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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虽办理未能尽善，致生弊端，然官帑既经分年拨还，业已于公无损。”刘坤一的信还是相当谦和，他在信中说，这一次王先谦弹劾轮船招商局，自己本来想跟北京方面简单汇报一下了事，可是皇帝却下令调查，想必北京方面肯定是因为太多的弹劾，已经不再信任轮船招商局的内部自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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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坤一在信中还介绍了自己的安排，李兴锐、刘瑞芬两位任职的地方距离轮船招商局最近，开展专项调查时非常便利，两人的调查结果出来后，一定会详细向北京方面汇报，“以息群喙”。轮船招商局的问题真如王先谦弹劾的那样吗？刘坤一也给自己留下了回旋的余地：“鄙意以被参各款，唯股票一事稍难措词，且俟复到之时详加斟酌。”[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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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廷枢一干高管挪用财政资金，抄底旗昌轮船的股票，最终使得轮船招商局向地方财政再度拆借巨款收购旗昌轮船。此事一旦查实，刘坤一就可以砍掉李鸿章改革的“资本之手”。只要以唐廷枢为首的民营资本被赶出轮船招商局，李鸿章的改革远略就将落空。“详加斟酌”一词背后，是刘坤一明显在向李鸿章施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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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借款问题事关南、北洋的利益，刘坤一当初给王先谦写信时已经说得很清楚，现在既然皇帝下令调查，那么轮船招商局归还地方财政的“官帑息银”，以及轮船招商局的资产减值问题，都应该严格按照现代公司的治理方式来办，这样才能“服众人之心”。刘坤一在信的末尾问李鸿章，对于自己的调查计划，“以为何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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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射向刘坤一的一颗子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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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很是不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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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坤一进京“陛见”，并跟湘军、浙江籍京官结盟，无论是沈桂芬、王文韶，还是翁同龢，这些人就算进入军机处、总理衙门，甚至进入上书房，也都只是恭亲王的幕僚而已。清政府执政集团内部现在也已经是剑拔弩张，光绪皇帝登基之后，慈禧太后一门心思加强中央集权，她的第一步就是拉拢醇亲王奕譞，现在恭亲王奕跟奕譞已是“兄弟阋于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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奕譞身为光绪皇帝的父亲，在“辛酉政变”中只是慈禧跟奕的配角，在同治皇帝交班之际，慈禧太后一度图谋将以奕为首的总理衙门这个第二权力中心一网打尽。没想到日本出兵台湾，日本谈判全权代表大久保利通又只跟奕谈判，奕这才得以在危机时刻恢复一切职务。光绪皇帝继位后，慈禧太后不断将奕譞推向前台，试图通过离间兄弟二人来操控皇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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奕早已意识到慈禧太后的计划，在文祥去世之后，奕从汉族精英中挑选王文韶、沈桂芬进入权力中心，由此不难发现他在清政府执政集团中的孤独。王文韶是湘军的政治盟友，沈桂芬跟李鸿章是同科，奕试图通过汉族文官精英来维系跟淮军、湘军两大军事集团的关系。不过奕万万没想到沈桂芬推荐刘坤一出任两江总督后，李鸿章跟沈桂芬的关系会变得日渐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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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刘坤一的信函，李鸿章立即让幕僚薛福成代笔，给刘坤一写了一封回信——《代李伯相复刘制军书》。李鸿章在信中毫不客气地以“明系有人贿属”[33]来定性王先谦弹劾招商局的行为。王先谦在弹劾报告中为自己的政治盟友谋求利益，已经触及了官场潜规则的底线，李鸿章对失去了公正性的弹劾自然不会客气，将其定性为王先谦收受幕后人贿赂，进而以第三方的名义弹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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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坤一在信中明确表示，自己将会把调查结果向北京方面汇报，李鸿章对之嗤之以鼻。在给刘坤一的回信中，李鸿章很不以为然地说：“尊处委刘道、李道就近核明，将来复奏时尽可缕细上闻。”刘坤一曾经提议，将来南、北洋可以联合向北京方面汇报调查结果，因为之前李鸿章一直说轮船招商局问题不大，但一旦真查出问题，容易招致他人弹劾，所以联合汇报调查结果更为妥善。但李鸿章拒绝了刘坤一的提议，“自不必迹涉扶同，致启群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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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谦弹劾唐廷枢一干人马用财政资金抄底股票，李鸿章其实相当清楚这就是要砍掉淮军集团的资本之手，甚至将淮军集团推向民营资本的对立面，最终失去改革的主导地位。李鸿章在回信中显得很是自信，甚至嘲笑刘坤一的专案组找不到控告的真凭实据：“收买股票一节，虽难保其必无，恐亦难得确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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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找不到唐廷枢等人操控股票的证据，那么王先谦弹劾的目的就达不到，以唐廷枢为首的民营资本在轮船招商局的利益依旧可以得到保证。