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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紧咬住盛宣怀的“狐狸尾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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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廷眷的拒绝令刘坤一相当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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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谦这个时候应该很后悔，因为他的弹劾报告的主要内容来自于叶廷眷的言论，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位被李鸿章抛弃的县令，对北洋畏之如虎。更让刘坤一尴尬的是王先谦对亏空的指控，而实际上在轮船招商局第六、七年的经营财报中，已经将折旧问题纳入成本核算，这样一来轮船招商局的资产亏空问题就不再是大问题了。刘坤一在给皇帝的汇报中非常无奈地写道：“王先谦所奏，未为无因，其间或属已往之事，或系过当之词。”[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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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案组的调查重点集中在唐廷枢他们炒股，以及盛宣怀吃回扣等问题上。可是李兴锐跟刘瑞芬调查的难度相当大，根本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在最终的报告中只有玩儿文字游戏：“旗昌股票，唐廷枢、徐润或有一二，盛宣怀久在仕途，未必有此。”专案组的报告跟刘坤一的汇报说辞如出一辙：“买旗昌洋行股票一节，亦难保其必无，至谓如何侵吞，则尚无实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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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坤一陷入了王先谦的弹劾泥潭之中，当他将调查重点对准盛宣怀之时，失去的最大筹码就是叶廷眷。朱其诏曾经对唐廷枢、徐润两人挪用财政资金炒股相当不满。只要抓住主事轮船招商局的唐徐二人，即便轮船招商局的亏空已经弥补，依然可以对轮船招商局的经营大做文章，因为这关系到王先谦弹劾的整体定性。可惜，刘坤一没有抓住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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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得到叶廷眷的指证，刘坤一陷入了被动局面。于是，刘坤一改变了策略，从当初的咄咄逼人变成了现在的以退为守。通过他在汇报中的“已往之事”“过当之词”等用词可以窥见，他将王先谦的弹劾推向了文过饰非的境地，对整个弹劾进行了定调。在汇报唐廷枢他们炒股的调查结论时，只能用“难保其必无”这种模棱两可之词来最大限度地对王先谦的指控进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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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给刘坤一的机会只有盛宣怀的吃回扣问题。王先谦的弹劾惊动了清政府执政集团，但诸多弹劾问题都陷入调查取证难的困境中，这导致王先谦弹劾的正当性迅速下降。抛弃轮船招商局经营不善、唐廷枢他们炒股的问题，集中精力对付盛宣怀，可以确保王先谦弹劾的正当性，更能够通过打击盛宣怀而对准淮军集团的人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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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坤一决定从轮船招商局并购旗昌轮船入手。第一，收购之时，盛宣怀告知沈葆桢，将通过增发新股招募百万民营资本，财政方面只要借款百万就能完成并购。事实上，至今轮船招商局都没有完成百万商股的招募，盛宣怀故意欺瞒两江总督沈葆桢。第二，盛宣怀欺瞒沈葆桢的动机，从表面看是为了完成收购旗昌轮船，真正的目的却是通过收购旗昌轮船来拿巨额回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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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坤一欣喜地发现，调查报告对盛宣怀的吃回扣问题描述得相当清晰，“洋商房产交易，向有五厘中金，分给经手之人，即盛宣怀原禀花红是也”。在刘坤一看来，在收购旗昌轮船的过程中，“盛宣怀等主持其事，即使毫不沾染，难免群疑众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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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于揽载、借款，无不躬亲，而又滥竽仕途，于招商局或隐或跃，若有若无。”刘坤一通过一番调查发现，盛宣怀对轮船招商局的业务很看重，可是很少到局中，他的真面目是“工于钻营，巧于趋避”。刘坤一很是看不起盛宣怀将轮船招商局当成官场的这种行为，认为他简直就是“狡兔三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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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坤一抓住了盛宣怀迷恋官场的弱点。轮船招商局是帝国经济改革的重要试点，岂能容忍专营之人将其当成升官的阶梯？刘坤一向皇帝提出：“此等劣员有同市侩，置于监司之列，实属有玷班联，将来假以事权，亦复何所不至！请旨将盛宣怀即予革职，并不准其干预招商局务，以肃纪纲，而示名明戒。”[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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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可是李鸿章钦点到轮船招商局的代表。一旦北京方面采信了刘坤一的建议，那就证明身为淮军领袖的李鸿章在用人方面存在很大的问题。