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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很多文武官员都站到了光绪皇帝一边。慈禧太后当年选择由光绪皇帝坐龙椅，真正的目的是便于清政府执政精英们操持国家权柄，而现在的光绪皇帝要重用一帮小吏，这简直就是“任性胡闹”，康有为组织政党是“僭越妄为”，“非杀头不可”。[29]以荣禄为首的当权派决定扭转这个局面，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昭信股票同样可以成为慈禧太后检验文武百官忠诚度的试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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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署直隶总督裕禄宣布，直隶文武官员“无论官阶大小，实缺候补”，所认债款“概不领票，藉以少纾公家之急”。[30]裕禄出身满洲正白旗，其父崇纶在太平军起义期间协防湖北，武昌兵败后一路狂逃到陕西，曾国藩命人将其抓捕后，崇纶畏罪自杀，裕禄自此仇视汉族武装集团，凡是汉族官员提出的主张，他都反对。因此，裕禄自然成为了慈禧太后钳制汉族官员的马前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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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慈禧太后的心腹，裕禄觉得让直隶的官员捐输不足以报答慈禧太后对自己的恩典，复致电各省督抚，动员各省官员所认债款“亦照直隶办法”。[31]裕禄的特殊身份令大清帝国的文武百官毛骨悚然，就算有不同意裕禄倡议的官员也不得不违心同意了。很快，官场是一呼百应，官员纷纷上表，遵照裕禄的提议。在得到普遍同意后，荣禄等人遂上奏朝廷表明：京外大小各官所认债款，情愿报效，“出自至诚”，请准其免领股票，“并不敢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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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皇帝被推到了火山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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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禄跟裕禄的策动虽是为了帮助慈禧太后检验文武官员，但他们也在积极地认购昭信股票，自己岂能表现得冷漠？光绪皇帝马上对荣禄表扬了一番：“深明大义，公而忘私。”王公贵胄、文武百官敏锐地感觉到北京的政治气氛在变化，荣禄等人的行动一定是慈禧太后的意思。因为在此期间，光绪皇帝请庆亲王奕劻转告慈禧太后：“太后若仍不给我事权，我愿退让此位，不甘作亡国之君。”[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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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皇帝已经意识到大事不妙，决定加快变法改革的步伐。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了《明定国是》诏书：“朕惟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极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积习，于时政毫无裨益，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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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一行人提出“制订宪法，开国会，军民合治，满汉平等”的改革大纲，光绪皇帝亲自统率陆海军，终极目标是君主立宪制。在教育方面，废科举开新学；在经济方面，以工商立国，鼓励民办企业；在军事方面，改用西洋军事训练，兴办现代化军事工业；在政治方面，裁减冗员，广开言路，开放新闻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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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法开始了。慈禧太后决定出手阻挠，1898年6月15日，慈禧太后迫令光绪皇帝以翁同龢“揽权狂悖”为由将其免职，逐回常熟原籍。同一天，五天前补授大学士的荣禄调任直隶总督。慈禧太后在颐和园发布命令，凡是“在廷臣工如蒙赏加品级及补授满汉侍郎以上各官，均须具折诣太后前谢恩”。“各省将军、都统、督抚、提督等官亦同。”[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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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光绪皇帝变法的核心顾问，翁同龢却被慈禧太后下令罢黜，光绪皇帝闻此一度“战栗变色”。很显然，“谢恩”只是慈禧太后照顾皇帝颜面的说辞而已，她已经将国家的人事管理大权收归在自己手上。一个连人事任免之权都没有的皇帝，还想要进行颠覆性的政治改革，这简直就是开玩笑。但现在的光绪皇帝已经是“开弓没有回头箭”，他只有抓住文武百官，这一场自上而下的变革才会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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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皇帝决定借力打力，既然裕禄通电全国“踊跃输银”，自己就给王公贵胄、文武百官送大礼。光绪皇帝赏给庆亲王奕劻之子载振头品顶戴，恭亲王溥伟、肃亲王善耆、端郡王载漪、贝勒载濂、辅国公载澜等，“均著宗人府议叙”，[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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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京外文武大小各官，均著交户部分别核给移奖”。