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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发达的债券市场国度，“两房”是美国人汽车洋房梦想的守护神。那些文学描述与政客承诺的美国式生活，华丽的外表下基于从东海岸往西海岸万家灯火的、人人有房住的美好现实是以社会理想作为信心支撑的。当摩根斯坦利、花旗、雷曼、美林、瑞银、贝尔斯登这些华尔街轮盘赌的玩家被玩倒的时候，那句埃及的古老的历史预言重新起效：大地像陶轮一样翻转了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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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就像阿迪达斯的广告词一样Nothing is impossible（一切皆有可能）。在一个全球化市场中，怎么会有不可扳倒的玩家呢？ 日本经济在80年代末几乎不可一世，那时，关于日本的任何神话都变得那样合法。可是到了1989年就灰飞烟灭了，今天质疑日本的那场危机一切又是那样合法。美国就在这样的华丽的合法外表下，一场中国学术智囊都没有搞明白的次贷危机，几乎将半个国家的财富断送。5.4万亿的债券，几乎美国一半的GDP，说它是半个国家的财富也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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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房”问题不仅是一个美国问题，还是一个全球化问题，这是它经济学上的样本意义所在。在美元强盛的时候，全世界的央行与政府购买了大量“两房“债券。作为像彼得·林奇一样有信心的投资者，各国政府把美国经济看成铁板一块，把“两房”看成为美国经济的两个支架。解决“两房”问题，保尔森不只面对的是美国成千上万的家庭，还有全世界种种投资机构对于美国和美元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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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四大银行在2008年下半年披露中报时，已经公布了持有“两房”债券的，共有310亿，其中中国银行的持有额度高达172.86亿美元，建设银行则有32亿美元，工商银行持有27亿美元。虽然他们在2008年6月后一度减持美国的机构债券，但这样的反应已经很慢了。美国次贷危机是2007年下半年爆发的，中国的投资机构在这件事情上的反应与互联网传播信息的同步性是严重不相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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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对于中国四大银行也好，对于其他国家的投资机构也好，“两房”国有化也可以看做美国政府为全世界的投资机构的背书。在解读这样一个美国金融危机样本时，中国在里面能吸取很多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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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初的拉美金融危机、90年代末的亚洲金融危机都是美国有效拉开与潜在追赶对手距离的战略时机。尤其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直接打击了日本、韩国、中国香港等亚洲经济小引擎的追赶战略，美国在金融领域看不到对手。也是在那一年，对冲基金就像这个时代的物种入侵或转基因技术一样，借助美国的自由经济哲学而成为合法的、魔鬼般的进攻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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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金融危机时，美国批判香港曾荫权领导的特区财经团队狙击老虎基金的历史性一周。香港特区政府开进市场，在当时的政治与经济语境下，是对于自由市场与自由主义的游戏规则的极度伤害，尤其对于亚洲这些凭借嫁接路径发展自由市场与自由政治的国家和地区而言，这样的做法在意识形态上面临的危机更大。在随后的反思中，香港特区的中国儒家式实用与灵活方法论反使它成为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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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开进次贷市场，“两房”国有化可以看成是美国自冷战以来最大的国家干预行动。它使得美国的自由市场意识的推销者进入了前所未有的思想困境，他们不但要与美国价值观格格不入的一批名词打交道，还得在意识形态的霸权建设上自相矛盾。英国《金融时报》评论员马丁·沃尔夫认为，在生存面前，除了国有化“两房”，美国政府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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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香港经验还是美国经验，都有一个经济哲学问题：危机的时候，要利还是要义？如果说，在利的层面上，美国获得了一个还算可接受的现实，但未来呢？政府国有化的先河一旦开了，美国的自由市场信仰的未来还会光明再现吗？这才是最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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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面包还是要主义？美国的“两房”国有化的意义，正是在金融危机中，提供了这样一个思考的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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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飙年代的碎片：中国经济黄金十年 第十四章 自由资本主义暂停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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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经济史就是这样一个大钟摆，晴天的时候屋里坐着弗里德曼；阴天的时候，凯恩斯就要敲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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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堆形形色色的“-ism”——主义。它在公元2007～2009年，帮助中国政治与经济学界重新梳理自己的信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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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主义、实用主义、自由资本主义、社民主义、国家经济主义……这是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全球受众在2008～2010年学习到的一组政治经济学术语。动荡的年代中最动荡的是意识形态斗争，美国人也不例外。既然奥巴马让人们看到罗斯福的影子，那么弗里德曼在坟墓里和凯恩斯交接一下理论指导权，都是当时语境下完全合法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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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至2010年，美国监管制度改革方案也使得观察家得出结论：自由资本主义在美国最后一个堡垒中按下了“暂停”键。《资本论》在欧美的销量上升时，弗里德曼的货币理论至少要休息一段时间，而保罗·克鲁格曼获得2008诺贝尔经济奖是一个折中的信号，看来，美国在当时确实选择了实用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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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世界，只有微乎其微的媒体如英国《金融时报》，在人们心理几乎绝望的时候，还在用社论继续坚守自由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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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8～2010年的“主义”词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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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ism）这个词在英文中用得要比中文泛滥得多。一种学说成为价值观的时候，就是一个主义产生的时候。上个世纪初，胡适看到“主义”在中国学者的文章中太多时，曾有一条经典的批判警句——多研究一点问题，少谈一点主义。金融危机的时候，欧洲与美国人也迎来了形形色色的“主义”。解释几个这次金融危机中有关“主义”的词条，能看到金融危机中美国政治的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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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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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多研究点问题的价值观仍然是一种“主义”，这是美国哲学家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这个美国在上个世纪最主要的哲学流派深深地影响了这个国家的思维模式与价值观。奥巴马上台时，人们问他，你是坚持凯恩斯主义呢？还是坚持自由资本主义？奥巴马回答说，我只坚持实用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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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看起来像是一个巧妙的回答，却是美国在金融危机后新领导人的价值观。经济观察家看到美国金融危机对于它的金融体系的伤害，很少看到它对于美国经济哲学的动摇。从长远看，后者对于美国这个国家的深远影响也许只是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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