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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通货紧缩之前连续五年的投资增长实际上是从1992年年初邓小平的南方讲话开始的。小平同志在南方讲话中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就必须由投资来进行推动。五年来不仅国内企业受到“南方讲话”精神的感召快速地增加投资，而且外国企业也加大了对中国的投资力度。1992年以前，外资在我国固定生产投资中的比重没有超过5%，但在1992年以后这个数字上升到12%，最高达到过20%。几年下来整个国民经济发生了很大的结构变化，中国从所谓的短缺经济变成了过剩经济。由于中国的通货紧缩是过剩经济所带来的供给增加造成的，不存在财富效应，因此消费方面不会受到影响，因此消费增长的速度基本和过去相同，大约在年均增长7%左右。在投资方面，虽然私人投资因为生产过剩而有所下降，但因为中国仍处于工业化的早期，技术和产业升级空间很大，同时政府采取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加强了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因此投资仍然保持了每年10%左右的增长速度。以这样的消费与投资的年均增长速度，经济增长保持在7%—8%是完全正常的，中国经济增长的真实性应该得到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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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思想影响了整个90年代的企业精神甚至是民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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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自1997年开始连续三年的能源消费量下降，同样不能以国外的经验来解释。在90年代初以前，中国一直处于短缺经济的状态，需求远远大于供给，因此当时的乡镇企业即使在技术水平低下、能源消耗量高、产品质量差的情况下，仍然得到了很大的发展。1998年之后出现了明显的生产能力过剩，供给超过了需求。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质量差的商品首先退出市场，紧接着技术水平低、能耗高的企业也随之退出，这一过程直接导致了1998—1999年乡镇企业的大量破产和大量的农村负债。取代这些破产企业的是产品质量高、技术水平高、能耗低的新型企业。因此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情况下，能源总的消耗量依然会接连下降，其实是生产方式改进带来的有利影响。随着产出继续增长，能源消耗必然也要增加，所以从2000年开始，能源消耗量又恢复到了正常的增长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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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通货紧缩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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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中国的通货紧缩没有伴随经济的低增长，但也仍然产生了许多不良的后果。上面讲到中国的通货紧缩是来自连续的快速投资造成的生产能力过剩。生产能力过剩就意味着物价普遍下跌，企业作为供给者盈利下降、亏损增加，同时工厂里出现大量的产品积压，因此开工严重缩减，所需劳动力数量也会减少，这就直接引发了就业问题。此外，如果企业普遍亏损，那么银行的不良贷款数量也会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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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解决通货紧缩问题政府有两个手段可以使用：一个是货币政策，一个是财政政策。所谓的货币政策就是靠政府增加或者减少货币供给来影响市场的利率。在出现通货紧缩的时候，政府可以增加货币供给，使得利率下降。这样一方面会刺激投资，因为利率是投资的成本；另一方面会减少储蓄，因为未来消费的价格上升了。在正常状况下降低利率的确会起到刺激需求上升的作用，但在通货紧缩时期，这样的货币政策往往很难适用。首先，即使利率降低为零，但只要借钱要还，当社会已经全面出现生产能力过剩，投资的意愿也很难得到提升。其次，如果储蓄的利率降低，正常情况下的确会增加当前消费，但现在由于企业的开工状况不好，工人的收入得不到保证，即使消费意愿可能会有所提高，消费能力也会因收入水平的制约大大下降。在这种情况下，降低利率既不能刺激投资也不能提高消费，所以货币政策基本上是无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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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作用要更直接一些，因为货币政策是通过利率影响投资行为和消费行为，而财政政策或是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由政府直接进行投资和建设，或是通过转移支付增加一般老百姓的收入来鼓励消费。例如，为了应对从1991年开始出现的通货紧缩，日本政府给65岁以上的老人和小学生发放一种特殊的货币代券“日本振兴券”，以此来刺激消费。但是这种做法也会有一些问题，如果依靠政府的财政赤字来刺激需求，那么国债的积累就会非常快。像日本在1991年出现通货紧缩之前，政府积累下来的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0%，在发达的OECD国家算是一个很低的比例，所以当时日本的财政状况是非常健康的。但在推行扩张性财政政策之后十年，日本积累的财政赤字达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140%，在所有的OECD国家中是最糟糕的。