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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欲陶铸人才，不妨使诸君出而扬厉。”李鸿章献计说，清流派要想改变疆臣督抚们对其“空言”的印象，就要以朝廷历练中央干部的名义，将廷臣派到地方挂职锻炼。在给徐桐的信中，李鸿章公开举荐张佩纶，因为张佩纶在丁忧结束后，投到李鸿章幕下，多次向李鸿章表示，自己不想给人一种只会“空言”的士大夫形象，希望到地方“练习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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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在给徐桐的信中举荐张佩纶不只是为结盟清流派而伸出橄榄枝，还因为张佩纶早在1879年就已经成了李鸿章的心腹。当时，有人提出通过恢复漕粮河运削减对招商局海运的开支，张佩纶就公开站出来反对：“招商局船向以承运漕粮为大宗，若骤失此项津贴，商局不能自存，立见溃散，官本钜万，尽付流水。”[45]张佩纶打着维护财政借款安全的名义，为李鸿章的改革旗舰企业张目，并巧妙地通过清流派的声音影响清政府执政精英们的立场，维护招商局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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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清流派的骨干成员，张佩纶对淮军集团的领袖李鸿章赞誉有加。他在观看淮军集团驻天津小站部队后，对李鸿章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在张佩纶眼中，放眼整个大清帝国，就只有李鸿章是帝国的大救星：“以李鸿章之才望，重以朝命，资以钜款，自能审地势，体民情，善为操纵，上足裕国而下不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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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佩纶跟李鸿章的一唱一和，立即在清流派中掀起了波澜。李鸿章向清流派释放善意，建议以李鸿藻为首的中央高级官员不要以清流自囿，要扩张势力走政治实力派的发展路线。李鸿章甚至愿意为清流人物获得更大仕途发展空间而在地方与他们进行合作。举荐张佩纶到地方历练，就是李鸿章提出的具体合作方案。很显然，重返军机处跟总理衙门的李鸿藻心动了，因为他要跟奕倚重的沈桂芬争夺权力，李鸿章表现出的善意是不错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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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张之洞就成为双方合作的受益人，他先是晋升为内阁学士，八个月后出任山西巡抚。李鸿章给张之洞写信祝贺：“得天津发书甚慰，合肥（李鸿章）事以求杰士汰宵人为第一义。”[46]得到李鸿章的书信，张之洞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自己作为李鸿章求的“杰士”而成为封疆大吏。张之洞在信中完全站到李鸿章一边，还提出以日本为假想敌的国防观，在大连湾旅顺沿海屯防，部署战舰，支持李鸿章购买战舰大搞海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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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在信中无意泄露了双方合作的机密：“汰宵人”。尽管张之洞在信中没有明确指出罢黜的目标是刘坤一，但很显然，王先谦的弹劾是要断掉李鸿章的左膀右臂。面对刘坤一的出招，李鸿章要想保住淮军集团在政治、军事、改革中的主导地位，就一定要打赢轮船招商局的官司，确保“官督商办”的改革路线不动摇，扳倒刘坤一成为李鸿章捍卫改革路线的政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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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张佩纶、张之洞两位清流干员的仕途合作，李鸿章跟清流派的合作渐入佳境。为了进一步合作，李鸿章跟张佩纶进京，登门拜访清流派大佬李鸿藻，跟张之洞更是秉烛夜谈。于是，清流派在王先谦弹劾案中史无前例地保持缄默。为了确保北京方面淡化王先谦的弹劾，李鸿章谋划让盛宣怀的父亲盛康北上找翁同龢说情，翁同龢身为皇帝的老师，对清政府执政精英的决策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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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纵横捭阖胜一筹，“南洋”固执己见败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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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同龢作为刘坤一在北京的政治盟友，岂能轻易买盛康的账？李鸿章早已预料到瓦解刘坤一的政治联盟颇有难度。在盛康进京之前，李鸿章将自己写给皇帝的、有关轮船招商局调查汇报的底稿给盛康誊抄了一份，让盛康将自己的底稿交给翁同龢。见到翁同龢后，盛康希望有乡谊之情的翁同龢为盛宣怀遭遇弹劾一事在皇帝面前说情。谈话中，盛康按照李鸿章吩咐，让翁同龢看了汇报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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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旭人（盛康）自津门来，兼以其子杏生被劾事及李相复奏稿见示。”[47]看完李鸿章汇报底稿的翁同龢摇了摇头，非常遗憾地告诉盛康，“此中事实未易悉也。”李鸿章要的就是翁同龢这种中立的态度，只要翁同龢置身南北洋这个是非旋涡之外，刘坤一就少了北京方面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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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同龢的中立令刘坤一相当失望，当时沈桂芬的身体每况愈下，躺在床上难以左右朝政。刘坤一唯一寄予厚望的只有湘军领袖左宗棠。手握数万西征军的左宗棠为了给远在沙俄谈判的曾纪泽助威，抬棺出玉门，名震欧美。清政府执政集团决定放弃当年的“束带蛇”策略，“召宗棠来朝，以备顾问”，[48]将这位湘军领袖召入军机处，兼在总理衙门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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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坤一岂能放过扬眉吐气的机会？左宗棠进入军机处，更让刘坤一有了跟李鸿章一争高下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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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刘坤一有所不知，李鸿章自从掌握左宗棠进京的消息后，一直给左宗棠写信修复关系，甚至在他路过直隶地界时，还专门邀请其进行深入交流。