轮船招商局将来再派驻官方代表，朝廷对李鸿章举荐之人的信任度就会大打折扣，严重者会影响到北京方面对李鸿章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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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辟新路笼络“清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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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击，必须强有力地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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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谦折内所称各情，皆属已往之事，尤多告者之过。”李鸿章引用刘坤一的言辞，嘲笑王先谦弹劾的真正目的就是要进行定性，“以爱憎为抑扬增减，愈非其实。”将个人的爱憎用来弹劾同僚，这是官场大忌。尽管清政府执政精英很喜欢两大汉族武装集团相互攻讦，但是对不实指控是不能纵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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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购旗昌轮船当年所提交的汇报成为否认盛宣怀吃回扣的重要证据，李鸿章在给皇帝的汇报中引用1876年“盛宣怀等公禀南北洋原案”中的内容，并称，“原禀并无已集商股一百二十二万两之说，不得谓其诡诈欺蒙”。对于棘手的回扣问题，唐廷枢曾经汇报说，收购交易“既系两家自行成交，并无居间之人，焉有中金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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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廷枢的汇报为李鸿章的反击提供了有力依据。到底专案组有没有确凿的证据呢？他希望专案组进一步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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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期间，盛宣怀除了向胡雪岩这样的商界前辈诉苦外，还专门给梅启照写了封信，在信中嘱托梅启照“往谒高阳尚书”。梅启照是当年并购旗昌轮船时财政借款的见证者，而高阳尚书李鸿藻系典型的保守派，因出任同治皇帝的老师，深得慈禧太后赏识。盛宣怀让梅启照拜访李鸿藻，意在摸清楚清政府执政集团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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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坤一进京陛见光绪皇帝跟两宫皇太后期间，守制归来的李鸿藻重返军机处跟总理衙门，在伊犁问题上跟军机大臣沈桂芬的态度截然相反，刘坤一站在沈桂芬一边，李鸿章便见机跟李鸿藻结盟。其实李鸿章骨子里瞧不起嘴上功夫厉害的清流派，但他认识到在跟刘坤一角逐的过程中，必须获得李鸿藻一派的支持，才能影响到清政府执政精英对王先谦弹劾的态度。李鸿章此举可谓煞费苦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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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为收购旗昌轮船筹款期间，梅启照身为浙江布政司，在南京全程参与了跟沈葆桢的会谈，了解一切细节。“政府未尝知之；都中诸老，惟公昔日与闻斯事”，[41]盛宣怀当然要恳请知情者梅启照出面，向李鸿藻一派打探，这么做可以在第一时间掌握北京方面的立场，更重要的是要为李鸿章出面影响清政府执政精英的立场铺平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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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周公（奕），久不自专，前唯沈文定（沈桂芬）之言是听，近则专任高阳（李鸿藻）。”[42]李鸿章在给朋友的密信中对清政府执政精英的权力平衡术洞若观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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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太后跟奕重用李鸿藻，主要是用于钳制汉族武装集团。“以汉制汉”的策略可以淡化种族意识，有利于维系爱新觉罗家族的皇权大一统。李鸿章一方面授意盛宣怀，让他恳请梅启照向李鸿藻活动，一方面让幕僚张佩纶深入清流派中间。李鸿章跟张佩纶的父亲“为患难之交”，[43]他曾经请人代笔为张佩纶的父亲撰写墓志铭。张佩纶在光绪元年出任日讲起居注官，跟清政府执政精英交往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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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期间，张佩纶因整天陈论天下政事，跟张之洞、李鸿藻一干清流派干将唱和，逐渐也成为鸿藻清流集团的干将。李鸿章对张佩纶的评价是：“人甚伉直。”淮军集团的大员担心李鸿章跟张佩纶走得太近，容易给人“朋党”把柄，李鸿章轻描淡写地回信说，“吾亦阅人阅世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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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自己安插在清流派中的一枚棋子，李鸿章还是希望张佩纶能够到地方进行历练。李鸿章让幕僚薛福成给清流派的清政府执政精英、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徐桐写信，并在信中夸赞朝臣中的清流派诸君，“皆鲠直敢言，雅负时望”，可是“阅历太少，自命太高”，每次弹劾疆臣督抚长短，跟“局中任事者不同”，“恐鹜虚名而鲜实济”。李鸿章在信中提议，如果清流派能够派干员“在外历练”，将来能力“未可限量”，“实为当今储才切要之图”。[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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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主动为清流派的人才战略出谋划策，其实是在向清流派示好，希望清流派在王先谦弹劾案中保持缄默，这样就可以让刘坤一打击北洋的计划在得不到北京方面响应的情况下草草收场。为了让清流派对自己提出的人才培养计划感兴趣，李鸿章在信中说，清流干员到地方历练的谋划“不在疆吏而在朝廷”，“若仅由疆吏奏调”到地方，恐怕很多清流大佬会误会，如果疆臣“请为帮办”，因为“彼此参差”，很容易“徒滋掣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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