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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78年年底至今的三十多年间，中国的改革和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GDP年均增长9.9%，中国成为全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对外贸易额年均增长16.3%，中国成为全世界第二大贸易国。人民生活水平和收入明显提高，城乡收入差距缩小，改革让2.3亿人脱离了极端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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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改革所取得的成绩堪称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但是在改革之初，国际经济学界对中国的改革方式不甚了解，甚至有许多经济学家不看好中国的改革。他们认为市场经济应以私有产权为基础，资源应该完全由市场配置，而中国的经济并非如此，国有企业没有私有化，资源配置实行的是双轨制，国家计划还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相当重要的作用。他们认为计划与市场的双轨制会导致配置效率损失、寻租行为、国家机会主义的制度化等问题，是比完全的计划经济更为糟糕的制度安排，有些经济学家甚至认为中国的转型最终会不可避免地因为改革不彻底而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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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的，当时多数经济学家看好的是苏联、东欧的改革，因为这些国家基本上是按照现代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基本原则来进行改革。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在波兰、捷克、俄国等国家推行的“休克疗法”，它包含三方面内容，即价格完全放开，由市场来决定；全面、大规模、快速地实现私有化；消除财政赤字，维持宏观经济的稳定。这三项是西方主流经济理论所认为的一个有效的经济体系最基本的制度要求。这些主流经济学家也知道，从一种经济体系向另一种经济体系过渡，要建立新的制度安排需要时间，要打破旧的既得利益需要成本，但他们乐观地设想，在推行“休克疗法”初期国民经济虽然会有所下降，但半年或一年以后经济就会快速增长，形成一个“J”形的发展曲线。据此，他们认为苏联、东欧的改革虽然比中国起步晚，但很快会超过中国。而中国由于改革的“不彻底”，经济内部的矛盾将会引发种种困难而致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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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转眼十多年过去了，事实结果与90年代初许多著名经济学家的预言恰恰相反，中国经济继续保持了快速增长，而推行“休克疗法”的国家反倒出现了极其严重的通货膨胀，经济发展经历的不是暂时下降接着持续快速增长的“J”形曲线，而是先急剧倒退然后长期疲软的“L”形曲线（见图12.1）。俄罗斯1993年通货膨胀率达到8414%，即一年中物价上涨了84.14倍；乌克兰达到10155%，即一年上涨了101.55倍。不仅如此，国内生产总值急剧下滑，俄罗斯1995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只达到1990年的50%，乌克兰只达到40%。随着人均收入的急剧下滑和收入分配的极端恶化，各种社会指标也在降低。1990年俄罗斯男性的寿命预期是64岁，而1994年下降到了58岁。据2006年欧洲银行所作一项23国23000户的调查，70%的人认为现在的生活比转型开始的15年前差。总之，推行“休克疗法”的国家改革困难重重，并未出现西方主流经济学家预期的效果。在东欧国家中，波兰经济发展最好，国内生产总值下跌20%左右，但是，波兰并没有真正推行“休克疗法”，虽然价格全面放开了，但是，绝大多数大型国有企业并没有私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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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1 1990—2001年实际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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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欧洲与中部亚洲取CSB和CIS的均值。所有统计数据按人口加权。2001年的数据为预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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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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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确实出现了不少问题，例如从70年代末期就开始的国有企业改革到了90年代仍未彻底完成；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有所拉大；金融体系仍比较脆弱；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境况堪忧；对外贸易的巨额盈余与外汇的大量积累造成巨大的人民币升值压力；等等。但另一方面更值得注意的是整个90年代国民经济年均增长10.1%，比改革初期12年间还高出了1.1个百分点；对外贸易维持了15.2%的年均增速。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大幅度提高，尤其城市生活水平提高更快。90年代之前，北京、上海新建筑很少，可在这10年中北京已发展成一个现代化的城市，上海浦东的变化令外国人目瞪口呆。中国经济发展也为国际经济做了很大贡献，1997年至1998年的东亚金融危机发生时，人民币没有贬值，对东南亚经济在短期内得到恢复和增长起了很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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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改革在80年代已经取得了许多实实在在的成就，但是，国际上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却一致不看好中国。参与了苏联、东欧改革的许多哈佛大学、MIT的经济学家堪称是大师级的人物，许多前沿理论都是他们研究、发展出来的，但他们为什么无法预测、解释推行“休克疗法”所带来的困境，又为什么不看好中国的经济转型呢？我认为除了这些经济学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计划经济形成的原因和经济系统转型的实质问题的认识不够外，最主要的问题还在于现有的主流经济学理论本身在分析转型问题上存在着先天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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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中国经济 [:1704487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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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中国经济 二、自生能力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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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代经济学的暗含前提和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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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应该能够用来解释和预测现象，若不能如此，则说明这个理论有根本的缺陷。现在发达经济国家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用来解释发达国家的经济现象是非常合适的，但用来解释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现象却未必合适。新古典经济学有一个“理性人”的假设，即在各种的可能的选择中，一个决策者永远会做最符合他的目标的选择，这个假设是大家熟悉的。