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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退为进,这是盛宣怀的策略。盛宣怀在李鸿章面前抱怨:“奉委以来,无日不避让未遑,自知诸事未谙,到处屈居人下。”更为憋屈的是“除却为难之事,绝未一语会商”,在广东商帮眼中,盛宣怀就是一个“无足轻重之人”[27]。盛宣怀说:“在职道保全创局,惟冀荐贤自代之功,在中堂广厦万端,有知人善任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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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于进士之家的盛宣怀深谙帝国官场的潜规则,对跑官要官的微妙火候也掌握得相当精准。李鸿章跟沈葆桢哪里知道,在盛宣怀请辞的背后,他已经和朱其昂、朱其诏秘密约定,以共同请辞来逼宫南、北洋大臣出面整顿轮船招商局。朱其昂兄弟出身漕运世家,轮船招商局支柱性的漕运业务非朱其昂兄弟莫属,现在又有百万财政借款在招商局,为了财政借款的安全,沈葆桢岂能让能够确保轮船招商局收入的朱其昂兄弟离开?盛宣怀是官方代表,一旦官方监督缺位,财政借款的安全威胁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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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准了沈葆桢的脉搏,盛宣怀决定豪赌一把。在给沈葆桢的辞职信中,盛宣怀希望政府派出的监督大员能够独柄招商局大权:“以一事权,拟即责成在局各员妥为经理。”[28]盛宣怀跟沈葆桢的政治友谊早在巡视台湾海峡时就建立了,收购旗昌轮船时,盛宣怀再度通过资本合作将两人的关系推向纵深。盛宣怀这一份以退为进的辞职报告,意在谋求招商局的管理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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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跟朱其昂结盟,一方面是期冀可执朱氏家族掌握的漕运业务牛耳,跟广东商帮对抗,更重要的一方面是朱氏家族财力雄厚,是淮军集团的重点结盟者。盛宣怀的赌注很准,朱其昂很快被李鸿章举荐出任天津海关道台。遗憾的是,朱其昂还没走进这个帝国外交窗口就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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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权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朱其昂却突然去世。朱其昂的去世让盛宣怀措手不及,失去了朱氏家族这个富豪盟友,盛宣怀在资本方面的话语权立即被削弱,夺权计划将出现变数。盛宣怀在给李鸿章的信中言辞激烈,作为淮军集团的政治代表,本是“可恃操纵之辔,上以实求,下以客应”;作为官方代表,有职无权,如果继续下去自己只能“身败名裂,不足赎咎”,自己在招商局“万无中立之势”[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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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的信火药味十足,已经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要么唐廷枢、徐润他们离开,自己独揽大权;要么他们两人留下,自己卷铺盖走人。在给李鸿章的信中,盛宣怀更希望自己能够独揽大权,“奋身独任其艰难,未始不可挽救全局。”盛宣怀为了确保夺权成功,特地叮嘱在天津处理兄长后事的朱其诏向李鸿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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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其诏也曾买了一个知县的官衔,一直跟随哥哥朱其昂在江浙漕运中摸爬滚打,深谙帝国官场的潜规则。失去了兄长朱其昂这座靠山,朱其诏无论是在官场还是商场,都要仰仗李鸿章的这位幕僚。朱其诏在天津一直替盛宣怀打探李鸿章的信息,可是一直没有机会面见李鸿章,他向盛宣怀保证“限我一月定能报命”。[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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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现场:晚清经济改革始末 李鸿章稳定招商局军心,坚持“官督商办”原则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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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陷入价格战泥潭,危机四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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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在书房里埋头给丁日昌写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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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日昌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军火专家,更是淮军集团改革的干将。随着改革的推进,淮军集团在干部储备方面日渐捉襟见肘,李鸿章反复权衡后,将丁日昌推到了福建巡抚的位置。李鸿章此举不仅是要掌控军事工业旗舰——马尾船厂,更重要的是要在台湾全面推行改革,开矿、修建铁路、兴办电报。可是丁日昌在福建巡抚的位置上很不舒服,福州官场波谲云诡,分不清谁是敌人谁是朋友,搞得他头昏脑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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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的倾轧令技术型干部丁日昌很不适应,他很快就在福州病倒了。