刘坤一在轮船招商局问题上跟李鸿章较劲时，左宗棠给刘坤一写了一封信，信中谈及李鸿章的问题时“极其和婉”，左宗棠“自言与合肥意见已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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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的信意在要刘坤一跟李鸿章和解，可是刘坤一非要弹劾盛宣怀。刘坤一在给皇帝的一份报告中坚持，“招商局收买旗昌轮船等项，糜费帑藏”，“採诸物议，核诸卷宗，盛宣怀等实属咎无可诿”。由此刘坤一声称：“将盛宣怀查抄，于法亦不为过，仅请予以革职，已属格外从宽”。[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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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洋的争执令清政府执政精英们相当兴奋，御前会议决定将招商局案交给总理衙门“核议”。很快，总理衙门批示：“招商局由李鸿章奏设，局务应由李鸿章主政，惟归并旗昌之时，沈葆桢以为机不可失，径行入奏，谅非该局员所能朦准。”总理衙门一边倒地肯定了北洋对招商局的控制权，支持李鸿章对指控的驳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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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衙门在批示中指出，招商局“凡有关利弊各事，自应随时实力整顿维持大局，仍咨会南洋大臣，以收通力合作之劝”。关于收购旗昌轮船时的回扣问题，可继续调查。对于盛宣怀的处置问题，总理衙门给了刘坤一面子，“盛宣怀现在直隶当差，业经离局，应不准再行干预局务，并令李鸿章严加考察，据实具奏，毋稍回护”。[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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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坤一相当沮丧，总理衙门的批示简直就是“含糊了结”，对轮船招商局的问题“迁就姑息”。对于总理衙门批示“调取卷宗、账簿，查明有无私得洋人中金”之语，在刘坤一看来，“无非借此敷衍了事”罢了，因为“此等中饱之资，决无自留字据在局之理；即有，亦谁肯交出”？刘坤一在给朋友的密信中感慨：“只是天下将无是非之公！”[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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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洋的较量如火如荼之际，一份弹劾刘坤一的报告送到了皇帝的手上。“自江南来者，皆曰督臣嗜好过深，广蓄姬妾，日中始起，稀见宾客，公事一听藩司梁肇煌所为，且又纵容家丁收受门包。果如其言，则是昏惰颓靡，不可收拾，讵足以膺重寄？”[52]这份弹劾报告将刘坤一推向了道德审判台。弹劾报告的撰写者正是张佩纶的政治盟友、日讲起居注官、清流派四大干将之一的陈宝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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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宝琛在弹劾报告的最后写道：“用人之姑息、任事之苟且，必至贻误封疆。”清政府执政集团决定借此大做文章，立即暂停了刘坤一两江总督之职，对陈宝琛弹劾的问题“确切查明”。左宗棠看到陈宝琛的报告后斥其荒唐。李鸿章对左宗棠护佑刘坤一很是不满，“太冲护同乡甚力，固属恒情，独惜庇此奸猾无用有嗜好之人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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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坤一引火烧身，清政府执政集团虽拿下刘坤一，但他们并不想给李鸿章独霸南北洋大权的机会。清政府执政精英们不喜欢左宗棠在京城当“搅屎棍”，奕跟宝鋆等人决计调左宗棠总督两江。这么做可以让这一条西北“束带蛇”继续钳制李鸿章这一只“河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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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轮船招商局的弹劾案发生在刘坤一任期内，按照北京方面的意思，李鸿章还需要跟刘坤一共同结案。于是李鸿章主动给刘坤一写了一封信，说经过“反复推求，实无吞使中金证据”，总理衙门要求双方“会奏完结”，“想大君子与人为善之心必无谬执也”，“乞早赐复，以便叙稿”。[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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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方面已经让刘坤一进京接受调查，显然这个时候刘坤一的心情相当糟糕，此时的刘坤一可不想再“自认情虚”地自找欺辱，对于轮船招商局的问题他坚持自己的立场，“决不再效丰干饶舌”。刘坤一最后坚拒与李鸿章“会衔奏结”。李鸿章最后只得自己向北京方面提交了调查报告，全盘否定了王先谦与刘坤一的弹劾。[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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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一度谋权轮船招商局，万万没有想到最终引火烧身，卷入了“回扣贪墨”的指控。在李鸿章的纵横捭阖之下，两江总督刘坤一下课，盛宣怀的官场仕途得以延续，清政府执政集团坐收“国进民退”渔利的图谋落空，“官督商办”的改革路线在轮船招商局得以继续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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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样，清政府执政集团终于也可以松一口气，轮船招商局弹劾案削弱了湘军实力，左宗棠调任两江。南北洋的均势才是北京理想的政治平衡游戏，两大汉族武装集团将在南北洋继续捉对厮杀。只是谁都没有想到，两年之后的一场金融风暴，使得胡雪岩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并走向了破产的边缘，盛宣怀却在轮船招商局圆了多年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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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陈旭麓等编：《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二——郭师敦勘矿采煤并办煤铁厂报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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