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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4月8日黄昏，革命党人温生才被孙中山派到广州，来暗杀几次镇压广州起义的水师提督李准，没想到温生才不认识李准，错将广州将军孚琦给当场击毙。革命党人1910年派出汪精卫刺杀载沣未遂之后，孚琦成为被革命党人刺杀成功的大清帝国第一高级官员。载沣非常惊讶，他觉得大清帝国的责任内阁一定要尽快成立，国会也不能再拖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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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5月8日，摄政王以宣统皇帝的名义发布了一道圣旨：裁撤旧设内阁及军机处，实行责任内阁制，新内阁一切官制按照《新订内阁官制》为标准，责任内阁由十三名国务大臣组成：庆亲王奕劻为总理大臣，那桐、徐世昌为协理大臣，下设外务部、学部、民政部、度支部、陆军部、海军部、法部、农工商部、邮传部、理藩部十部，以梁敦彦、善耆、载泽、唐景崇、荫昌、载询、绍昌、溥伦、盛宣怀、寿卷分任各部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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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旨一发布，各地请愿团高呼上当，责任内阁除了梁敦彦、唐景崇、徐世昌、盛宣怀四个汉人以外，其余的要么是皇室贵胄，要么是清政府八旗精英，光是皇族成员就有八名，这是典型的皇族内阁。之前就有传闻，爱新觉罗成立了秘密的宗社党，就是要在上议院中占据绝对席位，以把控国会。责任内阁名单的公布无疑将宗社党的秘密暴露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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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执政集团的少壮派们太过自信了，从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死亡的那一刻开始，敬畏皇帝和太后的官僚士绅们对政府的政治情感就断开了，剩下的只有政治利益的竞争。官僚们倾向于日本的立宪君主，士绅和政治无权者喜欢英国的君主立宪。希望让皇帝保留最大权限的清政府少壮派们，扬言仿照日德模式进行宪政改革，现在却推出了一个“皇族内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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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执政集团企图利用组阁的机会，将汉族官僚们手中的权力夺回来。因为从剿灭太平军开始，汉族武装集团就垄断了地方管理大权。左宗棠、李鸿章去世之后，袁世凯成为汉族官僚集团最强势的代言人，清政府执政集团为了集权，将袁世凯罢黜。袁世凯被罢黜后，汉族官僚们一直在积极推动宪政改革，企图维护他们的利益，可皇权内阁的集权行为，再一次严重损害了汉族官僚们的既得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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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在立宪前沿奔走的立宪派精英，如状元张謇，他从体制内来，却一直徘徊在体制之外。作为新兴士绅阶层的代表，张謇等人自然希望能够在新的政治体制中与皇权体制下的官僚和贵族们共享政治权力。新兴精英阶层分享宪政权力的最佳模式就是英国模式。“皇族内阁”却将新兴士绅阶层完全排除在权力之外，这严重地伤害了他们对宪政的情感，疏远了他们和中央之间的距离，令这个精英阶层失去了对中央改革诚意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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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革命党人凶猛的刺杀、武装起义，以及美国、日本屯兵枕戈待旦，载沣通过名义上的责任内阁，将军权收归爱新觉罗家族。在责任内阁中，宗社党一党独大，实现了真正意义上党指挥枪。载沣现在需要的是中央集权，那样他就可以继续获得列强们的贷款，借此推动货币、财政和军事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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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跟载泽的盛宣怀成了大赢家。盛宣怀进入邮传部后，将津沪电报局国有化，划归邮传部，以此换取了轮船招商局、汉冶萍两大集团的私有化，两大企业集团通过商办注册的模式，私有化到自己的名下。1910年爆发橡胶股票风波，盛宣怀抓住机会清理袁世凯在交通银行的嫡系，李经楚、梁士诒等人全部下课，交通银行的控制权划归邮传部，盛宣怀成了北洋集团实业的实际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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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国有”导火线点燃了火药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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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1月，在载泽的力挺下，盛宣怀正式升任邮传部大臣，四个月后成为内阁成员。这一方面是盛宣怀用股票贿赂载泽的功效，更重要的一面是因为盛宣怀可以不断地跟国际金融机构周旋，获得更优惠的国际贷款。另外，载洵一直催着载泽划拨海军军费，度支部只能以邮传部拖欠借款未还来搪塞海军部。清政府执政集团的少壮派让盛宣怀加入内阁，就是要让他想办法，归还邮传部拖欠的海军军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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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8日，在责任内阁首次会议上，身为邮传部大臣的盛宣怀在遭遇宗社党逼债的压力之下，向内阁会议提交了一份提案：铁路收归国有。盛宣怀一直同国际财团商洽借款，无论是货币改革贷款，还是铁路建设贷款，他们都企图染指铁路。一旦铁路收归国有，邮传部就可以用铁路抵押，向国外贷款。少壮派们为了枪杆子，对盛宣怀的提案投下了赞成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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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5月9日，大清帝国发布了责任内阁一号议案决议“铁路国有”上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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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必得有纵横四境诸大干路……从前规划未善……不分枝干，不量民力，一纸呈请，辄行批准商办。