所以靠政府财政赤字来刺激消费，虽然有效但不能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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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货币与财政这两种手段基本上都没有太大的效果，这也就是为什么经济学家在处理通货膨胀的问题时，相对而言招数非常多，但在处理通货紧缩的问题时，基本都是束手无策。例如美国在1929年出现了经济大萧条，经济大萧条本身也是通货紧缩。当时纽约股票市场泡沫破灭，突然间所有的财富都蒸发掉了，每个人都变得很穷，很穷的结果就是消费减少，消费减少导致生产能力过剩，随后物价不断下降，投资不断减少，然后消费信心继续下降，从而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这期间虽然有“罗斯福新政”使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兴建了一些基础设施，但是后来的学者研究普遍认为，罗斯福新政对美国经济走出通货紧缩的帮助其实微乎其微，真正帮助美国在1941年走出通货紧缩的是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战时的财政赤字可以无限大，以此才走出了通货紧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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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世闻名的美国田纳西水利工程就是在“罗斯福新政”时期兴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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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生产能力过剩与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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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种政策普遍失效的情况下，大多数国家在面对通货紧缩时，只能依靠时间让一部分企业破产而退出生产，减少产能，同时人口增加，将过剩的生产能力慢慢消化掉。这基本相当于没有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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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通过研究生产能力过剩的概念可以看出，生产能力过剩在本质上是一种存量的概念，比如现在有100台机器，因为市场已经供大于求，所以只用50台来生产就已经足够，那么另外闲置的50台就变成了“存量生产能力”。解决存量生产能力最好的办法就是找到与存量相等的“存量需求”，这种需求既有可能来自于投资也有可能来自于消费。“存量需求”指的是有需求愿望并且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这个概念在市场经济的国家里是不会有的，因为只要有需求愿望和支付能力，在一般的市场经济国家里，这样的需求基本上就能得到满足。但中国是一个转型国家，有很多需求愿望和支付能力可能会因为体制性、政策性或结构性等一系列原因而实现不了，这至少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中消费和投资方面的原因各占一半。如果能够把体制性或政策性的障碍消除，已经积压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存量需求就会像水库里的水一样，一旦水库的闸门打开，就会迅速地被释放出来，把存量生产能力消化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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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存量需求是外国企业的投资需求。持续了三十多年的持续快速增长，中国国内市场巨大，这对外资企业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但是中国政府对外资的进入一直有很多限制。例如中国在加入WTO以前吸引外资主要以出口为导向，中国作为一个加工生产基地，把生产出来的商品卖到国外去，不允许外国商品进入国内市场，不给外国企业国民待遇。因此，这些外商虽然有支付能力，也有到中国来投资的愿望，但由于政策的限制，很多投资的愿望都无法实现。中国在加入WTO以后，取消了各种政策限制，给予外国企业以公民待遇，同意生产的产品在中国市场上销售，同时也鼓励将产品销售到国外市场去，因此外资迅速增加，使中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吸引国，这就是一个被释放的存量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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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存量需求是私人企业的投资需求。民营经济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出现的，经过三十几年的快速增长，有不少私人企业已经积累了相当大的实力，但是按照原来的计划经济思想，国民经济中有很多领域只允许国有企业来经营，而私人企业是不能进入的。在中国加入WTO以后，不仅要给外国企业国民待遇，而且也要给国内的私人企业以国民待遇，让这一部分的存量需求也能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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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存量需求是城市里的消费需求。