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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出入有常，惟有移缓救急。”刘坤一在报告中提到，全权谈判大使崇厚失败的交涉，导致中俄局势紧张，沙俄舰队直逼东北海域，危及京畿，现在是“西北既须戒严，则东南不可复生波折”，购铁甲船乃为对日开战之用，对俄开战则无海防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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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执政精英对李鸿章在琉球问题上的无能已经是相当气愤，可是筹建海军刻不容缓，刘坤一自然不会站到清政府执政集团的对立面。但是，为了遏制李鸿章军权扩张，阻止帝国经费流向北洋，刘坤一主张海防用轮船，“责成福建船政局及江南、广东等省之制造机器各局自行仿造，量行变通”。[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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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及北洋大臣李鸿章面商一切机宜，将来办理庶有把握”，刘坤一向皇帝提出进京“陛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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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0年6月5日，刘坤一“入都陛见”。第二天，光绪皇帝赏刘坤一“加恩在紫禁城内骑马”殊荣。在京期间，慈禧太后以皇帝之名前后四次召见刘坤一。在给刘长佑的信中，刘坤一泄露了6月21日的内阁会议机密，北京高层内部势不两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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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阁会议，王公毕集。”在醇亲王奕譞的主持下，王公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所有在京官员均参加了这一次规模空前的内阁扩大会议，以至于会议大堂拥挤不堪。协办大学士、工部尚书全庆提交了一份接受英国调解中俄伊犁问题的报告，英国调解之议先前由总理衙门提出，全庆的报告得到了慈禧太后的认可，在内阁会议上由翁同龢全权代表全庆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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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恨有惭于清议，无补于大局也。”翁同龢读完报告，发现会场大乱，清流派纷纷指责翁同龢的无能，只能提出借英国人调解这种烂办法。会议紧张进行到当日正午，总理衙门的大臣们有“公请刘岘庄制军，借商公事”之举。刘坤一站到了翁同龢一边，提出“俄衅不可开”的政治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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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坤一“明知清议所不容”，却要“身冒不韪”，其重要目的是跟清政府执政精英结成政治联盟，以期将来制衡李鸿章。刘坤一6月5日进京，翁同龢在6月8日亲自登门拜访。刘坤一给翁同龢的感觉是“朴纳有道气，迥非流俗所能及”。6月27日，刘坤一离京前一日，翁同龢再次跟刘坤一畅谈，刘坤一这一次给翁同龢的印象是“具深识远见”。[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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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8日，刘坤一离京，翁同龢亲自“出城”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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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京期间，刘坤一跟浙江在京官员走动频繁。王先谦，湖南人，20岁开始出任湘军将领的幕僚，后考中进士进翰林院，出任国立大学校长级别的国子监祭酒一职。王先谦在1875年主持浙江乡试，跟浙江在京官员关系密切。刘坤一通过王先谦，先后跟以兵部右侍郎朱智、太常寺卿徐用仪、大理寺卿许庚身、光禄寺卿朱学勤为首的一批浙江在京官员进行了深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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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结盟浙江官员的背后，刘坤一的目标是权力中枢——军机处。进京的第一天，刘坤一就拜访了军机大臣王文韶。王文韶，浙江仁和人，曾经在湖南担任巡抚，跟湘军关系密切。在李鸿章眼中，王文韶是军机大臣中少有的实权派，地位仅次于恭亲王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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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坤一在京期间跟王文韶进行了四次长谈，其中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跟其中乡试主考官王文韶、军机大臣沈桂芬搞好关系。[16]身为奕的幕僚，沈桂芬跟李鸿章、沈葆桢、郭嵩焘为同科进士。李鸿章一直认为，军机处中的两位实权人物非王文韶跟沈桂芬莫属。沈葆桢去世后，沈桂芬极力推荐刘坤一总督两江，这令沈桂芬跟李鸿章关系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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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阁会议上，沈桂芬主张通过谈判收复伊犁。刘坤一之所以冒清流之不韪，是站在翁同龢跟沈桂芬一边，他真正的目的不在于西北局势，而是要获得北京权力中心的支持，以此坐稳两江。