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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乾清宫，光绪皇帝接见了精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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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琪第一次亲眼见到以前在报章上才能见到的皇帝。宽大的龙袍、瘦弱的身体、苍白的面色、空洞的双目，光绪皇帝俨然没有欧洲皇帝的威严。光绪皇帝看上去很焦急，说了很多话，可是精琪一句都听不懂。通过翻译，精琪终于明白，光绪皇帝希望精琪能拿出一个可以维护白银价格稳定的货币改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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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番鸡同鸭讲的对话，光绪皇帝终于弄明白，金本位制的改革势在必行。经过庙堂上的一番讨价还价，美国总统特使给大清皇帝抛出了一整套改革方案：立即导入金汇兑本位制；聘用外国人担任司泉官，并由欧美各国“监督”币制运营；来维持新币金平价所需的金储备的筹备办法和运行方式等。[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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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琪提出的改革方案很快就以《中国新圜法觉书》向全国进行了通报。清政府执政集团担心改革方案在地方难以推行，从银元到铜元改革，地方督抚们抓住铸币权，将货币改革当成了唐僧肉。这一次，精琪的方案将地方督抚们手上的铸币权收归中央，这无异于断了地方督抚们的财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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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昭信股票开始，光绪皇帝已经对地方督抚们失去了信心。到八国联军进京，督抚们私下结盟互保，旁观皇帝、太后落荒而逃。有了铸币权后，地方督抚们又利用手中的铸币机不断地给自己捞好处，巩固自己在地方的势力。现在，政府再度推行改革，如果没有财政中央集权化，改革的主导权就会被地方架空，所以统一货币的改革已经到了不得不改的地步，光绪皇帝决定派精琪以美国总统特使的身份进行全国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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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琪调研的第一站是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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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丑条约》签订之后，各国陆续与中国展开了更为详细的通商谈判，经历几十轮的谈判无果，北京方面不得不起用正在守制的盛宣怀，任命盛宣怀为中方谈判代表。金本位制度关系到赔款，自然成为了通商谈判的重点。要想实现自己的改革方案，精琪第一个需要说服的人就是盛宣怀，否则改革必将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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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在上海跟精琪进行了深入交流。他现在关心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中国如果推行金本位制度，黄金储备从何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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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外债。没办法，留给中国的只有借外债这一条路。盛宣怀一直跟国际银行家们谈判贷款问题，对国际通行的金本位制早已了然于胸。现在，北京方面将货币大权收归中央，意在限制地方督抚的过度膨胀。如果中央为了推行金本位制进行国际贷款，巨额的贷款谁来偿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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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可笑的问题，但在清政府执政精英看来是一个现实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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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强收改革大权，督抚违命架空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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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太后回銮后收到一份报告：“各省事权寄在疆吏，朝廷以情形不同，每有政令辄付督抚，或务名而不复实，或谋始而不图终。”报告出自清政府执政集团一位少壮派之手，清政府执政精英们已经对地方督抚权力过大、政府管理收效甚微的局面表现出极大的担忧，“中国不欲振商务则已耳，苟欲振兴商务，必得一脉贯通，中无阻隔”[26]，清政府执政集团的少壮派们希望将工商改革大权收归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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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9月7日，大清帝国商部成立，庆亲王奕劻之子、御前大臣载振出任商部尚书，状元黄思永、张謇出任商部高级顾问。商部的管辖事务涉及农务、工艺、商务、铁路、矿务、税务、货币银行等多个方面。外务部一直分管商务，可惜权力虚化，实权皆在地方督抚之手，载振掌管商部总算是替其父奕劻重拾改革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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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部这两位顾问给慈禧太后提交了一份报告并指出，现在工商业均由地方督抚们掌管，资源、资本的浪费情况相当严重，督抚们为了垄断地方利益，经常会排斥中央政策，这导致中央改革难以落到实处。