自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家庭的消费需求和消费能力一直在不断地进步。80年代初，城市家庭必备的“三大件”是手表、缝纫机和自行车，消费水平在100块左右。当时要购买这“三大件”，除了需要攒钱还需要用到各种工业券。到80年代末“三大件”就变成了电冰箱、洗衣机和电视机，消费水平在5000元钱左右。为了备齐这些5000元钱的消费品，一般的家庭是先存钱，然后购买。90年代初“三大件”又变成了空调、音响和手机，消费水平达到了1万元左右，一般家庭的做法仍然是先存后买。但是到了90年代末，所谓的“大件”变成了汽车和房子，在当时汽车大概要25万元，房子要50万元。25万元人民币相当于3万美元，50万元人民币相当于6万美元，对于3万美元和6万美元这样的消费品，即使在美国这样的高收入国家，一般人通常也要以按揭和抵押贷款的方式来购买，因为如果先存后买的话，很多人在存足了钱以后都已经老得不能再消费了。这种消费贷款一般是以个人未来的收入流作为决策的依据。比如，我现在有一份工作，只要我预期未来的工资收入流可以分期付清本利，我就会向银行借钱，抵押、按揭，买房、买车。在改革开放这三十几年里，城市中已经出现了大批的白领阶层，以他们的收入流来看，完全有能力通过抵押贷款的方式进行汽车与商品房的消费。然而在过去，银行贷款主要是用于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投资，城市里的这些白领阶层由于政策性的原因，就没有办法进行贷款以实现消费。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开办银行的消费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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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存量需求就目前来说应该是农村里的消费需求。上面所讲的三个存量需求基本在2002年的时候随着中国加入WTO以及消费贷款的放开已基本得到满足。但以农村的情况看，2002年我国的农业人口比重仍高达57%，但是农村的消费水平与城市比较起来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以家电产品为例，2002年城市每百户居民拥有120台彩色电视机，而农村只有60台，相当于城市的50%；城市每百户居民拥有电冰箱81.9台，农村只有14.8台，相当于城市的18%；城市每百户居民拥有洗衣机92.9台，农村只有31.8台，相当于城市的34%。从表10.2也可以看出，城市家庭对家电产品的需求很早就已基本达到了饱和，而家电产品在农村还有很大的市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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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2 中国城市与农村家庭家电产品拥有量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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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观点认为农村消费水平低主要是由于农民收入水平低所导致的。2002年城市的人均收入水平是7702元，农村是2475元，只有城市的32%。但是收入水平虽然对农村的消费水平有所影响，却并不是最主要的原因。1991年城市的彩电消费为每百户68台，而2002年农村的彩电消费只有1991年城市消费水平的89%；1991年城市的电冰箱消费为每百户49台，2002年农村的电冰箱消费是1991年城市消费水平的30%；同样1991年城市的洗衣机消费为每百户81台，而2002年农村的洗衣机消费只有1991年城市消费水平的39%。从收入水平来看，1991年城市里的人均收入水平是2025元，2002年农村的人均货币收入要高于1991年城市的人均货币收入，并且高出了22%。从价格来看，1991年一台25寸的遥控彩色电视机差不多要6000元钱，2002年差不多只要1200元钱，是原来价格的1/5；电冰箱的价格变化没有这么大，但是2002年电冰箱的价格最多也只有1991年的一半；洗衣机与电冰箱的情况差不多。然而，2002年农村的消费水平实际上远远低于1991年城市的消费水平。由此可以判断收入水平不是消费的唯一限制性因素，一定还有其他的限制性条件在制约着农民的消费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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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要看电视节目就必须能接收到电视信号，但是在很多农村地区电视信号是收不到的。要想接收电视信号就必须安装一个卫星电视接收器，但是一个卫星电视接收器可能就要4000—5000元，前面讲到一台25寸的彩色电视机才1200元，结果农民买得起电视机却买不起卫星电视接收器。在农村地区有一个笑话，说农村的电视机都是雪花牌的，就是指买了电视机却因为信号不好而影响到观看。此外，要看电视除了要有电视信号以外还要有电源，但在中国农村还有不少地区没有通电，有的地区虽然有电却电压不稳，影响了家用电器的使用。而且农村里还经常缺电，尤其是在晚上看电视的时候用电量稍高就会引起断电。因此在这种既没电又没信号的状况下，农民当然不愿意买电视看。洗衣机也有类似情况，要用洗衣机除了要有电还必须有自来水，但是现在的农村家庭普遍没有自来水。再比如电冰箱，电冰箱的特点是耗电量大，平均每天就要用掉一度电，城市里一度电只要四五角钱，但在农村地区一度电常常要一两元钱，如果家里用一台电冰箱每天要用掉两元钱，一个月就要60元钱，一年就要720元钱，农民一年的收入只有2000多元钱，这就出现了所谓的“买得起马，买不起鞍”的情形。所有这些都是限制农村消费那些现代化生活用品的重要原因，要想改变这一状况，提高农村的消费水平，就必须加强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配套服务设施。因此，我从1999年开始提出了改善农村基础设施的“新农村运动”。2005年，国家以政策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任务，涵盖了更多对未来农村建设的规划与指导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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