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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恰恰是“9·11”事件后全球政治思潮演进的一个重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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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事件是欧美政治意识形态的分水岭，东西方冷战语境下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战，在整个东欧倒塌十年后，更换战场，上演为文明的冲突。传统政治的语言体系在拉登炸毁了美国的世贸中心后，逻辑规则出现了混乱：阿拉伯部落力量的信息超限战，在一个互联网传播语境下，实现了弱势力量的中心化，边疆意识形态放大为中心；俄罗斯则在普京的“国进民退”战略下，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平衡，寡头政治受到了抑制；欧盟与中国旷日持久的纺织品谈判与贸易报复战暴露了传统自由市场观的狭隘之处。中国自己则在全球化的突飞猛进中，因为人民币升值与全球商品牛市带来的意外之喜，庞大而陈旧的国有企业一夜间成为维新巨人；也是从《嫁人就嫁普京这样的人》流行不久，“国进民退”成为2000年代后半段中国经济理论界争鸣最激烈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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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冷战政治框架的掩盖下，国家经济主义在20世纪80～90年代一直潜行在欧美的经济信仰体系之下。弗里德曼与哈耶克的思想体系指导下的资本主义，在互联网出现前度过了它最后的一段美好时光，这也是中国的经济学家信仰的最后一个西方经济学典型版本。互联网与全球化的并行，虚实结合地重新书写了一个阶层抹平的世界，它完全改变了既往的全球经济语境。世界制造外包到了中国，世界服务外包到了印度，两个东方人口大国突然间因为经济量变而质变为两个“高点”——亚洲升高了，欧洲降低了；大西洋变宽了，太平洋缩窄了；全球化结构性地出现在中国与印度了，自由资本主义理论性地进入学院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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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在全球盛极一时。欧美的民主党信仰者在惊慌地阅读着可能平行流入亚洲的工作机会；中国华南与印度班加罗尔热气腾腾的生产与外包基地则心怀喜悦地畅想技术带来的民主世界的未来。不过，好景不长，世界固然是平的，当利润与就业从美国和欧洲流出的时候，国家的边界重新徐徐升起，将抹平的世界重新切割成一张全球地图。马歇尔·麦克卢汉在1960年的马夫里特论坛上曾经形象地比喻说，加拿大是一个艺术化的角色，它作为一个边疆的角色提醒美国，美国不是世界。“9·11”事件之后，本·拉登的存在也先验地提醒美国，在政治与宗教地图上，美国只是一个国家不是一个世界；中国的世界工厂也在经济上提醒美国，美国不是全球经济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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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经济主义思想下，“经济外交”的提出在中国不是偶然的。传统的政治大国在调整外交在经济交往中的权重，外交部的年度工作总结中，经济外交都有了一个加着重号的强调。“人民币”第一次将中国企业鼓励到更远的土地与市场上去发展，货币扩张对于国家经济与政治产生了第一议程式的影响，中欧纺织品谈判的胜利、中国铁矿石谈判的失败则正好用两个例子证实了国家经济主义在全球化中扮演的新角色。互联网的全球同步传播，使国家间的文字交往史突然逆转为口语交往史，这使得外交官们在冷战结束后重新找到了火热的战场。人们会看到的是不断扩大的经济外交功能和渐渐缩小的纯政治外交功能。“中非论坛”就是一次西方传统眼光中负面意义重重的中国经济外交行动。中国在非洲的特别年代经营而预留的种子，在人民币升值与中国的企业扩张中，获得了一个格外的契合而成为新兴大国与新兴市场的联手行为，这样的发展与合作模式也是出乎很多传统西方政治观察家预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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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国家经济主义，对内表现为2000年代后半段的“国进民退”的企业发展环境形成。这与此前的“国退民进”的国企改革宣言是完全相反的。至少在2010年前，国有企业奇迹般的黄金发展令它的话语权激增。作为一个世纪关键字，“国进民退”在技术层面的问题之外，最值得思考的是它对于中国的政治意义：一方面，“央企行业化”的垄断式发展，让它在中央部委和省级政府之外，成长为一个中国隐性的行政架构第三级；另一方面，中国的政治语境在现阶段并不能在绝对意义上接受一个完全由民营经济主导的社会。国资委这个非中央部委的机构，虽然它的权限还没有完全介入到金融与军队的全套经济体系中，但总体上说，它把自1949年以来中国传统工业与农业架构中的核心力量全部聚合到了一起，形成了几十个在全球都有影响力的庞大的、小社会式的央企集团。这些集团因为其地理跨界与行业跨界而成为左右国家政治走向的新力量，这一点直到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才慢慢为政治观察家们所发现。央企集团首先在全国划界了自己的垄断范围，然后在产业链上划界了自己的基础地位，最后通过“产融结合”尝试成为举国轻重的大型财阀。上个世纪后半段，日本与韩国的国家主义宠儿——财阀，在中国的政治架构中成长为一个合法的力量。以中国石油为例，它在石油的全产业链上不仅布局深远，同时，通过金融布局，慢慢渗入银行、保险、证券、信托等全套金融产业链。这种闭合式庞大企业集团已经成为中国的新第三极政治力量。