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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飙年代的碎片：中国经济黄金十年 第三章 农业哲学的裂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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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历史上的每一次农村变革，都是建立在文化层面上的，这与以工业化或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化对于中国的意义完全不一样。亚细亚生产方式是集权政治的底层架构，20世纪中国的农村哲学实践共有三次：第一次是农村公社制度，那是共产主义发展的尝试；第二次是80年代的包产到户制，那是对上一次实践的修改；第三次是WTO语法体系下的农村改革，放在全球语境下的开放体系，仅就开放性而论，它走在亚洲强国日本与韩国的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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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次农村变革，都是建立在文化层面上的，这与以工业化或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化对于中国的意义完全不一样。亚细亚生产方式是集权政治的底层架构，20世纪中国的农村哲学实践共有三次：第一次是农村公社制度，那是共产主义发展的尝试；第二次是20世纪80年代的包产到户制，那是对上一次实践的修改；第三次是WTO语法体系下的农村改革，放在全球语境下的开放体系，仅就开放性而论，它走在亚洲强国日本与韩国的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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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际经济实践看，每一个10年都有一项全球贸易议程，它是越来越紧密的全球化产生的一个十年级产品：90年代的“乌拉圭回合”，解决了关税谈判问题，是一个纯贸易问题，基本成功；始于2000年的最大的一项工作是“多哈回合”谈判，企图要解决农业问题，基本失败；2010年一开局的就是“哥本哈根峰会”，是环境谈判，半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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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个议程，谈判过程看似悲观和反反复复，实际上，它恰好反证了全球化的坚定方向。这其中，中国是一个初入局的参与者，并以青年般的开放心态全程参与了上述三项重大全球化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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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哈回哈”在2008年7月29日失败，作为农业全球化领域的一项世界性的制度安排，虽然8年未果，甚至后来出现了除中国以外的粮食危机，但这次失败反而吹响了农业全球化的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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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欧美与日韩，中国在农业全球化的问题上算一个开明主义者。在一个大国崛起的年代，开明是最典型的特征，很多年后往往成为最珍贵的历史怀念品质。无论是江泽民提出的小康社会还是胡锦涛提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都是以“三农”面向世界的开放为中心句的。这使得中国“三农”实践成为一次农业政治哲学的大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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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制度安排改造中国“三农”，是中国这个10年中最重大的理论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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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名全球化小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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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中国民众在2008时觉得“多哈回合”谈判（农业市场开放谈判）是一件非常遥远且与我们无关的事情，这种心态恰好是一个证据。它告诉人们，这个国家关于农业全球化意识的禾苗，仍然没有找到它生长的最好土壤。大部分人坚信，中国是一个民以食为天的国家，农业的哲学观是自祖宗传播下来，不会轻易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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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大国报纸的社论是评价“多哈回合”的第二个样本。在多哈回合最热闹的时候，我们收集一下欧美主流的舆论，看看有什么东西。确实，我们能找到很多有分量的社论与专栏作家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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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已经发表的主流舆论看：对于很多第三世界国家来说，多哈回合仍然是农业全球化的启蒙；但对于像法国与美国这样农业力量影响国内政治的地方来说，“多哈回合”就像中美纺织品贸易谈判一样是政治大事件。2010年4月，当法国农民把几千台拖拉机开到政府的门口示威时，表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农业问题是票选政治难以绕开的政治议程。但开到门口的拖拉机也告诉人们：这不是法国国内的农业问题，法国的“三农”问题也需要在全球化框架下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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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农民在香港的世贸会议上的时尚而新鲜的游行和法国的拖拉机手示威，是中国学习“多哈回合”的好教材。