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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石油战略固然安全，但中国的石油战略中如果把一半力量用在海洋石油上，以此来倒逼海军建设，渐进夺取近海海权，则是中国百年难得的一个良机。2000年代中国经济受益于全球化最大，中国制造一度使GDP的70%依赖出口带动，贸易自由化与全球化的分工对于中国如此重要，以致海权没了我们经济都要受到致命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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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中国发起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战略，使石油在中国经济中的权重开始下降。2010年，英国石油在墨西哥湾的石油泄漏事件，打击了美国开采近海石油的积极性，也使得其他国家对于海洋石油的开采变得谨慎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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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石油开采的这一低潮，对于中国决策者关于海权的哲学思考施加的压力下降。这感觉起来像一个坏消息。马汉的海权思想在中国的翻译与传播一开始就起自东南沿海，所有的军种中，海军的发展自民国时期开始一直是弱项，直到今天。海洋哲学与中国的农业或陆权哲学的不对等，即使在2000年后的石油警报与地理生产线高潮时分仍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在一定意义上，它已经关闭了海权战略百年大展的时间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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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塞翁失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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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2007年紧绷的石油供应逼迫中国在全球找油。当潮水退去的时候，人们在2008年后终于看到，在全球商品市场炒家的杠杆搬运下，石油成为撬动中国的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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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价石油最终逼迫中国在十二五规划中，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作为国家战略举措。这一做法正是第一次石油危机后欧美世界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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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半个世纪，石油价格经历了两次飞涨，第一次是1973～1979年，第二次是2003～2009年。好多研究者把它们放在一起比，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可能重蹈第一次石油危机时的欧美经济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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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石油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博弈中，长线的胜利者是消费者。这样的经济原理早在100多年前的《国富论》中亚当·斯密就有过同理的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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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生产白银的国家富有还是消费白银的国家富有？当然是后者。18～19世纪，生产白银的国家，只是效率低下的矿产品出售者，消费白银的国家如中国则因为他们出众的生产效率而吸引白银的流入。今天的石油原理依然不过时，即使欧佩克的一些成员国十分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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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20世纪70年代还是21世纪的今天，这两次石油危机，最终的胜者仍然是消费品生产国家而不是能源供应国，不管每一次危机起自什么原因。70年代的日本作为亚洲经济强国，从石油危机中将日本的机械与电子制造的精细化提升到一个空前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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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石油危机起自1973年，它是作为一个冷战的后果而出现的。在当时的全球政治背景下，阿拉伯国家是把石油当做武器与西方对战的。那时，经济上推崇国有化、政治上反对以色列的石油矿产运营思想，着实是一粒民族主义的核弹。1973年前石油才一块多美元一桶，到了1980年已经涨到了20美元一桶。这一举动重创了西方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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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石油的辩证法，西方国家又发生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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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是80年代撒切尔夫人私有化运动，出售国有企业，出售传统制造业，向清洁的第三产业转型。今天，英国的金融、教育、旅游、文化创意这些不烧油的经济重新在全球控制了话语权。美国的IT产业自80年代开始获得了极速的飞跃；日本则因此生产出全球最省油的小汽车。1986年全球石油价格崩盘时，欧美经济基本完成了大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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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佩克国家仍然是石油矿产挖掘者，社会效率并没有因此而提高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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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的油价狂飙，可以算作是第二次石油危机。这一次，不是20世纪70年代的政治语境，而是一次资本语境。1980年石油的价格冲过高点后，1986油价崩盘；4年后第一次伊拉克战争爆发，13年后第二次伊拉克战争爆发。资本市场以此为杠杆，通过全球石油期货交易，将油价节节推高。2012年的伊朗局势其实已经将油价走势写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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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任何一个地方的石油管道发出的任何一声巨响，都是拨动石油期货涨跌的原始动力。中国、印度这样的新兴的工业化国家进入了成长的烦恼。甚至包括此前刚刚退出欧佩克的印尼，作为新兴工业国，它也为石油问题烦恼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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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演的历史一定不会有同样的语境。中国和印度经济获得的反而是一个被动的推动力。高企的油价逼使政府调整了经济增长的政策，并开始学习用环保主义思想重新表述自己的经济路径：新能源的开发、混合动力交通工具、高效的发动机、重新开始建立的国民环境意识，最重要的是过去两年来面对地球变暖的环境主义普世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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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他的回忆录里，隐讳地表达了伊拉克战争的石油政治企图。这两场战争是两次石油危机的逻辑连接点。作为结果承受者，中国的工业经济在面对高油价时被动获得的经济转型与升级推动力，就像长城外面的农夫，失去一匹马，得到两匹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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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是21世纪第一个10年，中国在慌乱地应对石油问题时获得的宝贵哲学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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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飙年代的碎片：中国经济黄金十年 第八章 “郎顾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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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产权改革是一个庞大的话题，三言两语是讲不清的，其发展路径可简单概括为：在2004年前推进改革的时候，国企产权改革从一个意识形态问题变成了一个技术性问题；在2004年后反思改革的时候，又从一个技术性问题重新变回为一个意识形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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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的“郎顾公案”渐渐远去，它对于中国社会的分水岭式影响却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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