最新的一些标志是，自2000年以来，大型央企业集团中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地方领导人或中央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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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经济主义是2000年代后期最大的一个让全球化推动者感到不安的话题之一。21世纪开始的头一个10年里，国家经济主义徐徐登台：从法国到俄罗斯；从美国到中国；从加拿大到澳大利亚。国家重新解释了自己的经济功能，它的话语权不断加码，在政治上将全球化、经济组织（包括WTO）一度推到了边缘，这是历史的钟摆回调还是国家主义最后的灵光？法国为空中客车这样的大宗物资寻找买家，美国就要为波音寻找买家，中国也知道，大飞机多么的重要并且在2010年的珠海航展上首次接受了几十架大飞机订单。美国的第二轮量化宽松与民主党在美国的政治主张虽然不一致，但奥巴马必须绕开民主党的自由市场与传统资本主义思维模式，从中国和印度为美国要到上百万个工作岗位，虽然华尔街已经为他和民主党投出了反对票。澳大利亚与加拿大过去是欧美的边疆，他们今天成为发达的资本主义资源输出国，澳大利亚的资源垄断力量，在2009～2010年就完全改写了陆克文的政府理论，并成为国家经济主义的代言者。加拿大则完全否决了必和必拓这一全球能源巨头对于加拿大钾肥公司的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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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类在工业革命后的发展史能够看出，经济危机每次到来的时候，意识形态的崇高性就会收缩一次。国家经济主义并不是未来世界的决定性经济主导信仰，但它在2008年后的金融危机中，已经让弗里德曼与哈耶克的信徒们靠边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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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法国一叶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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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喜欢神秘主义，就可以从一些奇特的细节去一叶知秋，因此，不得不提到法国前总统希拉克的一次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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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春天，在欧盟的一个大会上，由于发言者在发言中把法语改成英语，法国总统希拉克率两名财政高官抗议性退场。旋即，当法籍的一名欧盟高官出来发言时，希拉克又重回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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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拉克传出的信号让意大利人不安，这是法国强烈的国家经济主义的信号。那段时间，为了阻止意大利的ENEL公司收购法国的能源商SUIZ，法国甚至让国有的天然气公司收购了后者。更早一些，印度钢铁大王米塔尔想收购卢森堡的阿塞洛钢铁公司时，法国人同样传递了要否决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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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本主义精神强大的欧洲，法国是资本主义色彩最浅的国家。在近现代的数次革命中，法国的社会主义同情者与他们的艺术关怀世界的气质混合为一种独特的社会理想。在欧洲的一体化中，法国人心中的起起落落始终伴随着欧洲分裂的不安信号。这种戴高乐主义在2000年代初的全球化高潮中，面对中国与印度的崛起，面对欧洲的传统生产工业受到的冲击，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国家中沉积许久的国家经济主义都在抬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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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经济主义的思想蔓延对于想理性地享受一体化市场的欧洲人来说是一个威胁。当一种新气候慢慢到来时，再坚强的鸟类也要作出本能的改变。在意识形态领域，这样的一种威胁有时候走的是回头路，但人人会感到自危，每个国家都感到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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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的俄罗斯“掐气事件”已经让欧洲感觉到，全球经济一体化似乎是个概念，一根石油管线就可以改变欧洲的冬天。2008年一连串的俄罗斯输欧天然气“断气事件”重新论证了全球化的脆弱性。在民粹主义的声浪中，从美国到俄国，从中国到日本，从法国到波兰，国家经济主义的呼声成为票决者最大的民意。2005年冬天，《耶鲁全球化》曾警告过，1930年代正在上演；2008年时，政治观察家们完全发现，无论是美国的次贷危机还是俄罗斯的断气事件，从经济与政治上都是完完全全的20世纪30年代的翻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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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人们仍然不要忘记，欧洲大陆是由以法德为主体的国家组成的欧洲。法国经济走下坡路，戴高乐主义就会高涨，这种风气从2002年的伊拉克战争反对美国的示威中就已表现出来。