虽然“多哈谈判”失败，但它恰恰表明农业全球化无论对于美国还是中国，无论是日本、韩国还是印度，无论是法国还是非洲国家来说，都已经是一个走到门槛边的大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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挟小农群体而防守农业全球化的政治思想，本身最大的论辩困境是自身的小农意识与小农政治哲学观。小农不是全球化要灭绝的物种，相反，它是无数农业经济单元的缓冲器，这就像江浙无数的家庭作坊与小企业组成了中国工业的缓冲器一样。无数的小农与他们的田园耕作在全球化语境下，是组装成一个农业大机器的艺术化构想，这样的构想在试点区域已成功转化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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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农作为一个农产品生产者，与一个家庭企业一样，都是独立的私有化经济单元，它们有独立的产权意识、交换意识、信息搜集意识、调整生产的意识。在经济学认识了这一点后，把“小农”与“小企业”并排放在一起来谈论全球化才是一个面向未来的话题。除去21世纪头一个10年的“楼吃人”，过去几十年，中国农村的伟大小农实践早已跑在了学者们的思考前面。一个没有农会与工会的国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可以轻装上阵，追赶全球先进的竞争者。中国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按WTO的游戏规则，成功创造了这样的小农生产奇迹。尤其是在2004年后的中国话语中，连续7年的中央1号文件都是投票给“三农”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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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不断开放的市场中，小农生产的艺术化方向是对冲那些来自于加拿大和美国农业大生产产品的有力武器。这样的比较优势交换理论，十几年前在中国沿海的伟大制造业实践中已经被证明是正确的。现实中的情形还没有坏到一名中国陕西的农民完全与一名加拿大农民的农产品现场对决。相反，农业的全球化首先始自一个开放的国内农业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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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农业问题的讨论，总是不由自主地要联系到地缘政治与经济分析。比如，欧洲的国家疆域基本上像中国的几十个省；中国的统一自由大农业市场就像一个初步一体化的欧洲市场。同理，国内市场的成熟实践，也适应于中国参与北美、东南亚的农业全球化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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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的那次虚惊一场的粮食危机一度破坏了人们对于全球化的信心，并进而破坏了已有的农业制度经济学理论影响力。全球化已经被妖魔化为一个像索罗斯一样破坏他国经济的可恶家伙。这对于中国政策与理论界的惊吓效果也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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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的实时传播会放大社会情绪，也会放大商品的价格波动幅度与频率。在常识没有被破坏的情况下，越南、柬埔寨的大米本来就吃不完，足够出口菲律宾；“菲佣”从发达国家赚回的美元也足够补助越南与柬埔寨的农民，这样的比较优势循环正是过去十几年来全球化给东南亚的福音，就像荷兰人在低地种植郁金香空运到北美，买回上好的加拿大玉米一样。在技术层面上，农业全球化的坚强事实早已发生，但在以国家为单元的商谈中，他们仍然没有就这一行为达成坚强的共识。2008年下半年，东南亚国家手忙脚乱地限制粮食出口，出现人人自保与人人自危的局面，正是反全球化的一次教训。这样的教训一旦成为政治共识，往往需要很多年才能找回失去的社会成本与生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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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危机使“重农主义”思想在中国与欧洲的特定时段内找到了一些合法性，不过，用这样的哲学基础去思考粮食问题时，却没有考虑到全球化、全球商品市场、全球能源市场这些因素之间的关联。“手里有粮，心中不慌”的传统哲学，总是以社会大动荡为前提来获取心理安慰的。长期坚持这样的治国思想，一个国家的农业发展将会停止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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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的“粮食危机”实际上是高油价扭曲下的一个恐慌的演练，它一度使决策者想重新回到土地，因为每一个国家都有自给粮食的借口。但是，人类历史上治理饥荒的最好的办法是自由流动的农产品交易、一定的粮食储备和在国际农产品期货市场的套期保值。不论怎么说，“多哈回合”都是建立一个粮食全球化的合法话语基础的必经之路。这是没有受到粮食危机的中国决策者要认真思考的一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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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现代重农主义的理论源流表明，特定时期的重农主义在大陆国家的盛行机率远远高于海洋国家，在集中权力国家的盛行率高于于民主权力结构的国家。例如，法国总统萨科齐在“多哈回合”中对于曼德尔森的批评，在法国的农民中和持有重农主义思想的法国学界得到了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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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萨科奇的举动又能说明什么？法国人的自耕农思想是波尔多、勃艮第、罗纳河谷地区的岩砾地种葡萄者的心理，但是，这种神仙般的自耕农理想难道不是伦敦的葡萄酒交易所制造的吗？没有伦敦的期货交易，怎有波尔多的艺术化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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