但是，还有一个假设暗含在现有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被经济学家不自觉地当作经济研究、经济理论的既定前提，我称之为“企业是有自生能力的”假设。对于“自生能力”（viability），我在第五讲给出的定义是，“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只要有着正常的管理，就可以预期这个企业可以在没有政府或其他外力的扶持或保护的情况下，获得市场上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润率。”在企业都具有自生能力的暗含前提下可以推论，如果一个企业在竞争的市场中并未获得大家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润率，则一定是由于缺乏正常管理。其中可能的问题来自于公司治理、激励机制或是产权问题，也可能有政府对企业经营的不正当干预问题。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确实表现出了这些问题，在这个理论框架之下，社会主义经济转型的成功，有赖于消除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妨碍企业正常经营管理的产权、公司治理和政府干预问题，让企业能够有正常的管理。“休克疗法”就是建立在上述的理论基础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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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生能力的理论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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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理论是用来解释经济现象的，新古典经济理论发展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所要解释的是发达经济国家的现象。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假定企业具有自生能力是合适的，因为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中的政府，除了很特殊的产业中的企业外，一般是不会给予企业补贴和保护的。一个企业如果在正常管理下，大家预期它不能赚得市场上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润，那么根本不会有人投资、建立这样的企业，如果这样的企业因为错误的信息和信念而被设立起来，投资者也会用脚投票而使这家企业垮台。所以，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上存在的企业应该都是具有自生能力的，也就是，只要有正常的管理就应该能够赚得正常的利润。既然如此，发达国家主流的经济学用它作为暗含前提来构建理论模型是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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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这本书中，我们已经一再讨论，事实上在转型经济和发展中国家，很多企业是不具自生能力的，也就是即使有了正常的管理，在竞争的市场中也无法获得大家可以接受的预期利润率。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中，一个企业是否能够获得可以接受的利润水平，亦即是否具有自生能力，取决于它所采用的技术和所在的产业特性是否和这个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相一致。如果不一致，这个企业即使有很好的管理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也不能获得可以接受的利润水平，它的存在有赖于国家的保护和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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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企业的自生能力决定于其产业、产品、技术选择，说明这个概念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日本的农业。日本的农业以小农为主，农场主既是所有者也是经营者，所以不存在产权的问题，也不存在任何信息不对称和激励不相容所导致的公司治理问题。但是日本是一个土地极端稀缺的国家，在土地密集型的农产品（如粮食）上不具有比较优势；日本又是一个劳动力价格极端昂贵的国家，在劳动力密集型的农产品（如蔬菜、水果）上，也不具有比较优势。日本农业的精耕细作在世界上是有名的，但是，日本农场的生存有赖于日本政府的高额财政补贴和关税保护，如果日本政府开放农产品的自由进口，日本绝大多数的农场都要倒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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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农业精耕细作的传统是由于土地面积狭小所形成的，目前劳动力价格昂贵又成为新的制约因素（图为日本明仁天皇在居所内收获水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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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国家的许多国有企业也和日本的农场一样存在着自生能力的问题。因为在转型经济中的许多国有企业是政府为了尽快赶上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水平而违反其比较优势建立起来的，尤其重工业中的大型的国有企业更是这样。转型国家，如俄罗斯、中国等，在还没有实行计划经济之前原本是资金稀缺的落后的农业国家，在一个资金稀缺的发展中国家要发展不符合比较优势的资金密集型重工业项目必须克服许多困难。这些国家一般因为经济剩余少而导致资金短缺，因为出口少而导致外汇短缺，又因为剩余分散而导致资金动员困难。这些困难与重工业项目大、建设周期长、关键设备和技术需要大量进口，以及一次性投资特别大的特点刚好形成了矛盾。因此，政府为了使周期长的项目能够被建立起来，只好把利率压低；为了让这些项目能够以低廉的价格进口机器设备，只好扭曲汇率，人为抬高本币价值；为了集中剩余，只好让已经建成的企业有很高的利润，以作为下一个投资项目的资金来源，而要让已经建成的企业有很高的利润，就要压低包括工资在内的各种投入的价格，并且要给这些企业在产品市场的垄断权。这些价格信号的扭曲必然造成资金、外汇、原材料和生活必需品的供不应求。为了保证稀缺的资源能够被配置在要优先发展的产业和项目上，就必须要有国家计划，并且用行政的方式按照计划配置资金、外汇、原材料等，从而形成了传统的计划配置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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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价格扭曲并且用计划替代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体系中，如果企业是私人拥有，那么国家就无法保证以价格扭曲集中起来的剩余会按照国家的计划再继续投资到重工业项目中去。因此，国有化成为政府直接掌握这些剩余支配权的一个制度安排。在上述的计划体制中，一个企业所在的是政府所要优先发展的最终产品部门，其产品市场是垄断的，价格会很高，而且可以享受各种廉价的投入，必然有很高的盈利；反之，如果其所在的是生活必需品或重工业投入品的部门，其产品价格被人为压低，很可能经营再好也有亏损。因此，一个企业盈利或亏损，很大程度上并不取决于经营的好坏，而取决于这个企业在整个产业链当中处于什么地位。在信息不对称、激励不相容而且缺乏市场竞争的情况下，政府不知道一个盈利企业该有的正常盈利水平、也不知道一个亏损企业该有的亏损水平。如果给企业自主权，企业经营人员容易产生多吃、多拿、多占的道德风险。为了防止利用价格扭曲创造出来的剩余被企业侵占，就剥夺了传统计划体制里国有企业“人财物、产供销”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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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传统的经济体制中全面扭曲资金、外汇、原材料、工资、物价等各种价格信号，以计划取代市场配置、剥夺企业经营自主权的各项制度安排，内生于发展战略所要优先发展的企业没有自生能力的现实。这种安排用现代经济学的术语来讲是在限制条件之下的“次优”选择。通过它可以把分散在各个产业部门的剩余最大程度地集中起来，投资到政府所要优先发展的项目里去。所以，像中国这样落后的农业经济，也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建成完整的重工业体系，试爆原子弹，发射人造卫星上天。但是，资源配置的效率低，而且，企业因为没有自主权，干得好的企业和干得坏的企业以及干得好的工人和干得坏的工人待遇一样，导致积极性差，整个经济的效率非常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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