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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法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专利，华尔街的投资家是这一信条忠实的信徒。坏天气总有到来的时候，但好天气也总有过去的时候。在一个加速的全球化统一游戏规则的金融业中，全球金融风险就和全球变暖一样，并不总在遥远的国际新闻报道中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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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1987年受到股灾的那次重创，是全球化金融矛盾的一次大爆发。表面上看，这只是美国股市中发生的，但其生成机理与后续影响，是全球性的。正是那一次危机后，使美国加重了对日本施加的处罚性改革影响，造成了1989年日本的股市灾难。随即日本进入了失去的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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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的经验教训，只是西方的内参，对于泰国这样的年轻的“四小虎”之一，无论在金融体系上，还是国家经济的方法论上都过于西化的国家来说，1997年注定是“血光之灾”。房地产泡沫的后面，是泰铢的升值与地方政府卖地；就像日本1987年的房地产泡沫后面是日元的升值一样。中国的房地产泡沫后面，是本土货币的升值与地方政府的卖地。对于外国投行唱好人民币更快速升值，以此来解决中国贸易问题是戈培尔式的重复宣传术鼓吹，一定要小心其后面的潜在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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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我专门采访了国内一批著名的宏观经济研究学家。他们有来自学院派的，有来自投行的。有趣的是，11名经济学家中，有10名认为，美国的次级贷危机之影响力是出乎中国经济学者的意料的。在向他们问及中国潜在的金融风险时，一半的人选择认为，处理好人民币升值的节奏，是避免中国发生潜在金融危机的不二法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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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担心也在基金经理中间不约而同地存在着。和讯网在2007年评出中国十个明星基金经理，在对他们的一个问卷中，有一个固定的问题是：请你讲一下你最近一段时间来阅读过的一本书。结果是这样的：华夏现金增利的基金经理韩会永正在读美国人写的《即将到来的经济崩溃》、广发聚丰的基金经理邓晓峰在阅读《韩国启示录—韩国经济危机实录》、兴业可转债的基金经理杨云在阅读《金融危机真相》、中邮核心精选的基金经理许炜在阅读格林斯潘写的《动荡年代》等。他们的阅读取向，反映出光环褪去的中国金融界精英群体性焦虑与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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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A股在21世纪初有一点收获的话，基金经理走下神台，从头补课，老老实实学习风险读本，算一点点收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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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飙年代的碎片：中国经济黄金十年 第十二章 房子：神话建构与解构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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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因为楼市泡沫和任志强的歹毒言语，“穷人”这样的词语在中国重新找回了它曾被尘封的历史含义并企图复活的基本语境。任志强的符号意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语言上的挑衅性和对于中国社会心理脆弱状态的成功把握，从而使自己成为一个声名大震的“娱乐化”的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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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第1个10年是一个互联网时代，如果我们把这10年尤其是后5年关于房地产的文章打印出来，估计A4的纸可以珠穆朗玛峰那样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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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非典”后，随着一个名为“人民币升值”的新名词像导火索慢慢点燃，一个纠结着数不清利益关系的炸药包挟持了中国。它纠结着这么多的社会利益元素，几乎像一个解不开的麻线团。房地产，它开始纠结着这些复杂的问题：中国社会信仰的合法性、商业伦理的扭曲、民营企业的原罪、仇富的社会思想、独生子女时代的中国忧虑、农民与乡土梦想中的城镇化、中国土地性质的再界定、中央与地方财政死结、政商勾结、互联网上的民粹主义、楼市泡沫化、“蜗居”时代的中国人心理与情感……在一个产业的发展中，地产商成为一个令社会仇恨的“富人”代名词，他们养着自己的研究机构、赞助媒体并且撰写博客与微博，成为一个混合着娱乐与铜臭的名人群体。在楼市的大跃进中，老城区与普通人的拆迁遭遇已经变成了影视剧与文学故事。对抗拆迁的“钉子户”，他们的故事则交融着血泪、堂吉诃德和黑色幽默式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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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楼吃人”的大型运动中，那些故事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做出了背景并添加了苦涩的元素。房地产业在改革开放的前20多年，并没有杠杆整个中国各个社会阶层，这种改变发生在人民币升值前。如果用一句话概括中国在2000年代的楼价的飞涨和它的乱象，也许可以这样表述：房地产突然加强的金融属性，杠杆并扭曲了中国经济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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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升值预期，导致境内外热钱开始潜入楼市并疯狂拉抬价格，热钱与人们麻木的认识仿佛一夜间发现了那个秘密：楼市是一个可以掘金的市场。