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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转型经济中，大量的企业是不具有自生能力的，并为了扶持保护这些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由此而内生出一系列干预市场运行的制度安排和后果。那么，以企业具有自生能力为暗含前提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为工具来分析这些国家的经济现象和问题时，提出的政策建议与推行的结果达不到预期的效果，甚至事与愿违，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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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中国经济 [:1704487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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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中国经济 三、现实观察与理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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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古典经济理论下的政策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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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华盛顿共识”的提出与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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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主义国家可以看到很多扭曲的现象，存在公司治理、政企不分、裙带关系、政府对金融和外贸的干预等一系列问题，导致经济效率较低。这些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内生于政府的发展战略所要建立的企业是没有自生能力的这一事实。如果企业自生能力的问题不解决，而政府又不愿意或不能让这些企业破产，那么这些扭曲和干预就无法根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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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必然受到头脑中理论框架的限制（诺斯，2002）。现代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暗含企业有自生能力的假设，当受到这个理论体系训练的经济学家，看到转型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在新古典经济学体系里已证明会降低经济运行效率的公司治理、产权、政府干预等问题时，他们就会认为现有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是分析转型中国家问题的合适工具（Murrell，1991），而忽视了这些问题其实是内生于政府试图去建立的企业是缺乏自生能力的。于是，当社会主义国家请国际上著名的经济学家来帮助设计改革方案时，提出的方案、政策只强调产权私有化，放弃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实行完全市场化等，而且，在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间会有出乎寻常的共识（Summers，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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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新古典经济理论来制定改革政策的最具体和集中的表现就是所谓的“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其内容有如下几项：强化政府的财政纪律，增加政府在改进收入分配和过去受忽视而又有高回报的领域的公共投资，扩大税收的基础，统一汇率，贸易自由化，消除外国直接投资的障碍，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放松对市场准入的管制和保护私有产权等（Williamson，1997）。社会主义国家转型时，外国经济学家提出的“休克疗法”，其实也是依据上述共识而设计的（Kolodko，2001）。由此，我们也就明白为什么在90年代初，国际经济学界普遍看好推行“休克疗法”的苏联、东欧的改革，而不看好实行渐进式改革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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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不仅影响了发达的市场经济中的主流经济学家对其自身问题的看法，而且当他们在分析其他国家、其他经济体系的问题，或其他国家的经济学家在思考他们的问题时也不自觉地以此为参考的框架。例如，在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著名的社会主义大辩论，不管是赞成方的奥斯卡·兰格，认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可以利用模拟市场的方式使资源配置的效率高于市场机制（Lange，1936，1937），还是反对方的哈耶克和米塞斯，认为计划经济不能克服信息问题而必然失败（Hayek，1935），两方其实都以社会主义国家所要建设的企业是有自生能力为暗含前提。在社会主义国家，科尔奈是分析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最杰出经济学家之一，他的最大贡献是提出了预算软约束的概念（Kornai，1986）。在许多社会主义国家里，经营不好的企业随时可以跟国家要更多的优惠和更多的补贴。而在市场经济国家中，经营不好则要破产。科尔奈认为预算软约束是国有企业缺乏改进生产的积极性、道德风险普遍存在的主要原因，而预算软约束的存在则是因为社会主义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父爱主义所致，所以，要提高企业效率，必须进行产权改革，切断企业与政府的关系以消除预算软约束。在科尔奈的理论体系中不自觉地也把国有企业具有自生能力作为前提。但是，社会主义经济中预算软约束的产生其实是因为企业没有自生能力，在竞争的市场经济中没有人会去投资、经营，为了把这些企业建立起来，政府就必须负起保护和补贴的责任。但因为信息不对称，政府并不知道要多少保护和补贴才够，因此，企业会把因为经营不善引起的亏损的责任也推给政府，说是政府的保护和补贴的力度不够，在政府不愿让这些企业破产、又对其亏损负有责任的情况下，就形成了预算软约束的现象。企业预算软约束的根本原因在于企业自生能力的问题，而不在于社会主义政府的父爱主义。因此，即使在非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有由政府推动而建立起来的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预算软约束的问题同样会存在。例如，具有赶超特性的韩国的大企业集团就是一个例子。