随后在欧洲的宪法法案被法国绞碎后，“欧拉伯”还是“阿拉伯”的反思就一天也没有停止过，伴随的还有法国报纸关于法国已经衰落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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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庞大的社会福利负担，在一个自足的经济体系中运行多年后，遇到了土耳其这样欧洲南部国家的侵蚀，也有东欧便宜的劳动力将他们的产品打入法国；外围还有中国的东南部和印度的商品。他们以全球化名义来到这个国家时，遇到的第一反抗阵线是工会与保守政治力量。最后能成为武器的仍然是国家经济主义——外交和知识界重新包装宣传的政治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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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马歇尔计划拯救的欧洲是工业人最后的一次辉煌。“西欧”这个概念在20世纪60年代的教科书中曾经包括日本。那个“欧洲”十分短暂，它和它的印刷文化、工业体系、基督教、自由资本主义混合坚持的全套价值体系，在90年代后期就遇到了来自中国和印度强有力的挑战，也遇到了东欧传统社会主义地区强有力的挑战。整个欧洲没有建立一个系统的信息高速公路和IT政治思维，欧洲的国家经济主义是在中国和印度的廉价商品与服务下打出来的。即使欧盟内部的争斗，这样的意识形态只不过是从欧洲传统的国家斗争史中重新寻找借口罢了。因此，法国阻止意大利公司的收购，仍然是在旧工业思维中对于旧工业符号的保护，这种保守性已经成为欧盟地区经济发展的思想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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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叶知秋。尽管希拉克的文化保守化之举可以赋予各种民族主义自尊感的解释，但不OPEN和不开明的国家从来都是穷国或走向穷国的国家。孟子云：仓廪实而知礼节。国家何尝不是如此？自2005年的中法文化年起，戴高乐主义东征让人充满了期望，两个大陆强国都有着深刻的农政思想，都有着庞大的国有企业，都有着国家经济安全的意识，都有着关怀天下的政治理想冲动。那一年，法国把能搬来的印象主义名作全部搬到了中国美术馆，从莫奈到雷诺阿，从毕沙罗到塞尚，那些在画作中观察过工业革命高潮时期的法国艺术家，让他们的作品在亚洲重新回味一个前所未有的青春期。这一充满了古典气息的国家蜜月期只有短短数年，到2008年法国巴黎的抢夺奥运火炬事件后便戛然而止，它好像从正反两面论证着法国作为欧洲独特样本的国家经济主义的左突右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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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希腊与葡萄牙在2010年因为主权财务危机而焦头烂额时，欧盟的财政信用也显得那样微弱，法国因为苦心经营的、在欧洲政治架构中保守的国家经济主义反而获得了特定环境下的成功之路。这个有着欧洲生产效率较低下的大型国有企业系统的国家，同样有着庞大的工会势力与农业力量，农政与国有企业主导下的政治信仰培养了一种较为低级的混合资本主义，这使法国经济成为欧洲受美国次贷危机影响较小的地区之一。2010年的G20峰会前，在讨论全球化架构中的国家利益战中，中国国家领导人重新访问法国，两个大陆国家出来平衡G20的声音，是法国与中国的国家经济主义又一次特别的携手。这就是21世纪第一个10年欧洲的政治现实。同样，也是全球的政治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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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一叶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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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的一叶也是中国的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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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借助互联网开展的规模庞大的改革争论中，最大的一个后果是国家经济主义的重新强化，对内表现在“国进民退”的企业环境的演进。虽然没有做出明确的制度安排，国有企业在一种微妙的气氛中获得了特别的支持，它们好像在一夜间突然搞明白了前30年从美国进口的企业制度理念的真相，突然间发起了一场规模巨大的卡位战，它们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自己的渠道、自己的资本来源、自己的渐渐自信的企业文化与自己在国家经济中的新角色。这一变化速度之快超出我们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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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顾公案”揭开的不是企业治理研究的技术性争论，最终的是所有制是与非争论。随后，方向悄悄地起了一点变化。2005年，国家发改委的“中国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上，很多中央部委都提交了表态改革的具体工作方向，可视做信号的转变。甚至有一些人提出重新提振原国家体改委的机构地位，在改革最关键的时候继续保持理论的上攻姿态。但是，这种争论的历史语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逆转，吴敬琏2005年在香港的一次演讲中抱怨说，本来是改革攻坚年的2005年最后一度变成了争论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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