李鸿章十分关心丁日昌的病情,委托到福州出差的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去探望丁日昌。赫德到了福州后告诉李鸿章,尽管丁日昌看上去“面貌精神甚佳”,[31]可是脚肿得都不能走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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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德离开福州后,丁日昌敏锐地觉察到李鸿章托人探病的微妙。赫德名为探望病情,实则是为李鸿章考察自己的忠诚度。福州官场有大批左宗棠的故吏,马尾船厂更是左宗棠的心血之作,沈葆桢主政马尾船厂时,每次向皇帝汇报船政大事,都需要左宗棠联合署名。丁日昌在病床上给李鸿章写了一封信,详细地汇报了福州跟台湾的政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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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收到丁日昌的信后,当即热泪盈眶。在一封不长的书信中,一向严谨的丁日昌竟然犹如孩童练字,明显能感觉出写信之时他的手在不停地颤抖,“几不成字”。略懂中医的李鸿章在信中宽慰丁日昌,说他可能是在台湾受到瘴气侵扰,加之劳累过度,如果静养一段时日就能恢复元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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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丁日昌的信,仆人又送来了另一封信,正是盛宣怀充满火药味的控告信。李鸿章在给丁日昌的回信中很是无奈地感叹,轮船招商局兼并旗昌轮船,“其议发自阁下,而成于幼丹”,英国资本控制的太古、怡和两家轮船商竭力倾挤,导致轮船招商局“船多停歇,岌岌难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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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船招商局是淮军集团的改革旗舰,更是李鸿章获取改革主导权的重要筹码。可是,山西道监察御史董儁翰弹劾轮船招商局“用人太滥,耗费日增”,“各上司暨官亲幕友,以及同寅故旧,纷纷荐人”,任人唯亲的管理层“所荐之人,无非纯为图谋薪水起见”,甚至有官员“挂名应差,身居隔省,每月支领薪水者”。[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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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的控告跟董儁翰的弹劾令李鸿章感到事态的严峻,忙于国际外交跟直隶管理的李鸿章一直放手轮船招商局的管理,此时盛宣怀的夺权已经明显与“官督商办”的改革路线冲突。李鸿章给丁日昌写完信,将自己关进书房,对轮船招商局进行了详细的总结,他要拿出一个两全其美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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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2年,轮船招商局的成立“专为自置轮船,协运漕粮,以补沙船之不足”,目的是“各口揽载,以收回本国之利权起见”。从朱其昂前往天津领走二十万串的军费,到以唐廷枢为首的广东商帮主政,轮船招商局先后招募商股四十七万六千余两,此后轮船招商局开始跟欧美轮船商捉对厮杀。打着争夺中国航运权的旗帜,淮军集团拉开了改革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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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船招商局在以唐廷枢为首的商帮控制下迅速发展,短短几年内在上海、天津、汉口、福州、香港、长崎、吕宋、安南、新加坡、槟榔屿等处各设分局。开办之初,政府的漕运订单成为轮船招商局与其他轮船公司竞争的最大支柱,轮船招商局第一年的运费收入相当可观,每股“除亏折费用及练钱缴息外,尚余利一分有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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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淮军集团改革的旗舰企业,李鸿章不断地给江浙的督抚们写信,希望得到江浙更多的漕运订单。加之轮船招商局作为民族品牌的影响力迅速提升,国内客商纷纷将运输业务委托给轮船招商局,导致招商局的运输压力越来越大,管理层不得不商议招募新股,“定造并购买共添六船”。[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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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船招商局增发新股的工作重新启动,很快就招募了十万二千四百两,尽管当时新旧股本再加拆借军费共计七十三万九千余两,可是购置新旧轮船十一艘及码头、栈房等费用高达一百二十八万两之多,差额的五十四万余两均由轮船招商局的管理层四处挪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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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督商办”的改革路径很快被证明是相当正确的。在广东商帮的经营下,轮船招商局的生意越来越好,第二年每股“除费用及筹垫折息之外,尚有余利一分五厘”。为了扩大业务范围,管理层决定第二次增发新股,遗憾的是招募到八万两的时候,英国驻北京大使馆翻译马嘉理在云南被杀,英国军舰集结烟台,商人们担心“海防有事,未能踊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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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太古、怡和为首的英国轮船商眼见轮船招商局“规模日见恢宏”,“遂生忌嫉”,跟轮船招商局打起了价格战,降价幅度高达百分之八十。马嘉理案爆发,英国资本“遂其垄断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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