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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严复很快就发现了问题，矿务局的“一切理财用人之权都在洋人手里”，“所有支票由胡佛签字，即生效力，实握公司全权，外间人尚鲜知之也”。[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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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给张翼写的辩护奏疏通篇只有一个重点，那就是在整个矿产交易过程中英商进行了欺诈，而对付之方针便是依据公理，参照相关的国际及国内法律条款，谋取法律的解决，而不宜使用其他的办法。在严复的主张下，张翼立即派在开平矿务局工作的洋员工庆世理到伦敦，向伦敦高等法院控告墨林和伦敦开平矿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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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6月17日，庆世理向伦敦高等法院呈递控词，控诉开平煤矿转移本末，谴责被告不履行“副约”，使开平煤矿股东蒙受亏损的罪状，要求法院批明1901年2月19日的“副约”为有效，并要求判令墨林和英国公司履行“副约”的各项规定，否则批明1901年2月19日“移交约”系设骗得来，判令作废；或批明被告若不遵守“副约”办事，则不能享受“移交约”之利益。同时，他还提出了赔偿股东损失的要求。[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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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官司还没有正式开打，张翼就开始跟英方代表那森在私底下洽谈弥补协议，明确开平矿务局作为中英合办有限公司；公司不得侵损中国主权、地方事权及秦皇岛主权；每年账目呈北洋大臣审核；张翼与那森公平议办公司一切事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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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翼将补充协议呈递给袁世凯后，袁世凯对此嗤之以鼻，这跟自己撤销英公司、将开平矿权收归中国之初衷简直就是南辕北辙。1903年12月14日，袁世凯再次向慈禧太后提交弹劾张翼的报告：“张翼当日不过一局员，而胡华者一外国之商旅耳。以国家之土地产业，如听其私相授受，而朝廷无如之何，则群起效尤，尚复何所顾忌？”[16]（引文中的“胡华”即为胡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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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嘲笑张翼的愚蠢，“不费兵力轻易而得”，“为环球所希闻”，将遭到“万邦所腾笑”。袁世凯批评张翼“利令智昏，挟奸欺而甘心损国”，“结宵小而阴售狡谋之徒，使公家大受其亏”。袁世凯警告，“私卖土地官产此端亦万不可开，现在国势积弱，人心叵测，觊觎窥伺纷至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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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罢袁世凯的报告，慈禧太后觉得张翼实在太过分，让大清帝国很没面子。1903年12月，慈禧太后下旨将张翼的官职给免掉，并命令张翼迅速收回开平煤矿。可张翼一直躲在天津英租界的家里拖延时间，理由是自己一个平头老百姓根本没法跟英国老鬼交涉。[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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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4月3日，袁世凯第三次向慈禧太后提交了弹劾张翼的报告。慈禧太后无奈，只有先赏张翼三品衔，然后再让他到英国控告墨林公司。这时，正在伦敦兴讼的庆世理给张翼发来了电报，伦敦高等法院希望张翼跟德璀琳、胡佛一起当面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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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打赢了”官司，输掉了煤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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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11月，代表大清帝国前往伦敦打官司的张翼，头顶三品官帽，邀请严复与自己一同前往。1905年年初，这一场跨国大案终于在伦敦高等法院开庭，庭审规模空前。张翼这一次也是破釜沉舟，一下子就聘请了勒威特、吉尔、杨格尔以及劳伦斯四位皇家律师。墨林公司也是有备而来，连同伦敦开平矿务有限公司一起，共聘请了休士、艾萨克、哈特、郝尔丹、汉弥顿、魏尔六位皇家律师。[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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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高等法院也相当重视这一场官司，派出审判长卓侯士主审这一场震惊世界的国际诉讼案。张翼提出的证据有20多种，在十四次的开庭审理过程中，张翼在法庭上试图将责任推给德璀琳。而德璀琳也当堂拿出证据，即张翼亲笔签名的“手据”以及合约，尤其是张翼在伦敦开平矿务有限公司持有的股份也被德璀琳作为证据给当堂甩出来，这一下子让大清帝国的诉讼代表团陷入了被动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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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为张翼开脱的严复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严复非常忧虑和担心，并尖锐地指出这一场声势浩大的跨国大案内情复杂，时间拖延了太久，在英国审理即使能够得到公正的法律判决，张翼也不一定能够获得如数的赔偿。