商部顾问建议商部在各地设立商局，由商部垂直领导，这样一来既提高了商部的管理效率，又能有效地进行资源配置，加快商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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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太后立即批准了顾问们的报告，下令裁撤路矿总公司，把所有路矿事务统归商部管理。由汉阳铁厂、卢汉铁路及相关企业组成的庞大的工业集团是张之洞柄权的重要筹码，自然成为清政府执政集团少壮派改革的重点。路矿大权只是清政府少壮派集权化的一个开始，商部在各地设立商局的真正目的是，要将地方督抚们的政绩工程主导权收走，地方督抚们将再度成为清政府执政集团管理地方事务的家奴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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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成为商部改革的第一个受害者，他头上唯一保留的铁路监督一职自然成了空头衔。盛宣怀对商部的改革不以为然，在他的眼中，黄思永和张謇都不成气候。之前，黄思永推动发行昭信股票，最后却成了戊戌变法失败的诱因，直接导致了地方督抚跟皇帝的分裂。张謇就更不值得一提，此人一度希望能跟盛宣怀合作，未曾想身无分文，流落到在上海卖字才得以回家的地步。盛宣怀开始不断地跟张之洞、刘坤一沟通，嘲讽商部的新计划就是一个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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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执政集团少壮派为了控制地方改革之权，决定向上海、汉口商务局派出管理人员。上海是两江总督刘坤一的辖区，是帝国最大的商业城市。汉口是湖广总督张之洞的辖区，是帝国最大的工业基地。刘坤一、张之洞见状，决定联手反击北京行动。经过一番讨价还价，载振最后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商务局总办由督抚选派，再由商部批准任命，商部吸收商务局总办为商部议员。[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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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江跟湖广总督的示范效应犹如病毒一般传播开来，地方督抚们敏锐地意识到，控制商务局可以增强自己的实力与地位，于是他们仿效两江与湖广的做法，对北京派出的官员拒绝接纳。商务局无论督办、总办、会办，还是提调、委员，督抚们都牢牢地抓在自己手中。名为“选派通达时务，熟识商情人员”充任，事实上，地方督抚们都以候补道、府作为驻局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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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商务局的创办和用人权全部被督抚们控制，商部完全被架空。少壮派们发现，“局为官设，仍用候补人员，不用商董”，“官与商视如秦越，商情甘苦终难上达”[28]，更为要命的是，地方督抚们选派入商局的官员还成为了商部议员，可以参与重大的商务改革决策、监督，这些人成了地方督抚安插在决策层的钉子，地方督抚通过他们能够在第一时间掌握北京方面的一举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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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广总督岑春煊就是一个典型的督抚刺儿头。当时，东南亚巨富张煜南筹备广厦铁路，岑春煊就以张煜南没与地方官及督抚商办为由，要张煜南将筑路方案交予地方会商核夺。岑春煊当时出任两广总督才几个月，需要巩固自己在地方的权力，所以经常通过文件往来的方式冷处理北京派到两广的商务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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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更是第一个跳出来，拒绝交出路矿权。当时，商部发文要求各条铁路的分管大臣们将各条铁路上的工作人员履历进行登记造册，写下切实的考评送抵商部，对自行筹办的铁路，由商部核察，对官办铁路则“密派干员分途查察”。袁世凯拒绝商部派出官员担任铁路领导，甚至弹劾商部“侵越权限”，对商部派来核察的商部官员“只准专司稽察，不得干预路权”[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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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部的改革一开始就被地方督抚们架空了，商部将资源、资本收归中央的配置计划也同样落空。各地海关税赋也被督抚们以各种理由截留，中央财政的赤字一年比一年糟糕。盛宣怀的问题一下击中了清政府执政精英的软肋，没有黄金储备的金本位改革就是一句空话。盛宣怀在跟精琪会谈的时候坚持一条原则，中国货币改革绝不允许“外人干预”。[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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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改引发的反扑，帝国官员成了造币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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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琪还到汉口、广州、天津、厦门、芝罘等地进行了调研，拜访了10位总督、巡抚及12个省的地方官，在跟地方督抚们交换意见的过程中，精琪发现，官员们都强烈反对外国人参与中国的币制运营。其实早在1903年夏天，驻法公使孙宝琦就批评国际汇兑委员会无视中国主权，欧美各国议会商讨中国货币改革是干涉中国内政。[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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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权问题方面，精琪的改革方案无疑刺激了传统官僚的神经，张之洞是反对最强烈的总督。他在给北京提交的报告中言辞激烈，抨击精琪借币制改革之机，将有关资料向各国公开，这是列强欲将中国作为共同贸易市场、掌握中国财权的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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