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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票讵云忠，其端或在是。[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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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巡抚的表演让总督大人、蒙古王爷们开始心里不安了。最典型者莫过于两江总督刘坤一，连陕西那么穷的地方都给银子不要股票，自己管辖着富庶的两江，岂能拿皇帝的股票？刘坤一赶紧给光绪皇帝写了一份报告：“忝领疆圻，岁支廉银，视将军诸臣为尤厚，当此库储支绌，宜申报效之忱，所以臣等认缴银两，不敢请领股票”。[26]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两江官员原本还是想按照正常的认股商业程序来，掏银子拿股票，但到最后还是不敢领取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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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费尽心思“作股票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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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领了股票的山东巡抚张汝梅这个时候相当尴尬，现在慈禧太后归隐颐和园，光绪皇帝有改革图强的决心，昭信股票就是皇帝检阅群臣的试金石，同为巡抚，如果不退还股票，将来的仕途就有太多的不确定因素了；退股票，可能又会给昭信股票的发行带来致命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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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诚试剂成了一剂毒药。奕只捐银子不要股票，官员们一定仿效，可是光绪皇帝万万没有想到，老百姓看着官员们都只交银子不敢要股票，他们就会认为自己更不应该拿股票，这样一来朝廷发行股票是假，搜刮银子倒是真。朝廷想通过发行昭信股票提高政府公信力的愿望也就落空了，到时候还可能因为人民群众的恐慌心理导致昭信股票无法出售，更募集不到来自民间的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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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至巡抚，张汝梅堪称精英，经过一番苦思冥想，张汝梅终于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于是他给光绪皇帝写了一个更高级版本的忠诚报告。张汝梅在向光绪皇帝一番肉麻的吹捧后，提出将他本人应领的昭信股票本息银两献出，捐助山东学堂经费。[27]后来，蒙古王公看到汉人官员纷纷向光绪皇帝献银两表忠心，心知他们掏出的二十万两银子也只有报效给朝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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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们认购昭信股票期间，康有为正在北京配合光绪皇帝筹备改革。1898年4月17号，《马关条约》签署纪念日，康有为与御史李盛铎在北京的粤东会馆聚会，京城的文武官员、士大夫中有上百人聚集到粤东会馆，共同组织了保国会，制定了《保国会章程》，提出了保国会的宗旨、选举了组织领导机构。康有为一直倡导国会制度，保国会以政党组织身份正式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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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官员们都是人精，他们的忠诚跟北京城的政治气氛密切关联。保国会讲求变法、外交、经济，以此来协助政府治理国家，《保国会章程》规定，在北京、上海设总会，各省、府、县设分会。很显然，这个组织已经具有政党规模，一旦光绪皇帝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国家政务交由国会裁决，那么保国会将是未来国会的主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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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执政集团是帝国唯一的执政集团，他们绝不允许第二个民间机构的存在。可保国会却在皇帝的眼皮子底下成立了，这是执政集团开放党禁的一个明确信号，身为中央高级官员的李鸿章都向保国会赞助了银两，可以窥见光绪皇帝的政治体制改革决心之大。现在光绪皇帝高调发行昭信股票，意在考察官员们的忠诚度，现在不认购并在地方推广昭信股票，将难以获得光绪皇帝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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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衙门大臣、庆亲王奕劻发现了问题，现在王公大臣们都站到了皇帝一边，康有为等一干小吏一旦颠覆现在的政体，掌权的清政府精英将不再是国家的管理者，一切都将交由国会裁决。奕劻按照慈禧太后的旨意，逐条批驳康有为的改革方略，在给光绪皇帝提交的报告中写下了令康有为极度失望的一句话：“为政之道不在多言。墨守成规，固无以协经权，轻改旧章，亦易以滋纷扰。”[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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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很多文武官员都站到了光绪皇帝一边。慈禧太后当年选择由光绪皇帝坐龙椅，真正的目的是便于清政府执政精英们操持国家权柄，而现在的光绪皇帝要重用一帮小吏，这简直就是“任性胡闹”，康有为组织政党是“僭越妄为”，“非杀头不可”。[29]以荣禄为首的当权派决定扭转这个局面，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昭信股票同样可以成为慈禧太后检验文武百官忠诚度的试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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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署直隶总督裕禄宣布，直隶文武官员“无论官阶大小，实缺候补”，所认债款“概不领票，藉以少纾公家之急”。