对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著赏给龙伞一柄，龙缎靠被一份，以示优异”，贝子衔巴特玛车林则“加恩赏换双眼花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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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购了十万两昭信股票的山东巡抚张汝梅中了头彩，他被光绪皇帝树立成为典范。光绪皇帝下诏，张汝梅的几个儿子，兵部郎中张书兰、工部郎中张书年，“均著以知府选用”，三品荫生张书恒“著以主事用”，“以示奖励”。皇帝的奖励一下来，张巡抚“嗣又倡捐银一万两”。张氏家族一下就出了一巡抚两知府，还有一个主事。别小看主事，现在皇帝身边的红人康有为就是主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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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汝梅巡抚一家子鸡犬升天，此事立即震动大清官场。曾经只有官员卖官鬻爵，这一次是皇帝带头干。光绪皇帝本是希望用顶子换来官员的忠诚，却践踏了大清帝国的秩序，将整个国家的政治考核秩序搞得乱了套，这种通过买股票获得官爵升迁的奖赏与卖官鬻爵毫无二致，光绪皇帝这一做法甚至忤逆了祖宗家法。张巡抚升迁的背后，一张庞大而无形的大网犹如噩梦一般扑向脆弱的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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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现场：晚清经济改革始末 被股票摧毁的改革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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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帝国官员的“站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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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皇帝赏赐的“红顶子”大大地刺激了文武百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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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理四川总督恭寿一看张巡抚一家鸡犬升天，也开始整天琢磨让儿孙加官晋爵的法子。恭寿将军出身，执行力不错，将推销股票搞成了抓壮丁一样的征兵模式。恭寿认准一个道理，廉洁的官员都是死脑筋，照章办事，严格按照昭信股票的章程发行，这样一来股票的销售业绩肯定提不上去，只有心狠手辣的官员才能成为金牌的股票销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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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总督先在省城设立昭信分局，派充一些“贪劣素著”的官员去具体落实销售任务。恭总督派出去的那些贪官污吏很快想出了妙招，决定“按亩加派”，这样一来“与正供同收为甚便”，遂制定销售预期任务表，预定各州县应派股票数额，“或十余万，或十万，或数万不等”。各州县亦多“仿行历年捐输办法，按粮摊派”。[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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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督大人一声令下，地方官员花招百出。成都州县出台了“按粮每两加派五两六钱”的政策，巴县“按正粮一两，纳库平银八两”，江津和兴文县均为“每粮一石征银六两”，广安县则按粮“（每）石派银十二两”。多出五六倍的征收还不能满足恭寿的胃口，现在皇帝跟太后都是用人之际，银子就是顶子。恭寿又想出一招，用四川省的“常平仓谷”购买昭信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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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平仓谷就是通常所说的农业税，这种财政款项按理应由政府统一规划使用。但是，恭寿为了博得北京方面的欢心，在四川横征暴敛不说，居然胆大妄为到挪用财政款买股票。恭寿在四川的暴行很快传到北京，忙于改革的光绪皇帝相当尴尬和为难，若要处理一省总督，会打击到其他地方督抚的积极性；若不处理，恐将激起民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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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6月29日，光绪皇帝一早就到颐和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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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太后早餐后，“亲诣大高殿拈香”。随后，慈禧太后命令兵部掌印给事中高燮曾弹劾四川署理总督恭寿。高燮曾曾向光绪皇帝推荐过康有为，慈禧太后让高燮曾出面弹劾恭寿，意在分化维新派。无奈之下，高燮曾只能站出来弹劾恭寿：“好谋嗜利，罔恤民艰，纵容家丁，任用劣员，办理昭信股票，令各州县按粮摊派。”[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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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燮曾弹劾完毕，光绪皇帝只有硬着头皮下令，调查恭寿，将他的劣迹晓谕百官。光绪皇帝希望通过股票考察文武官员的忠诚度，慈禧太后就要抓一个恶劣典型来拆光绪皇帝的台。中央决定派出调查组到四川，专案调查恭寿发行昭信股票问题，慈禧太后要求专案组“据实明白回奏，毋得稍有欺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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