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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私有生产者脱离了我母亲组织的家族大产权生产，自己开始独享土地种植的决策权与自己对于土地带有情感归属的产权。为什么女儿的心是外的呢？因为姐姐在自己的土地上投入了太多的精力，甚至不惜过度透支家庭伦理关系中那仅有的一点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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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姐独立拥有了自己的土地与生产决策权后，不断从外界打听农业信息，变得格外勤奋。虽然土地是国家的，但邓小平给每一个农民的土地，使我姐姐这个没有读过一天书的人坚持认为，那块地就是她的，是与一个家庭的财产与生命紧紧地结合在一起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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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约上的合法性首先要建立在文化与情感之上，这是哈贝马斯在上个世纪发现的人类法理之源。关于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机智地解决了政治与道德之争。是的，虽然只是使用权，母亲和姐姐都把自己当作它的主人并同时以朴素的政治推测论认为，这些东西永远是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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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姐在土地上寄存她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并推导自己的儿子上大学时需要的一笔钱要从土地中来。但是，劳动力不离开土地，农民的收入是不会很快增长的。可是，她不能离开土地，母亲也不可能。所以，改变土地的比较优势产出，是他们学到的第二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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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生产标的就是西瓜。西北的好太阳和黄河水，让西瓜的产量节节上升。同样一亩地，西瓜的收入一度是小麦的两倍左右。这样的选择打破了她们对于土地只能生产粮食的观念。这样一个转变，是他们用几十年时间在一天又一天的生活中收获的经济学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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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土地的比较优势是增加地租的良策之一。同样的劳动投注在一亩小麦和一亩西瓜上，她们两位农民在与城市的商业力量博弈时，增加了自己土地的附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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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收获是艺术化生产方式。在西瓜的生产中，姐姐一直不是母亲的对手。我母亲的全部判断来自于没有接受过任何教育的直觉，这是最直接的知识来源；姐姐间接地接受了一些不确定的信息，有真有假，这使她在判断信息的时候，与大多数人一样。另外，母亲种植的西瓜使用农家肥，不打农药，这样一个从宗教与传统上的考虑，使她的西瓜反而获得了另一个环保的附加值。在一个口碑传播环境下，她的西瓜有更高的附加值，这就像法国乡村的红酒生产一样，是一种艺术化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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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的时候，母亲的西瓜往往以高价售出，姐姐的西瓜则是低价卖出。一个是老字号的艺术化生产模式，一个是现代的机器式的标准化生产模式。在小块土地的竞争中，取胜者是前者；但如果在大块土地的竞争中，获胜者往往会是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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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悄悄地生产，默默地生活。这样的方式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中，一天一天地改变了最底层农民的生活命运。这些土地与农业实践样本用去了十几年的时间积累。在加深了对于土地的情感依赖和农业生产的技术性知识掌握后，他们的学习曲线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就能胜过过去十几年的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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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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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春天，在成都的一次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研讨会上，学者们提出了更多对于未来中国农村改革的设想，但良治的土地政策是小康社会的政治基石，也是新农村建设的基础。在政治上没有最终确定农村土地私有化的目标前，面对城镇化的浪潮，农村土地同价同权、农地以商业化方式对话城镇化、农地的使用权让渡流通是未来20～30年这个国家在农村实现小康社会的政治与经济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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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问题上，20世纪下半叶完成了农村土地改革的台湾地区有特别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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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台湾地区农民的土地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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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中国历史土地制度的演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那个时代历史的书写。无论是前半叶的内战与土改，还是后半叶的公社与土地承包，反反复复的实践最终要回到土地与农村建设的本身上来。台湾地区的土地与农村发展对于未来10～20年的中国大陆农村战略有重要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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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到了台湾地区后，吸取内战时期的教训，首先在台湾地区搞了“土改”——土地私有化，耕者有其田。在台湾地区1970～1980年的20年经济黄金发展期，农村土地问题的根本大法稳定了政治后院。这也是今天台湾地区农民富有与稳定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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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私有化后，决策者担心的两个问题并没有在台湾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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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土地兼并没有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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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兼并是我们的意识形态教育中苦难的历史记忆，这个词语是中国历史教科书上最多论述的题材，地主豪夺农民土地的血泪素材几乎是我们潜意识中对于土地私有最可怕的记忆。在人类已经进入经济依靠工业化与信息化拉动，社会开始走向城镇化为主体的历史阶段，台湾地区与许多发展中经济体一样，在土地制度上都没有出现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下人们最担心的那一幕。今天，台湾地区社会的聪明的脑袋都在新竹工业园、IT机构里；社会小资群生活在台北、台中、高雄这样的大城市里；生意人往上海跑也往福建走，几十万台商和他们的家庭在大陆东南沿海与台湾地区间往返回复；农民则在台中与台南继续高附加值的现代农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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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成熟的经济体中，土地的产值与芯片的产值对比，为防止土地兼并提供了支撑。如果政治上再有一定的监护期，农村土地兼并这个封建生产方式的产物不会在这个时代重演。相反，土地使用权流转为经济上合理的“土地兼并”又准备了基础。即使全球农产品期货一直在走强，看看农业类上市公司过去的表现，投资者大概可以判断，农地的边际收益是一个什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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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在台湾地区经济起飞中，工业化与信息化完全对冲了农业对于台湾地区政治的意义，农业变成一个普通的产业，台湾没有出现严重的农民失地。因为，大部分农民已经离开土地进入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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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可以反证的命题。农民有土地产权，卖土地就是一种公平合约，土地按价而沽，没有大陆的价格双轨制，不存在被地产开发商强行征走的道理。台湾地区不但没有失地农民，还曾有佃农，其实后者并不是被剥削者，详细可见张五常的博士论文《佃农理论》。作一个不恰当地比喻，在亚细亚生产方式下，农业的政治哲学色彩权重太高，以至于决策者无法超越血泪历史的强大吸引力而把农业作为一个产业去思考和解决。台湾地区农村与土地的过去30年演变对于未来30年中国大陆成为一个小、康社会的借鉴意义是最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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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台湾旅行时，曾经留意到4个有趣的印象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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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断一：在阳明山上，有一家卖烤地瓜和鱿鱼的小摊，主人是姐妹俩，他们的家就在路边的山坡上。这里的几间闽南式风格房子前有一个草棚，里面停着一辆新轿车。园子宁静而优雅。一位农民告诉我，这块山坡地就是他们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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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断二：在台北最高的世贸中心附近的黄金地段，有一块号称台北最贵的农田。主人并不想卖掉这块农田，他在这块土地里种菜，旁边是现代化的高楼大厦。 台北政府不能只给一平米几千块钱强行拆迁，也不能轻易征走他的土地。这块土地因为城市的发展，地租效应的提升比工业与信息产品还要快。这是土地与工业和信息社会平等竞争的一个极端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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