[30]裕禄出身满洲正白旗，其父崇纶在太平军起义期间协防湖北，武昌兵败后一路狂逃到陕西，曾国藩命人将其抓捕后，崇纶畏罪自杀，裕禄自此仇视汉族武装集团，凡是汉族官员提出的主张，他都反对。因此，裕禄自然成为了慈禧太后钳制汉族官员的马前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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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慈禧太后的心腹，裕禄觉得让直隶的官员捐输不足以报答慈禧太后对自己的恩典，复致电各省督抚，动员各省官员所认债款“亦照直隶办法”。[31]裕禄的特殊身份令大清帝国的文武百官毛骨悚然，就算有不同意裕禄倡议的官员也不得不违心同意了。很快，官场是一呼百应，官员纷纷上表，遵照裕禄的提议。在得到普遍同意后，荣禄等人遂上奏朝廷表明：京外大小各官所认债款，情愿报效，“出自至诚”，请准其免领股票，“并不敢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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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皇帝被推到了火山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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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禄跟裕禄的策动虽是为了帮助慈禧太后检验文武官员，但他们也在积极地认购昭信股票，自己岂能表现得冷漠？光绪皇帝马上对荣禄表扬了一番：“深明大义，公而忘私。”王公贵胄、文武百官敏锐地感觉到北京的政治气氛在变化，荣禄等人的行动一定是慈禧太后的意思。因为在此期间，光绪皇帝请庆亲王奕劻转告慈禧太后：“太后若仍不给我事权，我愿退让此位，不甘作亡国之君。”[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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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皇帝已经意识到大事不妙，决定加快变法改革的步伐。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了《明定国是》诏书：“朕惟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极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积习，于时政毫无裨益，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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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一行人提出“制订宪法，开国会，军民合治，满汉平等”的改革大纲，光绪皇帝亲自统率陆海军，终极目标是君主立宪制。在教育方面，废科举开新学；在经济方面，以工商立国，鼓励民办企业；在军事方面，改用西洋军事训练，兴办现代化军事工业；在政治方面，裁减冗员，广开言路，开放新闻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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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法开始了。慈禧太后决定出手阻挠，1898年6月15日，慈禧太后迫令光绪皇帝以翁同龢“揽权狂悖”为由将其免职，逐回常熟原籍。同一天，五天前补授大学士的荣禄调任直隶总督。慈禧太后在颐和园发布命令，凡是“在廷臣工如蒙赏加品级及补授满汉侍郎以上各官，均须具折诣太后前谢恩”。“各省将军、都统、督抚、提督等官亦同。”[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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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光绪皇帝变法的核心顾问，翁同龢却被慈禧太后下令罢黜，光绪皇帝闻此一度“战栗变色”。很显然，“谢恩”只是慈禧太后照顾皇帝颜面的说辞而已，她已经将国家的人事管理大权收归在自己手上。一个连人事任免之权都没有的皇帝，还想要进行颠覆性的政治改革，这简直就是开玩笑。但现在的光绪皇帝已经是“开弓没有回头箭”，他只有抓住文武百官，这一场自上而下的变革才会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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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皇帝决定借力打力，既然裕禄通电全国“踊跃输银”，自己就给王公贵胄、文武百官送大礼。光绪皇帝赏给庆亲王奕劻之子载振头品顶戴，恭亲王溥伟、肃亲王善耆、端郡王载漪、贝勒载濂、辅国公载澜等，“均著宗人府议叙”，[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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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京外文武大小各官，均著交户部分别核给移奖”。对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著赏给龙伞一柄，龙缎靠被一份，以示优异”，贝子衔巴特玛车林则“加恩赏换双眼花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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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购了十万两昭信股票的山东巡抚张汝梅中了头彩，他被光绪皇帝树立成为典范。光绪皇帝下诏，张汝梅的几个儿子，兵部郎中张书兰、工部郎中张书年，“均著以知府选用”，三品荫生张书恒“著以主事用”，“以示奖励”。皇帝的奖励一下来，张巡抚“嗣又倡捐银一万两”。张氏家族一下就出了一巡抚两知府，还有一个主事。别小看主事，现在皇帝身边的红人康有为就是主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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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汝梅巡抚一家子鸡犬升天，此事立即震动大清官场。曾经只有官员卖官鬻爵，这一次是皇帝带头干。光绪皇帝本是希望用顶子换来官员的忠诚，却践踏了大清帝国的秩序，将整个国家的政治考核秩序搞得乱了套，这种通过买股票获得官爵升迁的奖赏与卖官鬻爵毫无二致，光绪皇帝这一做法甚至忤逆了祖宗家法。张巡抚升迁的背后，一张庞大而无形的大网犹如噩梦一般扑向脆弱的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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