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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万日元贷款只是汉阳铁厂落入日本圈套的一个开始。日本农商务、外务、大藏三省大臣之后屡次召开联席会议，要求政府看准时机，在避免与英国和德国发生冲突的情况下，使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的开采权完全归于日本。日本首相桂太郎向日本驻汉口总领事发出政府训令，为谋取日本在汉口的权力，汉口总领事必须按照内阁的计划执行。[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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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为了避免汉阳铁厂以及随后建立的汉冶萍集团落入袁世凯之手，再加上他本人难以抵御权力与利益的诱惑，于是在一桩致命的假钞案的逼迫下，汉阳铁厂和汉冶萍集团最终落入了日本政界跟商界的圈套。盛宣怀一步步地答应了日本的全部要求，导致中国政府逐步失去了对汉冶萍的控制权，使之成为日本重工业复兴的重要资源基地。通商银行假钞案令清政府执政精英们惶恐不安，一场金融保卫战正在酝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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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现场：晚清经济改革始末 一次难产的货币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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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濒临破产的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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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2月22日，紫禁城天寒地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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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来的寒流冲破了朱红宫墙，大红灯笼在寒风中摇摆。皇家护卫队浩浩荡荡地走向午门，轿夫抬着两顶蓝呢大轿紧跟着护卫队，轿子旁边有一个小太监跟着一路小跑，轿子后面还有持枪的洋人警卫队。过午门时，小太监将腰牌递给值守的宫廷侍卫，宫廷侍卫很认真地对轿子中的两位洋人进行了安全检查，确保这两位洋人身上没有携带管制枪械。小太监告诉侍卫，两位洋人是皇帝的客人。[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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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位洋人最后被带进了乾清宫。正在乾清宫等候客人的光绪皇帝面色苍白，精神状态跟新年的喜庆气氛一点儿都不匹配。第一位上前向光绪皇帝脱帽行礼的洋人名叫康格（E.H.Conger），是美国驻华公使，曾多次携夫人参加过宫廷晚宴，慈禧太后还曾赠送其夫人手镯。[14]康格像老朋友一样给光绪皇帝介绍了身边的洋人：精琪（Jeremiah Whipple Jenks）。此人是美国国际汇兑委员会委员、总统特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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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皇帝记不住康格身边这个洋人的名字，于是翻译官耐心地向光绪皇帝解释，康格介绍的陌生人中文名叫精琪，是美国康奈尔大学和纽约大学的教授，在美国经济学界享有盛名，连美国总统遇到经济问题都要经常向精琪请教。光绪皇帝终于明白了，眼前这位书卷气十足的美国人，是美国总统的经济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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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现在，帝国经济出了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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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前，针对中国白银大量流向海外的问题，林则徐曾经向道光皇帝提交过一份货币改革的报告。林则徐在报告中详细分析了白银外流的贸易与汇率关系，希望大清帝国能铸造国际通行的银币。道光皇帝在经济方面学识很差，整整琢磨了八年，才明白林则徐的货币改革方案的好处。后来，林则徐成为道光皇帝禁烟的不二人选，也许皇帝认为，只有控制住鸦片交易，才能遏制沿海的国际炒汇交易。[15]遗憾的是，林则徐的南下禁烟触动了鸦片贸易大佬——英国商人的利益。最终，一场国际战争以中国失败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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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条约》签署后，在《天津条约》、《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均涉及巨额的战争赔款。签署《马关条约》时，两点五亿两赔款已经搞垮了中央财政。从1901年1月开始，国际银价开始暴跌，到1902年12月已经暴跌了23%。《辛丑条约》签署后，欧美列强希望拿到手的是能够保值的黄金，英国首席商务谈判代表马凯（J.L.Mackay）就向中方提出，战争赔款必须以金价进行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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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银价格下跌两成，国际金价走强，这意味着中国政府每年要多支付给列强1100多万两白银。[16]清政府1901年的财务报告显示，政府的财政年收入为8820万两白银，支出为10112万两，财政赤字达1300万两。政府每年还要支付战争赔款1900万两，如果再加上金银汇率波动造成多支出的1100多万两，清政府的财政就要破产了。