李鸿章毫不避讳轮船招商局的问题：“盖招商一局，所用多生意场中人，流品稍杂，原不敢谓办理处处尽善。但此事由商经理，只求不亏官帑，不拂商情，即于中外大局有益。苟有显著之弊端，必当随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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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鸿章看来，轮船招商局作为一家现代化企业，自然要由生意场中的商人来经营管理，只要能够归还财政借款，能够跟洋商竞争，那就是改革的成功。如果有问题随时整改就可以了，而那些“掇拾浮议，辄据无稽之词”，只能是无妄的掣肘，对轮船招商局的发展毫无益处，“必致商情涣散，更无人起而善其后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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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在回信中警告刘坤一，不要因为一些没有根据的指责就把轮船招商局搞得鸡犬不宁，那样会导致民营资本对政府失去信心。商人甚至会从轮船招商局抽走资金，将来还有谁会支持政府的经济改革呢？第一次的谦卑换来的是刘坤一的强硬，李鸿章这次决定“硬碰硬”。而充满火药味的回信也让两人的关系变得毫无回旋余地，两人的决斗正式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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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识好歹”的上海小县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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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坤一锁定的第一个调查对象是叶廷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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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谦在弹劾招商局的报告中指出，有人曾经报告，轮船招商局“办理毫无实济”，希望政府派员“认真整顿经理”。王先谦的信息主要来源于叶廷眷。叶廷眷进入轮船招商局后，提出了一套“国进民退”的整顿计划，触及了李鸿章改革路线的底线，最终遭到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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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廷眷在县令的位置上混了多年，一直都是正七品，轮船招商局的督办是道员衔，正四品。进入轮船招商局后，叶廷眷一心想大干一场，将自己头上的顶子换一换。叶廷眷提出“国进民退”之策，以扭转“虚本蚀利之势”，没想到触怒了李鸿章，于是他只有退而专事漕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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漕运内部三教九流，叶廷眷跟江苏分管漕粮运输的粮道英朴的关系“十分龃龉”。更令叶廷眷想不到的是唐廷枢的行动，轮船招商局内部改革首先将刀子砍向管理层，要求具体分管业务的管理层都要做到利润最大化，这导致承办漕粮运输业务的管理者的获利空间变小，加之北方灾荒导致粮价波动剧烈，叶廷眷办理的漕粮运输出现了亏空，最终只有借着给母亲守孝之名离局回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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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廷眷回乡守制期间，不断在统治精英阶层散布轮船招商局的悲观言论，更是“极言招商一局之罢难，又经洋商减价攘夺，似不能有振兴之望”。[34]在锁定调查叶廷眷之前，刘坤一对叶廷眷的行动、心理进行了周详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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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坤一有信心让叶廷眷站到自己一边，因为叶廷眷提出的“国进民退”之策的直接阻力就来自于唐廷枢一行人，最后被挤走又是因为唐廷枢的内部改革。叶廷眷跟唐廷枢同为香山人，相当了解以唐廷枢为首的广东商帮，加之轮船招商局并购旗昌轮船期间，叶廷眷在上海出任知县，一定掌握了很多并购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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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在给刘坤一的信中嘲笑王先谦的弹劾为无稽之谈。而王先谦的弹劾内容很大程度上是采信了叶廷眷的言论，如果叶廷眷站出来揭露轮船招商局的问题，一定能有力回击李鸿章的嘲笑。更重要的是，一旦招商局的问题属实，南洋就可以摆脱北洋的控制，轮船招商局的财政借款就可以留在南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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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案组向叶廷眷以及招商局其他高管发出了调查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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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坤一希望叶廷眷能够北上，到南京配合专案组的调查。他甚至希望能亲自会会这位叶廷眷，为了鼓动这位追随淮军集团多年的县令站到自己这一边，刘坤一以两江总督的名义给叶廷眷承诺，只要他站出来指控唐廷枢他们一行，就可以回到轮船招商局主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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