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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战一度将轮船招商局拖入了泥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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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船招商局第三年的资金链相当紧张,只得向钱庄拆借流动资金,贷款总额超过八十万两。到1877年,累计支付贷款利息已经达到九万一千两,扣除财政贷款利息后,股息不足五厘。管理层担心股东们抽走资金,只有打肿脸充胖子,透支来年的盈余,股息按一分垫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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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旗舰陷入资金危机,李鸿章心急如焚,当即拍板拆借十万两海防军费、十万两直隶军费、十万两粮台财政款、五万两保定军费,贷款利息为每年八厘。李鸿章担心三十五万两的贷款不足以缓解资金压力,又下令山东海关给轮船招商局贷款十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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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船招商局并购旗昌轮船的举动令太古轮船忌嫉更甚,太古轮船从银行贷款百万两,购置了江船跟海船各四艘。太古轮船贷款利息不超过四厘,每年支付利息不过四万两。轮船招商局财政借款一百九十万两,并购旗昌轮船欠款一百二十二万两,按照每年八厘的利息计算,每年光支付利息就超过二十万两,贷款利息压力是太古轮船的四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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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嘉理案后,商人们担心战争会给航运业带来沉重打击,因而对轮船招商局增发的新股热情不高。这时太古轮船发动价格战,招商局收购过来的旗昌轮船江船最多,船大费巨,多行一船则多赔巨款。太古轮船发起价格战就是要将轮船招商局拖入亏损泥潭,巨大的还贷压力势必会导致以钱庄为首的贷款方进一步紧缩银根,轮船招商局的资金链会更紧张,商人更不会认购增发股份。收购旗昌轮船后,轮船招商局招募商股仅有四万五千一百两。[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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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润曾经希望跟太古轮船谈判休战,可是太古轮船不接招,轮船招商局只能用漕运盈利来弥补长江航线的亏损。管理层当时估计,此法只能支撑一年到两年,“欲多方困我,使我不能持久。”李鸿章一眼看穿了太古轮船的险恶用心,“然后彼得垄断,独登专攘中国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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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船招商局股本不足百万两,归还财政贷款跟支付钱庄借款利息的压力繁重,很难跟太古轮船进行长久的价格战。可是现在太古轮船不肯议和,搞得轮船招商局“竟有骑虎难下之势”。李鸿章给管理层批示,轮船招商局作为改革旗舰,“不可半途而废,致为外人耻笑”,更不能落入洋商撷取中国航运业的圈套之中,一定要官商合力,设法扭转轮船招商局的颓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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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谋远虑,李鸿章三策预案化解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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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早在轮船招商局成立之初就预料到会有今天的困境,所以亲自组织了天津海关道各级官员,会同轮船招商局管理层的朱其昂、唐廷枢、徐润、盛宣怀等官商代表,在天津召开联席会议。经过几天的闭门讨论,天津联席会议拿出了一个三策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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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财政借款缓缴利息。轮船招商局每年给商股支付的股息为一分,为了招募更多商股,取信于商人,即便是亏损年份也按照一分支付股息,这导致轮船招商局寅吃卯粮。现在,轮船招商局受价格战影响,经营每况愈下,“事关系通商大局”,“公家须倍示体恤”,缓收财政借款的利息。李鸿章向皇帝提交报告,“拟请仿照钱粮缓征、盐务帑利缓交之例,将该局承领各省公款,暂行缓缴三年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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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拨漕粮运输订单。轮船招商局成立之初,经朝廷批准承接江浙漕运业务,“以自立根基”。李鸿章在给皇帝的一份报告中说:“疆臣公忠体国,本无成见,而承办漕务人员,往往自便私图,不肯加拨。”几年来,浙江分拨不足五成,江苏更是不足两成。李鸿章希望“农部及各疆吏大力图维”,“非鲰生棉薄所能越俎”,[35]江浙漕运订单严格执行五成陈规,湖北的漕粮订单多多益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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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保护华商轮船贸易。“泰西各国专以商务立富强之基,故于本国轮船莫不一力保护,使其可以坚守,不至为他船侵夺。”李鸿章在给皇帝的报告中说,欧美轮船商每年都可以领取国家津贴,日本只允许洋船在通商口岸揽载业务,三菱轮船可以在任意地方揽载。华商在税赋方面难以减免,但是可以学习日本之法,不通商的口岸不准洋船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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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策预案为李鸿章化解了轮船招商局之危机。