控制的太古、怡和两家轮船商竭力倾挤，导致轮船招商局“船多停歇，岌岌难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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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船招商局是淮军集团的改革旗舰，更是李鸿章获取改革主导权的重要筹码。可是，山西道监察御史董儁翰弹劾轮船招商局“用人太滥，耗费日增”，“各上司暨官亲幕友，以及同寅故旧，纷纷荐人”，任人唯亲的管理层“所荐之人，无非纯为图谋薪水起见”，甚至有官员“挂名应差，身居隔省，每月支领薪水者”。[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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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的控告跟董儁翰的弹劾令李鸿章感到事态的严峻，忙于国际外交跟直隶管理的李鸿章一直放手轮船招商局的管理，此时盛宣怀的夺权已经明显与“官督商办”的改革路线冲突。李鸿章给丁日昌写完信，将自己关进书房，对轮船招商局进行了详细的总结，他要拿出一个两全其美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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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2年，轮船招商局的成立“专为自置轮船，协运漕粮，以补沙船之不足”，目的是“各口揽载，以收回本国之利权起见”。从朱其昂前往天津领走二十万串的军费，到以唐廷枢为首的广东商帮主政，轮船招商局先后招募商股四十七万六千余两，此后轮船招商局开始跟欧美轮船商捉对厮杀。打着争夺中国航运权的旗帜，淮军集团拉开了改革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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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船招商局在以唐廷枢为首的商帮控制下迅速发展，短短几年内在上海、天津、汉口、福州、香港、长崎、吕宋、安南、新加坡、槟榔屿等处各设分局。开办之初，政府的漕运订单成为轮船招商局与其他轮船公司竞争的最大支柱，轮船招商局第一年的运费收入相当可观，每股“除亏折费用及练钱缴息外，尚余利一分有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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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淮军集团改革的旗舰企业，李鸿章不断地给江浙的督抚们写信，希望得到江浙更多的漕运订单。加之轮船招商局作为民族品牌的影响力迅速提升，国内客商纷纷将运输业务委托给轮船招商局，导致招商局的运输压力越来越大，管理层不得不商议招募新股，“定造并购买共添六船”。[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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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船招商局增发新股的工作重新启动，很快就招募了十万二千四百两，尽管当时新旧股本再加拆借军费共计七十三万九千余两，可是购置新旧轮船十一艘及码头、栈房等费用高达一百二十八万两之多，差额的五十四万余两均由轮船招商局的管理层四处挪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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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督商办”的改革路径很快被证明是相当正确的。在广东商帮的经营下，轮船招商局的生意越来越好，第二年每股“除费用及筹垫折息之外，尚有余利一分五厘”。为了扩大业务范围，管理层决定第二次增发新股，遗憾的是招募到八万两的时候，英国驻北京大使馆翻译马嘉理在云南被杀，英国军舰集结烟台，商人们担心“海防有事，未能踊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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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太古、怡和为首的英国轮船商眼见轮船招商局“规模日见恢宏”，“遂生忌嫉”，跟轮船招商局打起了价格战，降价幅度高达百分之八十。马嘉理案爆发，英国资本“遂其垄断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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