经过21次开庭审理，在长达两年的如马拉松一般的激烈交锋下，1906年1月，张翼终于拿到了伦敦高等法院的判决书。[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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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高等法院判决交易无效，主审法官卓侯士在宣读判决时说：“我想我也许应当再说一句，那就是，在我面前对于有关事件所进行的调查中，我没有发现张燕谋阁下有丝毫背信的罪行或失当的行为，至于对被告方面有些人我是不能说这样话的。”张翼看上去赢了官司，可是法院不能直接命令被告履行些什么。伦敦开平煤矿有限公司董事特纳嘲笑说：“这次判决不曾产生任何结果，张翼所得到的实际上等于零。”[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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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现场：晚清经济改革始末 直隶总督在天津大搞改革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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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团取洋经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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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正在推行一次史无前例的试验，他需要一个强大的经济后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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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俄战争让秉持“皇权天下”的清政府执政精英惊出一身冷汗，一直在东北虎视眈眈的沙俄败在立宪的日本小国之手。以袁世凯、张之洞、周馥为首的一帮督抚们上书，奏请实行立宪政体，以12年为期。以孙宝琦为首的驻外公使们的立宪预备期更为激进，只有短短五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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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老百姓对宪政相当陌生，清政府执政精英们担心宪政会完全剥夺他们的既得利益。宪政考察团到了日本才发现，宪政没有想象得那么恐怖，无非就是国家立定一部根本大法，把民主的游戏规则确认下来，用法治的精神发展和完善规定的民主事实，以此保障公民的权利，实现依法治国。说白了，宪政就是要将“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口号变成现实，让民主、法治和人权成为治理国家的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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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精英们的内心相当焦虑。现在，列强们对中国“蚕食生心，逼处日近”，“中国不变法则不能自存，不选择西法则不能致富致强”，“赶紧预备立宪之一法，若仍悠悠因循，听其自然，则国势日倾，主权日削，疆域日蹙，势不至今日朝鲜止”。[21]改革精英向清政府执政集团发出严重警告：“敢有阻立宪者，即是吴樾。”[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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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革与革命的选择中，爱新觉罗家族选择了改革，但有一个条件，保留世袭皇权。考察大臣回到国内将面临一系列的现实问题，什么时候确定预备立宪？谁来制定立宪的规则？谁将主导未来的政府内阁？改革试点选在何处？从货币改制主导权到实业控制权，地方督抚们对进入未来的权力中枢跃跃欲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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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总督为天下总督之首，在考察宪政的大臣们奔走于海外之时，袁世凯正在“邀赏”国内外立宪诸贤。在立宪问题上，一度跟袁世凯分道扬镳的状元张謇却与袁世凯重新结成了政治盟友。在张謇看来，袁世凯“执牛耳登高一呼，各省殆无不响应者”[23]。慈禧太后一直欲杀之而后快的梁启超，在日本为袁世凯的立宪之举摇旗呐喊。连一直忌惮袁世凯的日本政客们，都觉得袁世凯完全有资格领导立宪这项全国性运动。[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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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翼在伦敦发电报时，袁世凯正在天津搞地方自治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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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方面派遣宪政大臣出国时，袁世凯已经出台了《试办天津县地方自治章程》。章程规定，议事会和董事会为地方自治机关，议事会议员以30人为限，均用复选举法选出，议长、副议长由议员公推；董事会是执行机关，会长以本县知县兼任，副会长和会员均由议事会选举。[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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