乃数年以来，粤则收股及半，造路无多，川则倒帐甚巨，参追无着，湘鄂则设局多年，徒资坐耗。……用特明白晓谕，昭示天下，干路均归国有，定为政策。所有宣统三年（1911年）以前各省分设公司集股商办之干路，延误已久，应即由国家收回，赶紧兴筑。除枝路仍准商民量力酌行外，其从前批准干线各案，一律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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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皇族内阁让天下人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因为请愿团还没有来得及发动新一轮的请愿上书，责任内阁就开始行使自己的职权。这个铁路国有的议案就是一道催命符，点名批评了粤汉铁路销售股票不力，根本不能造路；川汉铁路通过政府层层征收的民捐，居然出现大量倒账，好几年才修了15公里，按照川汉铁路的修路进度，至少要花上百年时间，那样下去后路修好前路就已经烂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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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点燃了四川铁路火药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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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四川总督锡良提出“不招外股，不借外债，以辟利源而保主权”[57]，自办川汉铁路。1904年，川汉铁路总公司成立，公司暂定资本为5000万两，计划5年竣工，锡良提出以抽租之股、加征捐厘、摊派认购等方式筹资。公司章程规定，无论是佃农、自耕农还是小债主，凡岁入十石以上的，均须以百分抽三的比例交纳租股。在四川，无论贫富贵贱，人人都成了川汉铁路的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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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5月，川汉铁路筹集的资金总额达到1670余万两，但七年之间川汉铁路在总工程师詹天佑的主持下才修了15公里。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詹天佑没权没钱。川汉铁路的总办督办都是朝廷指派的官员，其中就包括挪用股款炒股的施典章。资政院决定严惩施典章，命其挪用款项必须追缴充公，并罚款一万元。施典章本人交由管辖案发地的两江总督张人骏处置，张人骏将其关三年禁闭。施典章挪用股款成了盛宣怀将铁路收归国有的借口。[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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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政就是民主、法治、人权。如果经济改革只为政治需要与皇族利益需要的单一化的政治诉求，就缺少了政治应该为工业化服务的理论基础。清政府执政集团要通过对工业经济的控制来维系对政权体系的控制，势必将地方企业的管理权收归中央。宪政的基础是法律，当权力粗暴地凌驾在法律之上，就成了骗局。宗社党一党专政完全违背了《钦定宪法大纲》所规定的宪政是“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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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权、财政金融权及实业权、教育权等“庶政”在推行之前，必须“公诸舆论”。铁路的改革是在“庶政”范围之内，在决议跟推行这两个环节中，必须通过谘议局跟资政院这两个能够代表人民的组织来进行讨论，以遵奉宪政改革原则。但这种缓解朝野冲突的程序被宗社党视若无物，他们越过谘议局跟资政院，直接由宗社党在小圈子内讨论一下就布告天下，这就违背了宪政基本法《钦定宪法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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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族内阁的决议在违背宪法的同时，还做出了一个违背《公司律》中关于股权“转股”的行为，他们直接通过行政命令收股，这在法理上也得不到支持。铁路收归国有既没有依照行政程序，也违背了法律规定，责任内阁完全凌驾于法律规定和行政程序之上，这让大清帝国的宪政根基与法律尊严荡然无存。革命党人一直攻击清政府执政集团独操权柄愚弄宪政，宗社党将革命党的预言变成了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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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5月，湖南、湖北两地民众站出来挑战责任内阁的决议。5月13日，湖南绅、商、学界各团体发出传单，抨击清政府的卖国行径；14日，长沙举行了各阶层人士均参加的万人大会，决议拒外债、保路权；16日，长沙、株洲1万多铁路工人游行示威，倡议商人罢市，学生罢课，人民抗租税；18日，湖南各界人士聚集在巡抚衙门前，抗议卖国的“铁路国有”政策；在湖北，从宜昌到万县的筑路工人和商人聚集起来抗议铁路国有，清政府调兵前来镇压，数千筑路工人抡起铁锤，挥动棍棒，同前来镇压的清军展开激烈搏斗，当场打死清军20多人。《申报》详细地记录了湖北当时的保路盛况：“湖北商办铁路公司、铁路协会、谘议局各大团体以商办铁路收归国有上谕近于政府夺民权利，将来输入外债授权他人，殊可惊惧。遂于昨日刊发传单，奔走相告。拟即日开会举代表赴摄政王府第，泣求收回成命，仍准商办。”[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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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方面认为，湖南、湖北游行的背后是日本人的阴谋，因为在盛宣怀提交铁路国有化议案后，内阁成员肃亲王善耆投下了反对票。善耆一直与日本军方关系密切。美、法、英、德四国一直是湖广铁路以及货币改革贷款的主角。在美国人五千万美元贷款的背后，他们对满洲的觊觎令日本人很不安。柏林觉得日本人的宫廷阴谋将会使事情变得复杂化，德国希望各国能给北京更多的时间来安抚“激动的湖南人”。[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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