同时，在社会主义国家，即使推翻了社会主义政府，将企业私有化了，企业预算软约束的现象也不能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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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苏东的改革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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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公司治理、政企不分、国有化、市场扭曲等一系列问题是由于内生于政府所要优先发展的企业不具有自生能力，那么，不解决企业自生能力的问题，而按新古典的经济理论来改变产权安排、政企不分、公司治理等，其结果不仅不能达到政策设计当初的预期，而且，经常使问题更为恶化。在苏联、东欧换掉了社会主义政府，推行了“休克疗法”，实行了私有化，并未能消除企业的预算软约束，而私有化后的企业经理向国家要保护和补贴的积极性反而会高于国有企业。据1996年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和2001年的《改革的第一个十年》的研究证明，苏联、东欧在全盘私有化以后，政府给国有企业的扶持不仅没有减少，有些反而还在增加。同时，转型前推行的是统收统支，转型后政府的税收能力大大降低，在给予企业的扶持不能减少的情况下，出现恶性通货膨胀也就不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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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的改革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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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按现有的经济理论设计出来的“休克疗法”在苏联、东欧的推行没有产生预期的结果，而且在我国按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或发达国家的经验设计的改革方案，也经常遭遇和“休克疗法”同样的命运。中国改革从1978年开始，效果最显著的是邓小平总结出来的两个“意想不到”：第一个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巨大的生命力和对农业的巨大推动力；第二个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巨大贡献。而这些并不是改革者事先设计出来的，而是农民在实践中自发推动的改革措施。中国改革的进程中，由政府设计出来的改革方案，有不少的命运和苏联、东欧的“休克疗法”一样。以国有企业的改革为例，改革初期，认为国有企业的问题在于，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缺乏自主权，盈利的企业和亏损的企业、干得好的工人和干得坏的工人在激励上没有差别，因此，推行了放权让利的改革，扩大了厂长、经理的自主权，让企业分享一定比例的效益。这种改革措施在试点时有效，全面推广后就无效，形成所谓生产率提高利润率却下降的现象。于是，理论界认为是产权安排不完善，国有企业归全国人民所有，但交由厂长、经理管理，出现产权缺位，没有人真正关心国有企业的保值与增值。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改革的方向转变为明晰产权，推行现代企业制度，建立董事会、监事会等。产权安排和公司治理最完善的应该是股份制公司，因为股份公司上市之前有多少资产是要评估确定的，上市以后，有一部分股份归国有，一部分归非国有的股东所有，除了董事会和监事会外，非国有的股东应该会为了自己的股份的保值和增值而关心公司的经营、管理，国有大股东就能搭非国有股东的便车而获取企业管理改善的果实。可是这一措施推行几年后，上市公司的各种指标基本上与未上市公司没有两样。开始时，以为非国有股东都是散户，每个股民对每家企业拥有的资产比例非常少，因此对管理企业、监督经营没有多大积极性。因为即使由于他们的努力而使企业经营好了，每个股民也只不过拿了改善经营绩效的万分之一或几万分之一，所以他们不关心企业的经营管理，只注意股票价格的涨跌，造成股市很大的投机性，一张股票一年被炒卖好几次，基本没有人长期持有股票。后来，理论界认为国外的股份公司大部分的股票是机构投资者拥有的，一个机构投资者可能拥有一家企业股票的5%或更多，而且作为机构投资者可以请专业人员对企业的各种报表进行分析，真正形成对企业的有效监督。为此，我国在1998年引进了投资基金。但引进基金以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股票市场的投机行为并没有减少，反而更糟，这些机构投资者不仅投机而且还坐庄，操纵股票的市场价格。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实还是由于这些上市公司并没有解决自生能力问题，因此在竞争的市场中不能盈利。不能盈利就不能有分红，散户拿了不能分红的股票等于是一张废纸，当然只能靠股票价格涨跌的投机行为来获利。而机构投资者虽然拥有企业的很多股票，但它们同样不可能靠长期持有不分红的股票来获利，但是，而且它们可动用的资金多，而流通的股票少，当然可以通过操纵股价涨跌来获利。这样看来，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现有的理论设计，或是照搬西方的经验之所以不成功，原因就在于这些理论的前提以及西方企业普遍存在的前提与我们的企业特性是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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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其他国家的赶超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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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自生能力不仅是转型国家中最核心的问题，而且在发展中国家也普遍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取得独立的一些非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的政治领导人，看到发达国家的工业化水平对其政治、经济力量的决定作用，但是没认识到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是内生于其要素禀赋结构的，于是试图在自身比较优势不具备的条件下去发展和发达国家同样水平的产业，于是靠对要素价格、金融体系、国际贸易、投资等进行了一系列的干预而把这些产业建立起来。但是，这些产业中的企业是没有自生能力的，只有在政府的持续保护和补贴下才能生存，而政府对价格信号、资源配置、市场竞争的干预必然导致寻租行为的横行和裙带资本主义等现象，从而使收入分配不公，效率低下，经济、社会不稳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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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思想不仅存在于发展中国家，即使在一些新兴工业化经济中也存在，韩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中国台湾地区的人均收入比韩国高，但韩国的大企业集团与台湾地区的同类企业比较，在技术、资金密集程度上高了一个档次。在1998年的这场东亚金融危机中，台湾地区的汇率只贬值了15%，而且除了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资本账户没有开放的中国大陆以外，台湾是在东亚地区唯一维持正增长的经济，1998年达4.5%，1999年达5.7%。在这个恶劣的环境中能维持这样的增长率，证明它的企业是有竞争力、有自生能力的。