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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一直在图谋重夺轮船、电报的控制权。他加入岑春煊、瞿鸿禨联盟，没想到联盟迅速崩溃；他结交清政府权贵，却又总是不对路。在“轮、电两局接济之路已绝”的情况下，盛宣怀一旦放弃汉阳铁厂，就意味着可能失去重夺轮船、电报的政治筹码。为了保证汉阳铁厂的正常运转，给清政府执政精英们一个改革干才的印象，盛宣怀唯一的出路是“非另借巨款不办”。[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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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决汉阳铁厂的燃料问题，盛宣怀招集百万商股，让萍乡煤矿项目上马。大冶铁矿、汉阳铁厂、萍乡煤矿三驾马车对资金的需求越来越大，从国内钱庄票号拆借的资金已经无法满足企业的需求，盛宣怀只能从国际金融机构进行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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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一直是汉阳铁厂最大的贷款客户，在日本内阁与日本驻华使领馆的谋划下，1903年至1907年，日本方面一共向汉阳铁厂贷款20万两白银、660万日金。涉及的金融机构有大仓组、兴业银行、三井物产会社、正金银行。1904年，盛宣怀还向俄国华俄道胜银行借131971.44两库平银。抵押物均为矿石、钢铁销售权、物业、车辆等。[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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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贷款是一把双刃剑。汉阳铁厂通过贷款缓解了资金压力，保障了技术改革和企业扩建。同时，日本通过苛刻特殊的条款，全面渗入到与汉阳铁厂相关的企业，成为汉阳铁厂整个产业链的实际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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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8月10日，慈禧太后突然下令张之洞进京，并改由盛京将军赵尔巽出任湖广总督。[83]盛宣怀顿时有一种黑云压城的危机感，汉阳铁厂在1896年重组时，将湖广总督作为汉阳铁厂监护人这一条写入了公司章程。汉阳铁厂民营化重组后，张之洞对汉阳铁厂和盛宣怀扶持有加。张之洞离开后，新任湖广总督赵尔巽顺理成章地成为汉阳铁厂的监护人，盛宣怀和汉阳铁厂的命运就将掌握在赵尔巽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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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尔巽，辽宁铁岭人，东三省试点立宪政改背后，此人功不可没。袁世凯称帝后，册封“嵩山四友”，赵尔巽位列其中，由此可以窥见赵尔巽同袁世凯的关系非同一般。盛宣怀手中只有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这一个产业集群，自己能否和赵尔巽形成以政治利益为基础的稳定关系？盛宣怀相当担心，自己和汉阳铁厂一干企业将要失去湖广总督这一把政治保护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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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出任邮传部右侍郎时，头上还有汉阳铁厂督办这个职务。汉阳铁厂是官督商办的民营企业，身为中央分管的部委，邮传部右侍郎对汉阳铁厂的管理权没有湖广总督大，所以盛宣怀的督办身份可能会被地方政府架空。更为致命的是，身为袁世凯的政治盟友，赵尔巽完全可能重用袁世凯的霹雳手段，将汉阳铁厂一干企业的控制权从盛宣怀手中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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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决定趁赵尔巽在湖北立足未稳之际，将汉阳铁厂和萍乡煤矿合并重组，推行现代化的商业股份制。重组可以将盛宣怀从官督商办下的官方督办，彻底改成股份制下的总理，从而将自己的控制权力完全商业化，杜绝中央以及地方各派政治势力的干预，避免政治势力以“官督”的名义将汉阳铁厂、萍乡煤矿国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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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赵尔巽抵达湖北之前，盛宣怀给赵尔巽写了一封信，对轮船招商局、津沪电报局两大优质企业“已得厚利，为官所夺”那种国有化后糟糕的经营相当失望，希望赵尔巽能够在汉阳铁厂、萍乡煤矿项目的推进中表现出高风亮节：“将来继公督楚，必是旗族，继侄办厂，必是部员，能俟至弥亏收利之后，尚可为轮、电之续，如不待成功即归腐败，前人苦心，后人藐之，国人捣乱，外人攘之。时局难测，是用隐忧。”[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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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尔巽被盛宣怀架到商业民族主义的高度，只能转而支持盛宣怀的重组行动。1908年3月26日，由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重组而来的集团公司——汉冶萍煤铁厂矿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公司成立当天就取得了大清帝国农工商部的注册批复。汉冶萍的成功重组令盛宣怀如释重负，可是沪杭甬铁路的一纸草约又将盛宣怀推向了火山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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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杭甬铁路借款掀起大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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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3月6日，清政府代表与英国银公司代表在北京签订了《沪杭甬铁路借款合同》，款额为150万英镑，实收139.5万镑，利息5厘，每年交付一次，10年后逐年还本，30年为限。[85]3月11日，中央发布人事任命，盛宣怀暂时免去邮传部右侍郎一职，出任会办商约大臣，专程赴上海同英方办理借款商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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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在邮传部右侍郎的位置上连屁股还没有坐热，就被派去解决沪杭甬铁路的烂摊子。1898年8月，英、比、法、俄四国争夺卢汉铁路贷款筑路权失败后，向北京方面索要苏杭甬铁路（本拟从苏州经杭州到宁波，后因沪宁铁路修筑在先，此路开修时把起点改为上海）的贷款修建权。