光绪皇帝相当清楚现在国家财政存在的问题，这远比财务报表上所展现的糟糕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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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一直推行货币双轨制，民间交易以制钱结算，财政以白银结算。在国际交易过程中，中国一直采取银本位制。1872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欧美国家加大了工业发展力度，对矿产资源的开发迅速扩张。德国、美国均发现了超级银矿，全球的白银总产量在不断提升，银价长期处于下降趋势，于是西方国家转而采取金本位制度。[17]实施金本位制的国家与中国进行金融和贸易时，要求中国根据国际银价来进行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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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皇帝登基的前一年，日本出兵台湾，船政大臣沈葆桢率领淮军精锐巡视台湾生番。为了巩固台湾军事防卫，沈葆桢从汇丰银行借款200万两白银，汇丰银行当时提出了一个还款条件：借银还金。国际银价以英镑兑换比率，从1872年的79.75便士下跌到1902年的31.2便士，30年间跌落了60.9%，每年跌幅超过3.4%。台湾防卫贷款如果按照白银结算，汇丰银行将亏损6.8万两白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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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辛丑条约》谈判之初，列强们就提出要以黄金结算。黄金结算让李鸿章如芒在背，为了避免赔款带来的汇率损失，李鸿章就“还金还银”反复跟列强进行谈判。一开始联军统帅瓦德西态度强硬，拒绝了李鸿章提出的还银条件。李鸿章威胁，如果不接受还银条件，列强可能一两银子都拿不到。于是，列强在《辛丑条约》上签了字，但随后白银的暴跌导致列强们迅速变脸，又要求用黄金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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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在签约时气得口吐鲜血，割地、驻军让清政府沦落成像朝鲜、越南那样的藩属国。列强对结算币种反悔后，4.5亿两战争赔款的汇率损失成为压垮政府财政的最后一根稻草，两成五的财政收入白白地损失了。光绪皇帝相当清楚，支付《辛丑条约》的赔款需要帝国进行大量的国际贷款，清政府还将遭遇上千万两的汇率损失，再加上铁厂、电报、铁路诸多工商业贷款，中国的汇率损失将超过三千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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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执政精英现在最苦恼的不是汇率损失，而是本国混乱的货币体系。英国首席谈判代表马凯的一句话，击中了清政府执政集团的痛处，他说中国的货币体系实在太混乱了。早在咸丰皇帝期间，户部曾推动过货币改革，发行过钱钞和银票两种纸币，但一度被寄予厚望的钱钞和银票将中国拖入了通货膨胀的泥潭，传统的制钱体制濒临崩溃。1883年的金融危机又冲垮了传统的钱庄票号，实体经济也卷入了金融危机之中，整个货币体系崩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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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官员开始疯狂地玩造钱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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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887年，北京方面就下令沿海各省使用新式机械来铸造优质钱币，重塑制钱的价值，平衡金融与实业的发展。为了回收旧式制钱，政府允许商民在缴纳商业税与盐税时可以搭用制钱，并要求地方政府收回旧式制钱运送到京师集中处理。[18]货币铸造权下放到地方后，地方官开始大规模发行制钱，收支不平衡的问题很快暴露出来，中央预期的调控目标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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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看准了机会，认为中央既然将制钱铸造权下放地方，那么地方一样可以申请铸造银元来对抗市面上的西洋银元。1887年2月，张之洞给北京方面提交了一份报告，报告中批评外国银元搅乱了中国货币体系。张之洞指出，外国银元不仅在广东，在其他地方也有流通，不少外国货币已经“霉黑破碎不可辨识”，可“民间争相行用”，导致“利归外洋，漏卮无底”。张之洞认为，国家“铸币便民，乃国家自有之权利”[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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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将货币推向了商业民族主义的高度，他建议中国通过新式机械自铸银元来驱逐外国银元。在维护中国主权货币地位的同时，自铸银元还可以填补铸造制钱所产生的损失。张之洞向北京方面推销自己铸造的样品，“刻镂精工，成色有准，较之东洋银钱有过无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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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对广东铸造的银元样品相当有信心，“商民既肯用洋铸之银钱，岂有转不愿用中国自铸银元之理”？当时，市面上的外国银元已经遍布全国，一旦中央下令禁绝外国银元，很容易引起国际外交纠纷。张之洞建议“不禁外国之洋钱，又不强其必用官铸之银钱，于市面、民情两无纷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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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的报告令清政府执政精英们振奋。没错，商民宁愿用发霉的外国银元，也不用中国的制钱，可见银元已经取代了制钱在民间的流通地位。北京方面很快批准了张之洞在广东试点的报告。1890年，两广政府第一次发行了地方铸造的银元。[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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