“多方设法,无非为维持商局,俾可经久,藉分洋商利权”。李鸿章上筹国计、下恤商艰,担心稍有差错,贻笑外人,他站在国家利益的高度,从维护轮船招商局利益出发,“以固华商心志,庶赀力厚而商股乐从,商股集而官本渐缴,从此远谟克展,他族回心,富强之效,应可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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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御史董儁翰对管理层相互倾轧,用人过滥问题的弹劾,李鸿章决定内部问题内部解决。在给皇帝的报告中,李鸿章极力维护轮船招商局管理层的形象,“该局员等意见,即有未合,办事实皆奋勉。”至于“该局用人过滥,糜费过多,似亦未尽确实,鸿章等当随时加意整顿查核,以期互相儆戒”。[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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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管理层内讧,稳定广东帮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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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的夺权令李鸿章相当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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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希望在幕后主使的李鸿章,此时不得不站出来亲自调查轮船招商局存在的问题。李鸿章决定在总督府召开一个轮船招商局管理层会议,命唐廷枢、徐润都出席会议。李鸿章很关注私船依附轮船招商局分食业务的问题。唐徐二人汇报说,早有小船在长江航线跟洋商竞争,价格战开始后亏损严重,现在轮船招商局已决定将这些小船收购作为公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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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还派幕僚、苏松太道台刘瑞芳专程到上海调查轮船招商局的内部人事问题。对于李鸿章来说,轮船招商局的五位高层是“极一时之选”,各有短长。当福建巡抚丁日昌把唐廷枢招到福州兴办电报后,“渐涉纷鹜”,朱其昂兄弟在外揽载漕运业务,盛宣怀在湖北兴办矿业,轮船招商局总部一度出现徐润一人“独力搘撑”,艰苦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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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瑞芳在调查中发现,轮船招商局高层之间唐、徐、朱还算和衷,唯盛宣怀多齮龁。但在给沈葆桢的一封信中,李鸿章还是相当维护自己的政治代表盛宣怀,批评广东人跟同事关系紧张,很难接受他人意见,搞得很多同事咬牙切齿,“粤人性愎,不受谏诤,同事多与齮龁”。[37]因为有徐润的执着,轮船招商局才得以在激烈的竞争中存活下来,“无雨之,则已倾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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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廷枢跟盛宣怀的较量已非一日。轮船招商局在盛宣怀眼中是仕途阶梯,在唐廷枢眼中是生意。盛宣怀曾提议,派遣一位官方代表掌管轮船招商局,这是典型的国进民退方略,跟李鸿章制定的“官督商办”改革路线背道而驰,一旦南洋跟北洋两位大臣采信了盛宣怀的提议,那么正应验了第一首富胡雪岩当年的预言,政府可以撕毁信用面纱将资产收归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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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路线决定改革的成败。从大量的私人信函中可以看出,李鸿章很担心一旦轮船招商局出现问题,会贻笑大方。更令他忧心的是改革路线问题,清政府执政精英们一直盯着财政贷款,缓缴贷款利息很容易被批评为损害国家利益并招来弹劾。他们也很容易以此为借口推行国进民退的政策,如此一来,改革将重回国企主导的老路,淮军集团的改革主导权也将旁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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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廷枢在福州期间,盛宣怀仰仗并购旗昌轮船筹款之功,一度欲将唐廷枢扫地出门。李鸿章派淮军将领、天津海关道丁寿昌出面斡旋,没想到盛宣怀的盟友朱其诏借机游说:“局中银钱尚短不少,当时曾说盛、朱筹官款百万,唐、徐招商股百万,此时唐、徐尚未交卷,曳白而出,未免贻笑。”丁寿昌问朱其诏:“闻人说,局事杏荪(盛宣怀字杏荪)有独办之意?”朱其诏回答道:“不但杏荪无此意,且吾等均有脱卸之意。”[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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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其诏跟丁寿昌的对话本应该是私密的,可是朱其诏很快就以密函的方式向盛宣怀进行了汇报。朱其诏在密函中询问盛宣怀,既然闽浙总督何璟挽留唐廷枢,让唐廷枢在福州推行改革,干脆就借机让唐廷枢出局。在朱其诏看来,唐廷枢已经投向了何璟的怀抱,不能再留在淮军集团旗帜性企业的高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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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权是残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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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其诏在密函中又问盛宣怀,到底是让唐廷枢“曳白而出”,还是留一个专责揽载业务的虚职?朱其诏希望盛宣怀拿主意。对于丁寿昌的独办之问,盛宣怀在给沈葆桢写信时,已经强烈提议派一位官员独柄轮船招商局的管理大权,岂能说他是对独办无意?朱其诏希望盛宣怀“不问”其事,制造“独办之意”的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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