资本的轮番炒作从2003年开始，到2010年间就已经让北京、上海、深圳等核心城市的房价上升了4～5倍，而同期，在经历过一段起伏的通货膨胀后，大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长基本是个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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炒楼资本找出各种杠杆支点来拉升房价：人民币升值、人口红利、城镇化；对比香港、台北与汉城等临近国际都市的楼价来寻找国内楼价的合理性。2004年的楼价上涨先从深圳等南方城市开始，然后有计划有节奏地转入上海并在那里制造了一场神话，随后开始北上到北京。炒楼大战中，国际资本是第一轮炒作，江浙与山西等地的产业资本是第二轮炒作，普通市场投资者是第三轮炒作。三轮下去，房价节节攀高成为这一段岁月中国人生活中的神话。2006年中国经济出现一些趋冷迹象后，房价一度有所犹豫，但在与政府的博弈中，它开始看到了底线在什么地方。2007年，包括炒家在内的舆论基本共识：中国楼市泡沫已经十分严重了。当时的情形是：A股与楼市，像两个巨型的提款机，帮助人们在几个月的时间内就能财富翻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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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006年后期，情形已经十分危险了。普通人的认识在舆论上共识后，仿佛心理已经失控。羊群效应建立在古老的生活哲理基础之上，房子是看得见的，是保值的。这时，一部分清醒的人开始撤出，比如，摩根斯坦利前首席经济学家谢国忠就卖掉了私人在上海置办的房子，以实践证明自己对于市场的判断；很多国际资本也清理了在深圳和上海的楼市项目。他们不想在击鼓传花的游戏中接最后一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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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2007年突然而至的金融危机成为一个变量，完全推翻了前面全部调整政策的合法性。金融危机爆发后，房价开始下降，现代电子舆论的强大暗示中，决策层与智囊都从美国的负面消息中受到了巨大压力，楼市重新成为中国重振经济的杠杆，因为它的下游有一个庞大的产业链。在一浪接一浪的打压后，突然180°转弯，又仓促出台了房贷优惠这一令人生疑的政策。7折的利率优惠、鼓励购买多套房、首付门槛降至20%，这些措施让投机资本在撤退中又看到了希望之光。20%的首付意味着5倍的杠杆，这在当时破落的股市上是根本看不到的。2009年楼市突然复苏，并成为中国经济的救命恩人。随即，楼价快速升高，价格的奇迹已经完全地打垮了包括谢国忠等人在内的大批专业人士的预期，北京的新楼开盘价普遍开始冲到30 000元人民币以上。如果不是因为神经麻木，国民对此可能会因此昏厥。楼市的疯狂游戏冰火两重天，一年前还是冰川期，一年后就是火山喷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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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也仿佛过山车，仓促的楼市刺激政策仅仅一年多，2010年，中国号称最严厉的楼市新政又出台了。此前，这样的“国×条”已经狼来了好几次。资本市场、投机家、地方政府、国有企业都在与中央博弈。2010年“两会”，温家宝对房价的表述刚刚结束，央企中化国际旗下的一家地产公司就天价拿走了北京广渠路的一块土地。随后，中央出台了严格的楼市控制政策，包括北京、上海、深圳等核心城市用行政手段禁止购买第三套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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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市泡沫和它看不清的真相，是2000年后中国社会生活中的一个巨大事件，它来得快变化得快，直到今天人们仍然不能看明白：它是自然的成长过程，还是它会像日本的楼市泡沫一样？这种压抑与紧张在2000年代令所有国民心情焦虑，一个焦虑而抑郁的社会阶层在生长。假设在某一个时段楼市泡沫破灭，2004年以来对于楼市的所有评论中很多内容可以成为历史的印证；如果楼市泡沫没有破灭，回头看那十年中国社会各阶层对于楼市的评论，则几乎像一个人在梦中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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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符号任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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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产商成为为富不仁的代名词并引发社会仇富只是在2003年中国经济过热后才出现的，其实只有短短数年历史。在房价节节突破政府与老百姓的心理点位后，它突然在量变中质变，成为一种不安的社会心理。你可以从任志强与“蜗居”这两个符号上找到这个时代一套房子和它对于中国城市市民的全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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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常规意义上对于中国楼市的研究与理解，在资产泡沫吹大和媒体文章泛滥后完全失去了价值与阅读意义。社会情绪的潜流日夜不息，关于房子的故事开始外化为文学作品与影视剧，并继续暗示着社会仇富心理的滋生，并直达数量庞大的学者群。任志强是这个世纪第一个十年中成为社会与娱乐名人的房地产商。他在操控舆论和建立自己的话语权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媒体渠道的过量，使任志强成为一个金牌话题供应商，他通过自己的博客和微博，在与传统媒体的互动中实现了媒体能量杂交的空前影响力，并完全可以不借助媒体而自己直接发出全国性声音。在电子媒体的空间中，任志强与各类学院派专家的交战，使其身上最初附着的“邪恶地产商”的符号意义竟然荡然无存，反而变成为一个“讲真话”的老大哥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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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夏天，《东方企业家》杂志的一期封面人物是任志强，名为“傲慢与偏见”，这一主题恰当地浓缩了在普通人心中这个时代地产商的道德定位。在北京首都机场的书店里，这本杂志像邮票4连张一样挂在一起，来来往往的乘客在北京2万元每平方米平均房价的心理阴影中，和这个人的头像一起组合成中国房地产业的市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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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因为楼市泡沫和任志强的刻毒言语，“穷人”这样的词语在中国重新找回了它曾被尘封的历史含义并企图复活的基本语境。任志强的符号意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语言上的挑衅性和对于中国社会心理脆弱状态的成功把握，从而使自己成为一个声名大震的“娱乐化”的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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