刘坤一在京期间，登门拜访了沈桂芬，两人长谈的一个重要话题就是轮船招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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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坤一向沈桂芬汇报说，进京之前他到天津拜见了直隶总督李鸿章，两人对轮船招商局的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其中谈到的一个敏感问题就是财政借款“缓息三年，第四年起将本银匀分，分五期每年缴还一期”。在每年归还的财政借款中，有十二万两属于两江。刘坤一新任两江总督，首要考虑的就是确保两江财政借款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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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葆桢生前已经同意唐廷枢的改革计划，可是北京方面对轮船招商局的进一步改革意见不统一。轮船招商局会在1880年归还第一期财政借款，李鸿章不想刘坤一总督两江后直接插手轮船招商局，通过进一步改革轮船招商局来夺取改革主导权。李鸿章希望维持招商局现在的改革成果，以确保财政借款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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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坤一相当清楚李鸿章的目的，现在日本吞灭琉球已成定局，清政府执政精英们已经是人心惶惶，对海防线的安危非常看重。李鸿章在全球采购铁甲船，武装北洋海防。照此下去，到时候南洋的利益必将权操北洋之手。刘坤一同意维持轮船招商局现在的改革，但交换条件是北洋须暂缓采购铁甲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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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给沈桂芬的汇报中，刘坤一表现得相当失望，因为李鸿章拒绝暂缓采购铁甲船，并且提出采购的铁甲船只能独归北洋，如果南洋想武装铁甲船，可以自己另想办法。刘坤一跟李鸿章进行了反复交涉，但李鸿章在武装北洋海防上的态度相当坚决。刘坤一甚至担心，国家划拨给南洋的“四十万金恐不能不改拨北洋为购铁甲船之用”。[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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奕曾经向南、北洋同时提出筹建海军事宜，李鸿章以北洋拱卫畿辅为由，坚持将巨款挪到北洋，“南洋失此巨款，将为无米之炊耳。”带着遗憾和失望，刘坤一于7月7日抵达南京两江总督府，李鸿章在6月9日就向北京方面提交了《定造铁甲船折》。令刘坤一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李鸿章不但将手伸进了南洋，还要彻底地掏空两江的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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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有淮南北盐商议捐报效银一百万两，分岸分年按引收解，在户部为课厘外加增之款，非正项可比。不若凑作整款可有裨于防海利器。”[18]李鸿章向北京方面提出，将两淮盐商的捐款充为海防经费。道光年间，北京方面早已将两淮的盐政划归两江管理，李鸿章却以海防之名把两淮盐商攥到自己手中，两江最大宗的盐业资本将成为淮军集团的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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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真正的胃口不在盐业资本，轮船招商局才是他的心头肉。他对北京方面说，轮船招商局每年归还地方财政借款三十五万两，这一笔巨款放在各省多属闲款，“应请酌提招商局三届还款约一百万零，抵作订造铁甲之需，分年拨兑，于军国大计裨益非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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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坤一发现自己钻入了李鸿章的圈套，北洋采购铁甲船的计划不断扩大，对南洋利益的侵害也越来越大。两淮盐商捐款划归北洋，轮船招商局的财政借款划归北洋，那南洋的海防经费在哪里呢？更为糟糕的是，李鸿章丝毫没有罢手的意思，当月他再上《请催海防经费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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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向皇帝汇报说，按照北京方面的规定，各省均需从商业税中划拨一部分，向北洋输供海防经费，可是广东、江苏、福建三省“奉拨以来未解分毫”，希望皇帝下令各地督抚“赶紧报解”，如果再拖延，“即由臣年终核参”。李鸿章还在报告中向皇帝点名批评刘坤一，特别强调他进京陛见路过天津时，曾向自己拍胸脯说到“任后再为竭力筹措”，[19]可是江苏没有向北洋海防交过一分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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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坤一给李鸿章写了一封谦卑的长信，将李鸿章的淮军一番吹捧，“淮军实有长城之靠”，可是“南洋经费各处报解寥寥”，粤海关每年要向福州船政局汇兑二十万两，可是粤海关监督拒绝承认。帝国沿江巡阅使、湘军领袖彭玉麟奏请添置兵轮十艘，“所需造船、养船之费又从何处张罗”。[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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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政府执政精英跟湘军集团对改革主导权虎视眈眈的情况下，为了保住淮军集团的改革主导权，刘坤一要一步步收复失去的南洋控制权。他决定，从轮船招商局下手，来扭转自己的被动局面。为此，他给在京的国子监祭酒王先谦写了一封长信。一场围绕轮船招商局展开的争权风暴即将席卷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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