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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问题大有历史经验可寻：远学民国。民国时，清王朝一倒，前朝旧臣纷纷剪了辫子变成护法使者，喊一声中山先生就全当个政治盔甲，后来呢？答案不言而喻。近学苏联，休克式疗法后，大批民营巨头一夜而起，手拿弗里德曼的小册子，想以资本主义的制度安排表一个自由政治的态，结果呢？巨头控制了国家经济，普京上来后就用国家经济主义把叶利钦留下的局扫荡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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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顾公案”中的两个阵营里，挺顾者希望在国企改革中以渐进私有化（民营化）做出制度安排，实现“国退民进”，并希望有好的政策护航。他们想从技术上解决国有企业的问题，但他们没有想到权贵式资本主义是否会成为大气候。等顾雏军一被抓后，“赞成”上升为情绪，情绪主导了公共舆论，很多人就不敢说了，因为思想试验田的庄稼已经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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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反对方，多年后来看，基本是一批卫道者，他们反对出现权贵资本主义式的改革，对挺顾派大加挞伐。单从游戏过程看，这一派最讨公众喜欢，他们是新闻舆论影响下的公众舆论的宠儿。保守主义者从来都生活在政治表态的阵营里，他们确实有公共利益的出发点，但问题是，这一派并没有给出问题的解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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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一句话概括那个论战很有代表性，前一派在谈问题，后一派在谈主义，在2005年的政治与经济语境下，双方的争论陷入了怪圈，调和分歧的方法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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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皇甫平发表中国改革不可动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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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旧历年末，在改革论争的激烈拉锯战中，借助民众参与舆论票决，反改革派基本占据了上风，改革派声音渐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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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春节前，理论界吹来的第一股清风是来自2006年第二期的《财经》杂志。当期的财经杂志有两篇文章，一篇是总编胡舒立对日本改革大将竹中平藏访问的深度文章，一篇是皇甫平《改革不可动摇》的评论。这两篇文章宏大的历史编辑观使《财经》在中国经济界最大的思想事件上成为唯一明确而深度发了声音的媒体。站在2012年的历史视角去看这件事情，仍然佩服《财经》的理论勇气和新闻决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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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够读出那期研究日本改革的封面文章背后的微言大义，以及对于中国改革的忧虑。过去几十年中国改革一直有起伏，一个最重要的转折点就是1992年前后。当时，在改革空气越来越闷的中国社会，上海的皇甫平在《解放日报》发表了改革不可停止的文章后，可以看做后来邓小平南巡谈话的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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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历史又走到了一个关口，历史似曾相识，人们又听到了那样的声音。人们一定还记得，最值得关注的是，理论争鸣变成了电子社区世界的票决式斗争。否定改革的思想抬头后，将当时主流的经济学家送上了道德审判席。这正是2006年的改革之争最令人担心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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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期杂志上，皇甫平（原《人民日报》副总编周瑞金）先生发表了《改革不可动摇》的评论文章。明眼人能够看出，这篇文章对于形形色色的打着公共旗号的“新左”进行了冷静而大胆的批评。皇甫平的文章说，以批判新自由主义的做法来否定改革，是从根本上对于中国历史的否定，是对于邓小平理论的否定。如果把看病难、上学难、买房难这些问题看成静态的问题，要求停下改革来解决问题，实际上是一种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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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甫平的文章几句话就抓住了问题的核心。看病难、上学难是中国最后两个没有触动的改革禁区，这两个事实倒逼出了民众的情绪，使得2006年论战时改革本身的合法性受到了质疑。2009～2010年，中国陆续披露了一个折衷的医疗改革的初步方案，而教育体制改革的方案始终没有出来。改革的尾巴最可能把整个身子拖入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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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期杂志上，胡舒立在开卷评论中的标题是《改革的成本和不改革的成本》，结合他本人对于日本金融大臣竹中平藏的深度采访，通过日本经济界对于失去的黄金十年的反思得出的结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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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车之鉴，教训深重。中国远不如日本之发达，为避免“日本病”之灾，更应珍惜今天的时机，推进改革决不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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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舒立与皇甫平的文章思想上是相互呼应的，人们能够读出后面的意义和他们的远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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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个政治风向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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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有惊人的相似性，那一次，新左派似乎非常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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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篇文章出来后，虽然正逢中国旧历新年，但它们随后在中国引起一次巨大的讨论潮。一度低迷的改革派，开始借助皇甫平的文章，重新借用1993年改革时的历史灵光和信用，为十七大之前的中国继续呼吁支持改革。但反对的声音空前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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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之争无可厚非，但是空前强烈的反对声音确是一个不祥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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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子世界里，大众如海洋般的声音下，精英话语正在被打碎和解构，主流经济学界受到的质疑和拷问越来越升级，每一个人都恨自己没有骂过顾雏军而使自己在当时显得多么没有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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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6月～9月，《北京晨报》、《经济观察报》、《21世纪经济报道》、新浪网在不同阶段对于“郎顾公案”的一层一层升级报道，使一个学者与商人的恩怨，并使经济学界左右之争上升为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的对决，最终上升为中国还要不要改革的大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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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多走一步就会变形。2005年，当保守主义全面抬头后，对于皇甫平文章的理性渴求已是一件困难的事情。真理的认识从来与职位无关，虽然皇甫平本人已经退休，但他对于这一历史时机不寻常的嗅觉对当时的中国公共舆论界是一笔重要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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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甫平在邓小平南巡谈话前的政治先觉对于后来的历史镜鉴何其相似。如果左右之争，或者所谓的新保守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争只是一种学术争鸣也罢了，但中国的事情从来都是，走一步退两步，新左的声音一旦抬头，就会矫枉过正，成为一种理性的反动。新左最有效的武器不只是意识形态，而是挟网民（人民的一个电子身份）为人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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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1982年、1992年的理论界意识形态论战，2006年那次论战是不对称的，是精英与草根同在一个讲坛里讨论的混乱景象。在这一景象中，舆论的模拟票决正在悄悄形成：民粹主义已经完全抬头。以互联网为平台的电子“民主机制”中，如果一旦打碎精英的理性话语，公众就会在互联网这样一个情绪的媒介上形成票决的传染与共识，继而将之票决为一种社会思潮，并且可以大范围流行。在上个100年中，20世纪30年代的欧洲纳粹主义（一种民族主义思想）与中国的复兴社思潮如出一脉；60年代的中国红海洋与德国校园运动、法国红卫兵与南美的革命理想主义都不约而同，棋出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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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如果只是追求票决的意志，理性的社会就会萎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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