当年10月15日，怡和洋行和汇丰银行合资组建的英国银公司与督办铁路总公司大臣盛宣怀签署了贷款草约，[86]一个连贷款额、贷款条件都没有的草约，最终成了盛宣怀的噩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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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杭甬铁路贷款草约签订后，英国卷入了南非殖民战争，1900年八国联军又进入北京，英国银公司一直没有与中国方面签署正式合约。1903年，忙于跟袁世凯争夺工业资产的盛宣怀担心自己会失去对铁路资产的控制权，于当年5月24日通知英国银公司，“如六个月之内再不勘路估计……所有以前合同及往来信函一概作废”。[87]英国方面对盛宣怀的最后通牒不予理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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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12月，中央颁布《铁路简明章程》，向民间开放铁路修筑权，规定各省官商可以筹集股本修筑省干线或支线。1904年1月，《公司律》颁布，规定“凡现已设立与嗣后设立之公司及局厂行号铺店等均可向商部注册，以享一体保护之权益”。《公司律》明确了民营资本的合法地位，中央还出台了鼓励民间资本创办公司的政策，推动了商办铁路的热潮。例如浙江的一批官商就于1905年8月成立浙路公司，经营全省修路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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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9月23日，北京方面给盛宣怀下令：“浙江全省铁路，业经商部奏准，由绅民自办，所有前与英商订立苏杭甬草合同，著责成盛宣怀赶紧磋商，务期收回自办，勿得籍词延宕。”[88]盛宣怀同英国银公司磋商，但英国方面坚决不同意废约。如果由英国银公司贷款修路，就意味着浙路公司可能失去苏杭甬这个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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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路公司股东孙宝琦，曾向慈禧太后提交立宪报告。他在听闻英国人不同意废约，担心英国人如果“理应作废之草合同仍得成立，合省股东必不甘于解散，朝廷亦何忍徇英商无理之请，而转夺浙商应有之权，且浙商之自办铁路，系禀由商部奏明奉旨允准。该英商仅于数年前与盛宣怀订立草合同，而又耽延已久，今日何得与浙商争议？”[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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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10月，苏杭甬铁路浙江段开工。英国驻华公使萨道义向外务部提交照会，斥责浙路公司简直就是“无理取闹之举动”，恐吓北京方面如果不制止浙路公司的筑路行为，“中外无法相安”。没过多久，新上任的驻华公使朱尔典更是强硬，他要求北京方面让浙路公司停工。朱尔典指责“中国政府纵容百姓，专与外人为难”，“华政府如此柔懦，轻听浙绅强硬之求，致与英国国体有所损碍，及关我两政府交谊之处，甚属危险”。[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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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公使的一席话立即让北京方面胆战心惊。八国联军进京的梦魔令慈禧太后终身难忘，一旦苏杭甬铁路贷款触怒了英国人，英国停泊在上海的远征舰队将对准江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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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化解苏杭甬铁路草约矛盾，北京方面将驻英公使汪大夔调回北京，出任外务部右侍郎，专门与英国方面磋商草约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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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10月20日，北京方面宣布：“外交首重大信，订约权在朝廷。”北京不再争议草约的存废，而是指责江浙所集股款差额巨大，“势难克期竣工”。北京方面命令外务部派员跟英国方面详细议定借款章程。1908年3月6日，北京方面命苏、浙两省接受《江浙铁路公司存款章程》，规定所借英款150万磅存于邮传部，由邮传部负责还借，架空两省铁路公司，在其下设“沪杭甬铁路局”，聘用英国工程师主持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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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消息一出，江浙官商哗然。浙路公司发起成立了浙江国民拒款会，进行拒款斗争。同时，浙路公司公开向民间招股，为了扩大招股范围，每股由之前的10元降低到1元。在江浙、上海的招股现场，数万名工人、学生、店员、挑夫、僧道、优伶、妓女、乞丐，均踊跃认购路股，一时间，“杭垣舆论”、“街谈巷议”，“人人皆以不附路股为耻”。[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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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的招股拒外资行动犹如病毒一般，迅速扩散到全国，江苏、安徽、福建、广东、广西、江西、湖南、湖北、四川、贵州、陕西、直隶等十四个省四十八个府县民众，纷纷向浙江铁路公司出资购股。仅一个多月，认购的铁路股款达到两千三百万元之巨，为英国借款数的两倍多。北京方面下令解散“浙江国民拒款会”，调动军队，以武力相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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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离开邮传部到达上海，很快同汪大夔一起跟英国方面在细节上达成了一致，即借款不用沪杭甬铁路，而用路成后的运输收入及关内外铁路的余利作抵押，铁路修建、管理、运输的各个环节都由中方做主，路成后债权人不分取运输余利，仅领取一笔抵换款，筑路总工程师用英国人，但听命于中国总办。细节谈判完毕，盛宣怀回任邮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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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谈判完全没有通过浙江、江苏铁路公司股东决议，盛宣怀以邮传部右侍郎、商约大臣身份，替两铁路公司做主。四品京卿、浙路公司总理汤寿潜怒不可遏，向军机处致电：“盛宣怀既为借款之罪魁，又为拒款之祸首。苏浙已躬被盛宣怀之累，复使受其教令，忍乎不忍。”汤寿潜嘲笑北京方面任命盛宣怀为邮传部右侍郎管理路政，简直就是“以鬼治病，安有愈理”？汤寿潜希望军机处将盛宣怀“调离路事，以谢天下”。[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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