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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广总督李瀚章因在地方事务上与湖北籍的京官多有不和，所以他向皇帝反馈的意见对贺寿慈不利，而湘军水师领袖彭玉麟的意见则与李瀚章相反。李鸿章在给哥哥李瀚章的信中写道：“南城士大夫则多直尊处（李瀚章）而讥雪琴（彭玉麟）。”王先谦身为翰林院侍讲学士、国子监祭酒，也给皇帝提交了一份“言路宜防流弊疏”，提醒皇帝，张佩纶跟李璠“先后条陈”，“迹涉朋比”，有启“党援攻讦之端”的危害性。[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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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谦是一位湘军老人，他弹劾张佩纶一行有“朋党”之嫌，这立即将湘军跟淮军集团的矛盾公开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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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莲英很快便将贺寿慈的情况向慈禧太后进行了汇报，贺寿慈确实认了李钟铭的老婆为义女。慈禧太后震怒，罢免了贺寿慈的官职。王先谦的“朋党”论刺激到了清政府执政集团的神经，刘坤一需要王先谦，不仅是因为他一言震动江湖，更重要的是因为王先谦在出任浙江乡试主考期间，跟浙江的知识分子建立了关系，而刘坤一在两江需要拉上江浙精英作为自己的政治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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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坤一的信让王先谦茅塞顿开。贺寿慈一案虽然让湘军集团在北京的势力削弱，但是，只要抓住轮船招商局管理层的问题，就能动摇李鸿章经济改革的幕僚班子，湘军集团就能进入轮船招商局，进而动摇李鸿章在改革中的主导地位。王先谦很快就向皇帝提交了一份反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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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谦放出的重炮：反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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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旗昌洋行公司亏折，其股票每实银百两，仅值银五十两上下。唐廷枢等诡称商局现又赔亏，须六、七十万两可以弥补，向李鸿章多方禀求，李鸿章允为拨款，集资约共五十万两，令其妥办，不准再亏。”[23]在报告一开始，王先谦将矛头对准了轮船招商局的总办唐廷枢。他说在旗昌轮船股票暴跌百分之五十左右时，以唐廷枢为首的管理层号称轮船招商局亏损严重，需要六七十万两财政借款暂渡危机，方能与洋商轮船公司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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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廷枢他们借用财政资金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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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谦在报告中又向皇帝讲述了一个相当惊悚的故事。1876年，旗昌轮船的百两面值股票跌到每股五十两左右，“唐廷枢等领款后，并不归公，即以此项，私自收买旗昌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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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用财政资金抄底旗昌轮船股票，导致旗昌轮船的股票迅速拉升，在旗昌轮船业绩严重亏损的状态下，股价居然被炒到每股一百零三两。为了成功套现旗昌轮船股票，轮船招商局的管理层随后设计了收购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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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旗昌轮船成为大清帝国第一桩国际并购案。李鸿章作为轮船招商局的开创者，管理层的并购计划一定要获得他的支持。李鸿章当时正在烟台跟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谈判马嘉理案，难以抽身张罗轮船招商局的并购行动。唐廷枢一干人马以为李鸿章知悉股票内幕交易，当即“禀请李鸿章购买旗昌码头及轮船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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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廷枢他们名义上是让李鸿章购买旗昌的码头跟房产，背地里却是在变相行贿。因为轮船招商局只要收购了旗昌轮船的航运资产，旗昌轮船的码头跟房产就肯定需要一并处置，自然就会以低价卖出。唐廷枢特意禀请李鸿章购买，目的就是希望换取李鸿章对轮船招商局并购行为的支持。王先谦在反腐报告中说，“李鸿章驳斥不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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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驳斥了轮船招商局管理层的请求后，“盛宣怀往谒前两江督臣沈葆桢，诡词怂恿，沈葆桢欣然允行”。王先谦说，轮船招商局贿赂李鸿章不成，转而找到了沈葆桢，但他们在给北京方面的报告中却说，“时值冻阻，不及函商北洋大臣（李鸿章）”。在王先谦看来，轮船招商局管理层撒谎的背后另有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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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昌原本约二百二十余万两，已亏大半，唐廷枢等仍按该洋行原本银数开报。”[24]王先谦尖锐地指出，在收购旗昌轮船后期，管理层之所以没有跟李鸿章商量，主要是担心收购价格在商洽的过程中会泄露出去。