而韩国经济在东亚金融危机中崩溃了，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申请援助，以渡过难关。在推行了IMF的援助条款、取消了对大企业的各种保护补贴以后，目前韩国的30家大企业集团有17家已经破产了。这表明这些企业是没有自生能力的，在竞争的市场中，如果没有政府的保护是难以生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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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场经济国家，政府对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的保护手段与社会主义国家的保护手段很相似，政府压低利率，对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方向进行干预，用廉价的资金来支持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并对进口贸易设置各种障碍，使得这些企业免于和发达国家的企业竞争。没有比较优势而靠政府的保护和补贴建立起来的企业难以创造真正的剩余，而有比较优势能够创造剩余的企业在政府的歧视政策下难以发展，因此，整个经济可以动员的资金将逐渐枯竭。如果像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国家那样不对外举债，那么经济发展将陷入停滞的困境。如果像拉丁美洲国家或东亚金融危机前的韩国、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国家那样允许政府或企业对外举债，那么最终将出现债务危机（Krueger，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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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国家出现债务危机时，在目前的国际金融框架下，只好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寻求援助。IMF在给予贷款时，通常会附带一个“援助条款”（conditionality），要求受援国家进行一系列改革。这个“援助条款”的基本理念就是建立在现代经济学理论基础上的“华盛顿共识”。这些条款要求解决宏观政策扭曲、政府对银行和企业的干预、公司治理等方面的一系列问题，但由于这个共识的理论基础假定了企业是有自生能力的，所以在上述诸多措施中不仅没有任何一项是用来改善企业的自生能力的，而且，有多项实际上是取消了对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的保护和补贴。如果像韩国和有些市场经济的国家，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仅是经济中的一小部分，那么一步跃过鸿沟是可能的，实行这个共识的改革措施以后，经济效率的提高可以抵消这些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的破产所带来的震荡而很快恢复增长。可是，如果像转型中国家那样，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在经济中占有重要份额，“休克疗法”推行的结果，国民经济的增长就不会是像“J形曲线”的稍微下滑后很快就恢复增长，而可能是“L形曲线”那样的急剧下滑后陷入长期停滞而后才恢复一点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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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为联合国下属机构，世界银行主要支持发展中国家长期项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要通过提供短期贷款帮助成员国平衡其国际收支（图为世界银行（左）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右）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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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缺乏自生能力既然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转型中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普遍问题，那么，在研究和解决这些国家的问题时，就不能再把企业具有自生能力作为经济理论分析的一个暗含的假设，而必须把企业是否具有自生能力作为任何发展和转型问题的理论分析和政策制定时的具体考虑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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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古典经济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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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现代的新古典经济学本身也是在放弃一些不合实际的、暗含的基本假设而不断发展深化的。现代新古典经济学分析的基本框架，在1890年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出版的《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中即已粗具雏形。在马歇尔的理论体系里，除了本文所提出的、到现在还为经济学家普遍接受的企业具有自生能力的暗含假设外，还假设了信息是充分、对称的和交易费用不存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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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理论是解释人们所观察到的和预测将发生的经济现象的工具。按照弗里德曼（1953）的观点，一个理论是否可以被接受不在于假设是否和实际条件一致，而在于理论的推论是否和现象一致。马歇尔的理论体系在解释和预测众多经济现象上非常有力，例如某种商品的价格上涨，人们购买该种商品的数量通常会下降。但是，这些暗含假设也限制了马歇尔体系对某些现象的解释力。例如，在完备信息的暗含假设下，每种商品在竞争的市场中就只会有一个价格，因此，就不该出现所谓的“货比三家不吃亏”的现象。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教授乔治·斯蒂格勒的最大贡献之一就是放弃了完备信息的暗含假设，提出了信息不充分，信息有价值，信息的获取有成本，使信息成为现代经济分析的一个重要考虑变量，这也是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重要原因之一。新近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乔治·阿克罗夫和迈克尔·斯宾塞则进一步提出，不仅信息是不完备的，而且信息的分布在生产者、消费者、所有者、委托代理者之间是不对称的，所以会出现道德风险问题，因此必须有各种制度安排来克服信息不对称的问题，经济才能有效运行。另外，根据马歇尔的体系，市场竞争的资源配置是最有效率的，按此难以解释为何存在非市场配置的企业，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纳德·科斯的贡献则在于放弃了马歇尔体系中市场交易没有交易成本的暗含假设，开启了现代经济学对契约、产权和非市场制度的研究，形成了交易费用学派。