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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启霖的弹劾令慈禧太后震怒，原来载振前往东三省正是去考察政务，为东三省的立宪政改试点做调研。没想到，这小子路过袁世凯的地界儿，居然跟一个歌姬搞到了一起。更夸张的是，载振同其父奕劻利用东北三省立宪政改试点，大搞卖官鬻爵的勾当，段芝贵“从天津商会王竹林处措十万金，以为庆王奕劻寿礼”，“遂得署理黑龙江巡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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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慈禧太后想起了两天前岑春煊说过的话，现在连督抚都可以买卖，天下还有什么不能买卖的呢？段芝贵十万金买黑龙江巡抚，那么黑龙江的巡抚衙门岂不成了段芝贵捞钱的工具？赵启霖在弹劾报告中说，段芝贵跟载振的勾当早不是秘密，已经臭满大街了，“人言籍籍，道路喧传”，载振、奕劻父子“变通贿赂，欺罔朝廷，明目张胆，无复顾忌，真孔子所谓：是可忍，孰不可忍者矣”。[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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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启霖的弹劾报告让慈禧太后内心惶恐，北洋集团到底买卖了多少乌纱？慈禧太后任命岑春煊担任邮传部尚书时，岑春煊最初并没有答应。这令慈禧太后大为惊讶，因为邮传部掌管全国通信交通大权，可是个人人觊觎的肥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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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慈禧太后的一再追问下，岑春煊道出了拒绝的实情。原来，岑春煊认为邮传部的左侍郎朱宝奎“市井驵侩，工于钻营，得办沪宁铁路，勾结外人，吞没巨款，因纳贿枢府，得任今职”。岑春煊态度坚决地对慈禧太后说：“若该员在部，臣实羞与为伍。”[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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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太后很想知道，朱宝奎的巨额贿款流向了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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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在常州的朱宝奎是第一批留洋幼童，游学西洋归后，投入盛宣怀门下。盛宣怀给他在铁路局谋了个小差，“不数年由同知捐升道员，遂充上海电报局总办”。朱宝奎对盛宣怀主管的“各局弊窦，无不知之”，他“窥宣怀有婢绝美，求为篷室，宣怀不许”。[61]朱宝奎怀恨在心，将各局积弊抄录给袁世凯。这份积弊文件成为袁世凯夺取轮船招商局、津沪电报局、纺织局等多处产业的筹码，令盛宣怀铩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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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发现，盛宣怀在3月4日争夺轮船招商局失利后，便更坚定地站到了岑春煊一边。盛宣怀很有可能让温宗尧游说岑春煊弹劾朱宝奎，为自己夺回电报、轮船等诸多产业铺路。岑春煊的弱项一直是实业，弹劾朱宝奎就可以牢固自己与盛宣怀的联盟关系。更重要的是，朱宝奎身为袁世凯的心腹，出任邮传部左侍郎，主要是为袁世凯的北洋产业看家护院。不清除朱宝奎，岑春煊这个邮传部尚书不可避免地会遭遇北洋集团的掣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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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清政府执政集团将左宗棠当成钳制李鸿章的重要棋子。现在，岑春煊则是少数几个能跟袁世凯抗衡的重臣，时人有“南岑北袁”之称。慈禧太后听完岑春煊的弹劾，当场表态：“朱某既然不肖，可即予罢斥。”但慈禧太后又为罢黜朱宝奎的理由伤脑筋，问岑春煊：“据何罪状以降谕旨？”岑春煊回答：“可言系臣面参。”慈禧太后点头同意，当天就“特旨褫宝奎职”。[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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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启霖的弹劾显然是岑春煊与瞿鸿禨的连环招。岑春煊在进京之前，送了瞿鸿禨一套密电码，随时同瞿鸿禨沟通机要。[63]岑春煊突然进京，身为瞿鸿禨门生的赵启霖立即就到火车站迎接，可见岑、瞿二人之亲密。无论是朱宝奎觊觎盛宣怀的婢女，还是载振纳歌姬，桩桩事件都指向奕劻和袁世凯的联盟。慈禧太后任命醇亲王载沣和政务大臣孙家鼐成立专案组，赴天津调查载振纳歌姬、段芝贵买官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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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史弹劾皇亲失败，反被倒打一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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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春煊、瞿鸿禨正等着专案组的调查报告，却万万没有想到，载沣、孙家鼐在接到慈禧太后派下的调查任务之后，径直到了庆亲王府，将慈禧太后的手谕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奕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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奕劻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作为内阁副总理，瞿鸿禨深得慈禧太后的赏识。作为瞿鸿禨的门生，赵启霖牢牢地抓住了载振的桃色把柄，将绯闻案与立宪政改挂钩，意在瓦解奕劻、袁世凯联盟。当晚，奕劻就派遣亲信从通州乘船走水路，连夜将歌姬杨翠喜秘密退回天津。袁世凯也立即授意表弟张镇芳，将杨翠喜转赠盐商王益孙，并让王益孙签订了一份纳杨翠喜为妾的假协议，协议时间倒推到载振途经天津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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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一来，专案组的天津调查自然是徒劳的。1907年5月16日，载沣与孙家鼐联名向慈禧太后汇报了所谓的调查结果：赵启霖指控纯属子虚乌有，杨翠喜实为王益孙使女，现在室内充役；借款10万金之事，调查账簿，亦无此款。慈禧太后看完调查报告，当即指令光绪皇帝颁下诏书，谕旨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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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御史于亲贵重臣名节攸关，并不详加访查，辄以毫无根据之词率行入奏、任意污蔑，实属咎有应得。赵启霖着即革职。以示惩儆，朝廷赏罚黜陟，一秉大公。现当时事多艰，方冀博采群言，以通壅蔽。凡有言责诸臣。于用人行政之得失、国计民生之利疾，皆当剀切直陈，但不得摭拾浮词，淆乱视听，致启结党倾轧之渐。嗣后如有挟私参劾、肆意诬罔者，一经查明，定予从严惩办。[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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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工商部尚书载振的官位保住了，赵启霖却落了个“坐污蔑亲贵褫职”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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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启霖落罪立即引起了瞿鸿禨、岑春煊一派的反弹。瞿鸿禨的门生汪康年主办的《京报》特刊布消息：“言官大会于嵩山草堂，谋联衔入告赵御史声援。”5月19日、23日，御史赵炳麟、恽毓鼎先后向慈禧太后提交抗议报告，声称“言官不宜获罪，言路不宜阻遏”，并以挂冠辞职来抗议。御史江春霖详细分析了载沣、孙家鼐报告中的种种疑窦，要求朝廷将该案推倒重查，结果遭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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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仅仅两个月过后，在宫廷内外强大的舆论压力下，载振深感自己名声狼藉，自知自己这个农工商部尚书难服同僚难服天下臣民，就很识趣地向慈禧太后提交了辞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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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地方督抚们都盯着慈禧太后的处理意见，革命党又在海外抨击立宪是假，中央集权是真。宪政的真意是法治，革命党自然不会信任专案组的调查，一旦慈禧太后曲意袒护清政府执政集团的少壮派，那么地方官制改革推动的公信力将大大下降。慈禧太后又命令光绪皇帝下了一道圣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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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振自在内廷当差以来，素称谨慎。朝廷以其才识稳练，特简商部尚书，并补授御前大臣。兹据奏陈请开差缺，情词恳挚，出于至诚。并据庆亲王奕劻面奏，再三吁恳，具见谦畏之忱。不得不勉如所请。载振着准予开去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农工商部尚书等缺及一切差使，以示曲体。[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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