旗昌轮船亏损到只剩一百多万两，唐廷枢他们又抄底了旗昌轮船股票，导致股价暴涨，如果轮船招商局按照旗昌轮船的资产净值收购，那管理层就不能通过提前抄底的股票来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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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谦告诉皇帝，盛宣怀他们到南京后，从沈葆桢那里筹借到百万两财政资金，“作为先付半价”，“实际划归伊等前收股票”。西征军向国际银行借高利贷收复新疆，沈葆桢拆借给轮船招商局的资金最终却落入唐廷枢他们的腰包。王先谦这一句话犹如一把锋利的匕首，生生地刺进了清政府执政精英们的心窝。商人居然将帝国的封疆大吏们当猴耍，把国家财政当成了他们的提款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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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船招商局是李鸿章主导的改革旗舰，公司的高管却通过资本手段，让紧张的财政资金流入自己的腰包。现在，改革的旗帜企业成了改革者敛财的工具，作为帝国咽喉的两江的财政资金成了敛财者的血库。一直眼睁睁看着汉族武装集团抓走改革大权的清政府执政精英们，在看到王先谦的反腐报告时被气得热血沸腾，商人岂能盗窃国家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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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谦在报告中说，轮船招商局并购旗昌轮船余下的百万两，才是旗昌轮船真正的资产价值。1878年9月8日，英国驻上海代理领事达文波爵士（Sir Arthur Davenport）在向伦敦方面提交的《领事报告》中嘲笑轮船招商局收购旗昌轮船的行为：“这个价钱对卖方说，是非常合算的。因为船队中包括一批陈旧过时的船只，其中有四到五只已完全报废。根据外国公众的估计，招商局至少多付了五十万两。”[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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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廷枢曾经在港英政府工作，在怡和洋行打工，创办过轮船公司，更不用说徐润还持有旗昌轮船的股份，他们对旗昌轮船真实的资产状况岂能不知？在轮船招商局高价收购的背后，就是为了套现招商局管理层手中的旗昌轮船股票。更为糟糕的是，旗昌轮船被收购之后，“太古、怡和竭力倾挤，船多停歇，岌岌难支”。在经营陷入困难的时候，“幼帅（沈葆桢）早置身事外”，[26]放手不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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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谦嘲笑李鸿章，当初向皇帝打报告说“招商局之设，原以分洋商利权，于国家元气、中外大局，实相维系，赖商为承办，尤赖官为维持，诚恐难以久支，贻笑外人，且堕其把持专利之计”。现在，轮船招商局陷入经营困境，经营监督机制缺失，到底派谁才能重振轮船招商局？连李鸿章自己都很迷茫，“不知天下尚有何员最妥？”[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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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的担忧和迷茫成了王先谦的把柄和证据。“该督所论，实已洞见本原。”王先谦相当谨慎地对皇帝说，李鸿章早已知道轮船招商局经营困难，一直依靠财政资金维持，这样下去不是长久之计，不过“唐廷枢等人营私肥橐，蒙蔽把持，相距数千里外”，可能身在直隶的李鸿章对唐廷枢他们的“情事或未能深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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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闻该督复奏请将公款一百九十余万两，分五年提还后，局务归商而不归官，并请将提还公款，悉解北洋，为办理洋务之用。”王先谦真正的目的是要修改李鸿章制定的“官督商办”改革路线，他痛心疾首地告诉皇帝：“归商而不归官，则局务漫无钤制，流弊不可胜穷，亏累日增，终于败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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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谦提醒皇帝注意李鸿章前后的言行，轮船招商局借贷财政资金划归北洋之策，跟之前提出的“商为承办，官为维持”之语，完全是背道而驰，是一种偷天换日的伎俩。李鸿章的真正目的是要让北洋掌控轮船招商局的财政借款，这样就可以在自己的权限范围之内，继续推行“官督商办”之策略，有唐廷枢他们的前车之鉴，恐怕财政借款很难从轮船招商局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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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道御史董儁翰曾经提醒过皇帝，要朝廷整顿轮船招商局，李鸿章之后也主动提出让唐廷枢他们整顿，现在王先谦的一番陈词，立即让清政府执政集团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王先谦建议皇帝整顿轮船招商局，整顿的第一步就是要“严汰局员”。王先谦抨击李鸿章选定的轮船招商局管理层，“唐廷枢、盛宣怀蠹帑病公，多历年所，现在仍复暗中勾串，任意妄为，若任其逍遥事外，是无国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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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江总督手握尚方宝剑，直刺招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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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谁出面，整顿轮船招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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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谦向北京方面推荐了两江总督刘坤一。因为“刘坤一新任两江，无所用其回护，且见闻切近，访察易周，拟请饬下该督臣，据实查办”。王先谦还向皇帝建议，在调查轮船招商局期间，不能让管理层以及任何第三方“干预局事”，一定要“专派委员总理，以便核定章程”。[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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